联合作战需要这种新的指挥方式
未来联合作战，从理念到行动都发生了和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面对这些新情况，使用什么样的方式进行指挥才能提高指挥和作战效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历史性课题。并行指挥作为一种新的指挥方式，适应信息化联合作战的需要应运而生。并行指挥，是联合作战过程中多军兵种多级多位指挥员依据联合作战指挥员的统一意图、依托一体化指挥信息系统同时展开指挥的一种指挥方式。注重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对于推进作战指挥理论创新和解决联合作战指挥领域的现实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联合作战的本质，是高效能作战。联合作战不等同于多军兵种部队集合在一起共同完成一项作战任务。一人发令三军行动，不是联合作战；一令一动，也不是联合作战；等待命令采取行动，更不是联合作战的初衷。联合作战所要达成的实质性目标是：同一目的、统一意图，不同手段、各显所长，信息共享、行动相辅，效果互利、多方共赢。其根本目的是多军兵种部队通过联合采取作战行动，谋求更大的军事效益。实现这一目的，组织指挥是关键。诸军兵种部队联合参战，统得过死，参战部队不能自主行动，积极性和联合作战的功能作用发挥不出来；放得太开，参战部队强调以我为主自由行动，联合作战的整体效能又会受到影响。这无疑对指挥方式提出了新的需求。
联合作战的本质及对指挥方式提出的变革性要求，启发我们围绕“统一意图下的自主指挥、自主协调”的思路创新信息化作战指挥的新方式。其实，自主指挥、自主协调的思想古已有之。《孙子兵法》“计篇”中的“五胜法则”，其一讲的就是“将能而君不御者胜。”联合作战指挥员对于参战军兵种指挥员，同样应运用这一思想。在统一意图下，各军兵种部队同时行动，方能满足信息化战争“以快制慢”的要求。在敌人的指挥周期内打击敌人，使敌无还手之力的基本条件，是各参战军兵种部队在有限时间内通过“自适应”“自组织”融为一体的作战行动，对敌实施自主而有重点的有效打击。
近期的局部战争实践告诉我们，围绕“统一意图下的自主指挥、自主协调”的高效指挥方式已初露端倪。阿富汗战争中，美军特种作战部队与其他军种依靠网络中心提供的强大信息，首次尝试了互访式指挥，使定点清剿与机动搜捕相结合的作战行动，取得了明显成效。美军预言，互访式指挥将成为未来战术级作战行动的主要指挥方式之一。伊拉克战争中，美军实施了真正意义上的网络式指挥。按照美军的观点，网络式指挥的实质是通过网络对分布在不同空间位置的各种类型的作战部队的一体化“无缝隙”控制，它是未来信息化战场上扁平式指挥体系在作战指挥活动中的一种崭新的表现方式。可以看出，这些指挥方式将广泛运用于未来作战，并可有效提高军事效益。但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指挥员在运用上述指挥方式组织指挥作战的过程中，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着指挥环节多、指挥流程复杂等问题，多级多位指挥员难以同时展开组织指挥行动，离“自适应”“自组织”的要求仍有差距。那么，究竟什么样的指挥方式才能真正实现由“分层决策、逐级协调”变为“一级决策、多级协调”的联合行动效果呢？并行式指挥应运而生。这种多军兵种部队围绕统一意图的高效作战行动，多级多位指挥员同时指挥诸军兵种部队作战的方式，就是并行式指挥。
在信息技术落后的冷兵器时期，部队主要是通过骑兵来通信，传递战场信息较慢。这种条件下，如果统帅一味将指挥权力集中于自身，往往会贻误战机而导致失败。如在隋朝第一次东征高丽的战争中，虽然隋军发兵113万，兵力上大大优势于高丽，但是由于指挥权高度集中于杨广一人手中，而杨广又坐镇于远离战场数百公里外的辽东城中进行指挥，结果隋军大败。因此，在这一时期的战争中，统帅通常是委托前线指挥员实施作战指挥，采取的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极端分权式指挥。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到19世纪末，电报、电话和无线电通信陆续发明并投入实际运用，对指挥活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此，恩格斯曾说，“不采用电报，就绝对不可能指挥他们。”而且正是由于有了电报，过去那种集战略家和战术家于一身的指挥方式才得到改变，并出现了新的分工，即战略行动由一个中枢地点用电报手段来指挥，战术行动则由各战场指挥员现地指挥。
20世纪初叶，通信技术的发展，无线电收发报机在军事领域得到了广泛运用，使得统帅对部队的控制能力大大提高。因此，在这一时期的作战指挥中，运用指挥方式的灵活性得到了加强，指挥员基本上抛弃了以往那种极端分权的指挥方式，取而代之实行的是以集中指挥、分散指挥，以及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指挥。尽管各国军队的指挥传统有别，在指挥方式的运用上各有侧重（如德军更加强调委托式指挥，美军更加强调任务式指挥，前苏军更加强调集中指挥等等），但有一点则是相同的，即各国军队在作战指挥中已经将集中与分散指挥有机地结合起来运用。
20世纪50年代末，随着“赛其”指挥信息系统的研制成功，作战指挥进入了全新的自动化指挥时期。战争实践表明，这一时期的作战，各军兵种、各部队之间的通信联系更加密切，呈现出一体化的趋势。由于指挥保障技术更加成熟，作战指挥也有了新的发展。就指挥方式而言，指挥员通过指挥信息系统及时了解战场态势，增强了作战指挥过程中集中与分散指挥的灵活转换，从而使集中指挥与分散指挥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了某种程度的融合。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使得支持传统指挥方式运用的手段插上了信息化的“翅膀”，尤其是随着网络化指挥信息系统投入战场使用，作战指挥方式将产生革命性的变革。未来联合作战中的指挥活动，将依靠无缝链接的通信网络、全天候的实时传感器网络、及时完善的精确数据库，以及由此产生的供指挥员与整个指挥环节使用的近实时态势感知，在完善的网络化指挥信息系统支持下，多级多位指挥员可以在统一意图下依据实时战场态势，而不是上级的具体命令展开组织指挥活动。这种情况下，指挥职权的运用方式将更具灵活性，围绕“统一意图自主指挥、自主协调”的并行指挥，将作为一种新的指挥方式凸显战争舞台，多级多位指挥员将围绕实时的战场信息和上级意图，灵活开展组织指挥活动，提高作战指挥时效。
作战指挥发展史表明，创新是作战指挥理论形成与发展的基石。当今系统的作战指挥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就是在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催化作用下形成的。从而，既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军事理论，又有力地指导了现代局部战争实践。
指挥理论的创新发展得益于新兴科学理论的指导。李际均将军在《论战略》一书中写道：“现代作战环境和作战手段，几乎强制地迫使我们按照现代系统科学方法去解决军事指导问题。因此，应当把反映客观规律的现代思维科学和方法论的成果，诸如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等，加以吸收和改造，纳入军事辩证法的科学领域，以解决时代面临的军事新课题，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和新范畴。”作战指挥理论的创新发展，正是人们在不断地汲取新兴科学的最新知识和最新成果的基础上，才不断地得到进步、发展和完善。例如，系统论的方法是把研究对象作为一个完整系统进行结构功能分析，在此基础上，描述、解释和预言系统在各种条件下的行为，并从中优选出最符合目的的系统行为。联合作战指挥本身可以看作是一个典型的具有多层次整体性的系统，联合作战指挥系统各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处于有机的复杂的联系之中。表现在纵向上的隶属关系和横向上的协同关系。它们之间存在着物质、能量和信息等方面的交互关系。因此，在研究联合作战指挥理论过程中，通过采用系统论方法，以系统论的基本原则为指导，把联合作战指挥系统各要素纳入到其发挥作用的具有多层次整体性的系统中，从而达到了发挥联合作战指挥系统中各组成要素整体作用的目的。
指挥理论的创新发展使指挥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变化。指挥理论的创新发展，是既全面又具体的。就指挥方式而言，由于信息技术的催化以及新兴科学理论的指导，产生了革命性变化。例如，融合了系统论、控制论等为指导的指挥控制战理论的诞生，使传统的指挥方式向具有“权力边缘化”特征的并行指挥方式发展。如前所述，并行指挥是指挥职权分配和运用的一种革命性变革，主要体现在联合作战过程中的指挥。它是传统指挥方式的发展和完善，体现了集中指挥与分散指挥的有机结合。其形成和发展的基本依据，是基于复杂自适应系统理论。该理论的独创性、深刻性和最为核心的内容是“适应性造就复杂性”，认为复杂自适应系统的基本单元是“活的主体”。这种把主体的适应性和相互作用作为系统行为基础的思想，为我们研究作战指挥方式提供了新的思路。并行式指挥正是运用复杂自适应系统理论研究的新成果，是针对信息化军队和信息化战争这一复杂自适应系统而界定的新的指挥方式。它充分体现了在组织指挥活动过程中，多级多位指挥员这一“活的主体”，能够在统一意图下“自适应”“自组织”地开展指挥活动，从而成为联合作战最为需要的指挥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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