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西南联大，那些值得怀念的究竟是什么？
原载：《看天下》2017年第17期
作者：张渺
潘际銮收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录取通知书，是在1944年，那年他16周岁。
他出身书香门第，总听到父亲谈及工业救国。“当时想的是，等仗打完之后，就能去建设国家了。”在清华大学的办公室里，潘际銮笑着说。如今，他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被称为中国焊接第一人。
作为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的现任会长，潘际銮时常在许多场合回忆西南联大。他还记得母校的样子。泥土板筑成的围墙里，是120亩的校园，由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设计。
校门并不大，黑底白字的匾额悬在大门上方，进门就是一条稍宽的土路。教室的屋顶是铁皮的，宿舍的屋顶是草棚，夏天漏雨，冬天灌风。幸好昆明的气候好，不会冻着人。
战争年代，一间宿舍里，挤挤挨挨地摆着20张双层床，住满40个学生，没有多余的地方摆书桌。宿舍里没有灯，天一擦黑，就看不见书了。“窗户就这么大。”潘际銮伸出双手比画着，“木头格子上糊着竹子做成的窗户纸，半透明的，现在的孩子们都不知道那种纸了。”
“那时候，我们这些学生，总爱唱三首歌。”当着记者的面儿，潘际銮轻声哼唱起《松花江上》的第一句。“每个人都在想，总有一天要打回去。”第二首是《毕业歌》，田汉作词，聂耳作曲。歌词的第一句就是，“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第三首，就是西南联大的校歌《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进行曲》，填的是一阕《满江红》。
三校南行
西南联大的校歌，唱了8年零11个月，唱过这首校歌的老师和学子当中，后来有168人当选国家“两院”院士，有2人获得诺贝尔奖，5人获得科学进步奖。两弹一星功勋专家中，一半都是西南联大的学人。
“那个时候，国家都快要亡了，我们读书的时候，哪里会想着就业、赚钱啊这些事，都是想着学好了，怎么才能救国。”潘际銮说。
炮火降临在清华园的时候，后来的清华大学国学院创办人之一吴宓教授，正抱着被子坐在床上，墙壁因轰炸而抖动落土。哲学系教授冯友兰身穿长衫，戴着圆框眼镜，手无寸铁，却在国军撤出北平后，与同僚相约，一同巡逻护校。
南开大学是天津的抗日中心，“七七事变”之后，遭到日军连续数日的飛机轰炸，三分之二的校舍在火海中毁于一旦。
当时在南开就读的学子申泮文，亲眼看着“挂着日本旗子”的飞机，从南开校园上方飞过，将炸弹丢下来。申泮文后来去上海参加了淞沪会战，之后又去了昆明，继续在西南联大就读。
这些故事，都被作家张曼菱记述在著作《西南联大行思录》当中。
张曼菱出生在昆明，打小就听着父亲讲述西南联大的人和事。1978年恢复高考，她考入了北京大学。20年后她回到云南，开始寻访西南联大的学人。2007年，《西南联大人物访谈录》光盘制作完成，时长近900分钟。她把这项工作称作“抢救性工作”。
“有一位南开的老教授，每年到了7月29日这一天，都要穿着一身黑衣服在校园里走。”张曼菱说，“后来有人劝阻他，说现在学校对国际开放了，也有日本学生，这样做不合适。可是，记住曾经遭受的苦难，又有什么不合适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