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不住的历史车轮：从人类联结角度反思一战
十一月底英国，一边正在享受着黑色星期五狂欢，另一边纪念阵亡将士的罂粟花散见于教堂和各处纪念场馆，一百年前那场伤亡130万人的索姆河战役(1916年7月1日-1916年11月18日)刚刚结束。我之所以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念念不忘，在于它意味着经典社会学的衰落，几位社会学大家相继离世（涂尔干逝于1917年11月15日，齐美尔逝于1918年9月28日，韦伯逝于1920年6月14日）。令人扼腕叹息的同时，也促使我追问一战爆发的根源。
2014年11月底摄于巴斯教堂门前
一，引子：一战后欧洲的迷惘
“历史上有这样的时期，整整一代人陷入截然不同的两个时代，两种生活方式之中，对他们来说，任何天然之理，任何道德，任何安全清白感都丧失殆尽……哈勒尔就是那种正处于两种时代交替时期的人，他们失去了安全感，不再感到清白无辜，他们的命运就是怀疑人生，把人生是否还有意义这个问题作为个人的痛苦和劫数加以体验。”
——赫尔曼·黑塞《荒原狼》(1927)
“在我们的今天，我们的昨天和我们的前天之间，所有的桥梁都已断裂……没有一代人像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道德从原有的这种精神高度跌落到这样的衰败沦丧。”
——斯蒂芬·茨威格《昨日的世界》(1941)
“所有人都死了，走了，放弃了我们许下的誓言。曾经有过一个我们值得为之生、为之死的世界。这个世界灭亡了。新的世界与我无关。”
——马洛伊·山多尔《烛烬》(1942)
承平已久的欧洲经过一战摧残后经济破败衰落，精神萎靡不振，甚至试图从东方思想中寻求解脱之道，如黑塞《悉达多》(1922)。而国人也能看出些许端倪，例如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1915)主张“用儒家思想对欧洲社会进行改造”，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宣称“科学破产”(1919)。为何一战对欧洲人造成如此重大精神创伤？是战争的残酷吗？不会，欧洲人是见识过大场面的人，此前数百年间战争在欧洲并不罕见。影响全欧势力格局的就有1618-1648年三十年战争，1701-1704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40-1748年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803-1815年拿破仑战争，1870-1871年普法战争，可见战争并不是那致命一击。
或许可以回溯欧洲群体联结方式的转变历史，以此理解一战爆发的根源。
二，传统联结的解体及问题
封建社会时期，欧洲普通民众在物质上依附于封建领主，在庄园农场劳作或缴租从而获得人身财产保护；在精神上依附于基督教，出生接受洗礼，死前向神父忏悔，不过这种群体联结方式自16世纪开始产生变化。
物质依附方式的转变以英国为例。15世纪末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迅速增长的对外贸易刺激了英国羊毛出口业的发展，从而兴起牧场取代耕地的“圈地运动”（莫尔《乌托邦》(1516)），失地农民被迫离开封建领地进入城市寻找新工作。17世纪起英国开始农业革命，新式培育技术和机械化大大提升了农业生产效率，进一步分流出大量剩余农村劳动力。这些劳动力逐渐被18世纪下半叶兴起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所吸收，尔后19世纪下半叶开始的第二次工业革命诞生了集中生产的大工厂，工业中心集聚了更多人口。终于，依附于封建领主的农民成为集聚在资本主义下但相对自由的工人和市民。
精神依附方面，倡导人文主义的文艺复兴运动重新看待古希腊罗马时期的著作，彰显共和精神的作品尤其受到推崇，例如西塞罗的《论共和国》(51 BC)，质疑教会在世俗社会中的权力。另外，中世纪后期教会聚敛大量财产，腐败淫乱的丑闻散见于文学作品，如薄伽丘的《十日谈》(1353)。1517年教廷为了修建圣彼得教堂出售赎罪券，引起了路德的极力反对（《九十五条论纲》(1517)），申称“得神赦免的唯一途径是悔改”，即“因信称义”，无需用善行来证明自己。此后主张以《圣经》文本为权威的新教与以教廷为权威的天主教分裂，并且经由加尔文的“人在世间生活是为了荣耀上帝”（《基督教要义》(1536)）改革后，新教的世俗色彩更浓。同时，教会哺育下的科学在16世纪末开始反噬宗教权威，如哥白尼《天体运行论》(1543)，而17-18世纪启蒙运动中霍布斯（《利维坦》(1651)）、洛克（《政府论》(1689-1690)）和卢梭（《社会契约论》(1762)）等人提出的“自然状态下订立的契约”，用权力来自“人民的同意”取代了神意。至此，宗教权威大为削弱，人类精神得到自由。
19世纪末欧洲普通民众在物质和精神上实现了基本自由，享受着维多利亚盛世(1837-1901)。但自由在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无根，当原有群体联结方式被打破后，个体脱离群体而孤立化。无根状态下的个人失去了群体支持，一旦面临挫折更大可能走向自我毁灭之路，例如涂尔干证明了提倡个体自由的新教教徒自杀率明显高于倡导社会集体生活的天主教徒（《自杀论》(1897)）。另外，人虽然杀死了上帝，但在精神上依然需要一个“虚位的上帝”（尼采《快乐的科学》(1882)），毕竟以理性为支柱的世俗社会不可能解决信仰与人生意义问题。
“人信以为真的东西，其实都不过是一个神话；人看透了那都是神话，就不会再对什么信以为真了；可你活着就得信一个什么东西是真的，你又得知道那不过是一个神话。”
——史铁生《原罪宿命》(1987)
旧有的群体联结方式已经失效，需要新的联结方式，待选项包括社会运动领域中的“国际工人协会”即第一国际(1864)，社会科学界提出的“社会”（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1887)）和“有机团结”（涂尔干《社会分工论》(1893)）。可惜它们都无法成为团结群体的新图腾，唯有民族国家脱颖而出。
三，民族与国家的合作及强力
1.民族主义的起源与契机
欧洲中世纪学术和文学语言是拉丁语，文艺复兴时期但丁写作《神曲》(1307-1321)时使用平民语言（“意大利文”），希望普通民众能无障碍阅读，藉此呼吁对抗教皇势力。待到宗教改革时，路德为了从罗马教廷夺回对圣经文本的解释权，翻译了德语版《新约圣经》(1522)，借助新兴的活字印刷术而在德意志地区广泛传播。由此，借助印刷品的流传扩散，民族语言地位上升，从而奠定了民族主义的基础（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1983)）。
虽然18世纪的启蒙运动强调理性和绝对性，但物极必反，18世纪末开始的浪漫主义强调直觉，想像力和感觉，“拒绝稳固结构”（伯林《浪漫主义的起源》(1999)）。浪漫主义思潮亦催生了“注重国家语言和民俗的发展，强调地方的传统和风俗”的倾向，待到拿破仑战争时终于迎来了民族主义发展的契机。
1806年拿破仑迫使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放弃帝号，神圣罗马帝国正式解体，旗下的各公侯国无力单独抵抗拿破仑的侵略，需要一面新的旗帜来实现团结。民族主义夺得此殊荣，1807年哲学家费希特在柏林发表《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宣称“德国民族比其他民族更为优越”，标志着民族主义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2.中央集权的普及
中世纪的国王只是“众多领主中的最大一个领主”，对地方没有也无力直接管辖，导致“我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伴随着16-19世纪欧洲的战争频发，对战争资源动员能力的要求更高，如何高效组织资源成为各国国王必须思考的问题（蒂利《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1992)）。
中央集权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法国国王路易十四(1643-1715年在位)修建凡尔赛宫驯服和打击了地方贵族势力；宣扬君权神授，将法国教会置于国王权力之下；中产阶级被补充成为政府行政官僚，在完成绝对君权的同时也实现了中央集权。中央集权使得法国政府组织资源的能力大大增强，帮助路易十四赢得欧洲霸权，此后经由拿破仑战争而被欧洲各国纷纷效仿（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1856)）。
3.民族国家的合作与强力
拿破仑战争后期，民族主义与中央集权开始汇流，例如1813年普鲁士颁布《军事法》，20-40岁男子必须在常备军服役三年，然后转入预备军服预备役，“保家卫国”成为公民义务，民族国家体制初现端倪。
传统的王国体制下，继任者登基时可能因继承关系而发生领土变动乃至引来国外干预，如1740-1748年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出现过母语是德语而且无法流利使用英语的英国国王乔治一世(1714-1727年在位)，这些问题在民族国家体制下可以避免。而且民族国家的战争动员能力更加强大，1813年10月16日-19日的莱比锡战役，22万拿破仑联军对阵38万反法同盟军；一百年后，1916年2月21日-12月19日的凡尔登战役，114万法军对战125万德军。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在一战前证明了民族国家的强悍能力，此后欧洲各国投入到它的怀抱。
四，民族国家的内部危险
民族国家在展示其强力的同时也潜藏着危险。民族主义容易激发民族仇恨，普法战争后法国人对德国人的敌对情绪（都德《最后的一课》(1872)）。一雪前耻的“爱国主义”在法国民众中极为流行，尤其受到国家宣传鼓动时，极易形成战争狂热（勒庞《乌合之众》(1895)）。而德国经由民族国家体制的建立而获得统一后，俾斯麦试图停止民族主义的狂热，“以和平为目标稳定欧洲局势”，可惜已经无法阻止前进的历史车轮，1890年俾斯麦下野，德国与法国的生死决战箭在弦上。
另一方面，随着国家政府力量的增强，以往尚能制衡的社会力量被压制（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1856)和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1962)），导致战争宣传之下，尚存理性的反战声音被淹没。黑塞曾于战前在《新苏黎世报》上改写了一篇题为"哦 朋友们，不要用这种语气"文章，希望借此呼吁德国知识分子少一些民族情结，多一些人性，结果给自己引来了敌意，憎恨以及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