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派米簿所见的平民艰辛生活

如今随着社会生活的改善和富足，“平粜”一词已日益少见，我们也难以想象民众普遍缺米少粮的情景。近日，笔者发现的一本“赤坎市平粜会派米簿”可作为一份罕见的实物资料，带我们回顾抗战时期的艰辛生活和商人的救济纾困善举。

平粜历史由来已久，早在汉代已记入史册，初指荒年时官府将仓库积存的粮食平价售予民众。到了明清时期，官府创办与民间自行维护的社仓和义仓趋于普及，其在广东的推广更与宗族组织的发展密切相关。近代战乱和灾荒频繁，官府主导的仓储救济趋于瓦解，商人在平粜事务上扮演更重要角色。尤其是广东的商人具有颇强经济实力和发达海外网络，晚清民国时期，他们主导的善堂等慈善机构多次运米回粤平粜。

而“赤坎平粜会”既承袭广东商人的做法，也反映了抗战时期广州湾特殊环境之中的复杂角力。这本“派米簿”向左对折翻页，四面中两面有字，每面长宽约8×12厘米。派米簿的正面记录持证者的家庭信息。右侧两栏记录区域街道和门牌号数：西更楼第三直十八号二楼；左侧两栏记录户主姓名（缺损，笔者推测）为关长，丁口四名；下侧两栏，居上一栏缺损（只见“时间”两字）和留白，居下一栏米簿号数为947。除“西关楼”是蓝色木印外，其余皆用毛笔书写。该页正中有一处方形钤印，但文字已难辨认。此外，底部“义利行印”说明该证交由设在法国大马路的义利行印刷。

翻开证件，“广州湾赤坎平粜会”椭圆形图章钤在中央，恰好“骑”于两页对折处。右侧一页有持证者的购米记录，自上而下三行，从左往右三列。其中居右一列是毛笔写的苏州码：四斗、二零、一百，居中一列是红色木印“米款已收”，居左一列则是蓝色木印“取第一次”。这三列文字说明赤坎平粜会有较规范的工作安排，设置三道流程。虽然上下三行的文字内容相同，但从笔迹和印记来看，应是关长一家前后三次购米的记录。

赤坎平籴会派米簿（封面）

赤坎平籴会派米簿（内页）

这本派米簿不能告诉我们关于赤坎平粜会的更多信息，查阅1942年出版的《大广州湾》，可见“平粜局”位于赤坎文英街，其职能是“办理平粜，救济民食。”钱源初《抗战时期陈学谈的慈善行动》一文将“平粜局”归为较早成立的广州湾赈灾会分支（赈灾会设在广州湾商会内，负责“救济祖国伤兵、难民，办理地方灾难善后。”），似有不妥，实际上应是由若干赈灾会委员发起的独立机构。根据《大广州湾》记载，起初广州湾的平粜事宜确由赈灾会各委员策动组织，规定各商定根据营业规模出资垫款，用于从越南购米运回广州湾，每期办完将钱退还各商店。其后陈学谈愿意独力贡献巨资垫款，并得到高雷军政要人赖朝恩协助各区派发工作，将按包销售改为每人认购二斗。这期间的变化，正是陈学谈倾力支持下，赤坎平粜会进一步发展、继而自外于赈灾会的契机。《香港华字日报》1940年12月31日的一篇报道，留下赤坎平粜会过渡时期的重要资料。

该报道题为《广州湾米荒日趋严重  越米万二千包运赤坎平粜》，开篇写道广州湾米价飞涨，短短一个月内每担（百斤）中等米售价由国币七十多元涨到百元以上，平均一元购不得米一斤。记者将此严重情势形容为“达到顶点”，但广州湾法当局并无采取任何措施。据记者所言，赤坎公局长陈学谈不忍见到民众受生活所迫而苦不堪言的状况，于是从越南西贡方面购米一万二千包，由“大顺康”轮船（旅港富商许爱周经营）运回广州湾，转交广州湾商会办理平粜。由此可知，赤坎平粜会应是广州湾商会的下属机构。陈学谈对外宣称，每包米的售价仅收取“最低成本”，所有运费和伕力费都由他承担。故每担售价仅五十元，较市面米价低三四十元。不过商会为了更好分配，派出七支调查队入户了解各家庭人口数量，规定每人限购35斤，五口之家准购米一包（约180斤）。此后，商会向各户发放“平粜券”，“券面书明购米数量”。因此，我们今天所见的派米簿很可能就是这项善举的产物。陈学谈支持的平粜实行以来，中等人家很快买完一万二千包米，第二批运来的质量较次，也被贫苦人家一扫而空。陈学谈见反响热烈，承诺嗣后每月运米八千包。据《香港华字日报》所言，广州湾法当局不但袖手旁观，他们甚至直到西贡方面传来消息才了解详情。但两年后出版的《大广州湾》则说法当局予以协助，可能反映期间平粜工作颇受欢迎，引起法当局态度的转变。从客观环境来看，广州湾租借地拥有相对便利的海运条件，以及凭借复杂的国际政治关系而偏安一隅，使得平籴得以实施。至于当地商绅豪强的主观动机，则是众说纷纭。但就时人观感而言，似以好评为主。

1943年2月日军进驻广州湾，形势急转直下，许多中方机构和难民撤入大西南。但据沦陷区的《申报》1944年10月报道，米仍可以自由输入广州湾，因为“中日当局对于米粮入市，采取欢迎而给以便利的态度。其次，是广州湾的重要商人陈学谈、赖泽（时任广州湾商会会长）之流做米粮生意，决不想赚钱，居于一种代市民大量购进平价分售的地位。所以广州湾市民始终吃价钱不甚高贵的米。”

综上所述，赤坎平粜会的持续时间长达数年，似乎颇为有效地平抑米价，让平民百姓受惠。而且相比于赈灾会和各会馆间歇性、数量较小的免费派米，平粜更有利于保障长期的日常生活。不过，民间亦有传说陈学谈以“运米平粜”为掩饰，偷偷将鸦片烟土藏在米中，运回广州湾供三有公司之用。

这本派米簿的持有者关长可能是逃难而来的普通人，暂住西更楼一带的房屋。后来他的去向如何，我们无从考究。如今只见这件小小证件有多处破损，并有两道深深的折痕，可以想象其曾被揣在手掌中或口袋里，承载一家人日常粮食需求的希望。三次购米记录的重量都是四斗，合计约150斤，虽不算多，但也曾让这个家庭苟全于乱世。这些数字与《大广州湾》和《香港华字日报》相关记载略有出入，说明研究者有必要深入探讨广州湾平粜的具体情况。此外，湛江市档案馆存有一张“广州湾西营平粜委员会”的“凭证粜米”证件，样式与派米簿有所差异。赤坎和西营两地平粜机构的异同，也值得我们追问。这本派米簿历经近八十年的流传，无疑是一份珍贵的实物资料，反映抗战时期广州湾民众的艰辛生活。

撰文：吴子祺

校对：钱源初

编辑：大   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