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蒼然屏風上，此畫良有由”
——唐墓屏風式壁畫、文獻所見屏風畫與現實屏風畫
相互關係研究（五）
引言
一、唐墓屏風式壁畫的歷時發展
二、文獻所見唐代屏風畫的歷時發展
三、墓室與文獻所見屏風畫的共時性比較與歷時性關聯
四、墓室壁畫與文獻材料的選題傾向及其參考價值
五、唐墓屏風式壁畫、文獻所見屏風畫與現實屏風畫的關係
六、屏風畫題材歷時變化的動因
結論
前文已經將墓室屏風式壁畫、文獻所見屏風畫的各題材作為元素，兩者各自題材作為集合，作出了集合相交相並示意圖。但是，這個示意圖祇是兩者關聯的描述，兩者具體又是什麼關係？時間變換導致兩者的題材集合交並，說明了什麼？墓室材料與文獻材料各自的材料傾向，又會給兩者的關係、與現實屏風畫的關係帶來什麼結論？唐代現實社會上的屏風畫題材並非僅僅迎合畫壇的流行，也並非祇是實際畫壇題材發展的體現——屏風畫的題材選擇存在自身媒材的特殊與獨立。以初唐爲例，畫史記載的繪畫題材已涵蓋了佛道、古賢及現實人物寫真等各類人物；田家景候、樓臺、山水樹石等風景，甚至還有湖雁風景詩意[1]；四時花木、花卉、鳥雀、龍馬虎豹、鶴等花鳥動物；各類故事性描繪等，囊括了前文所述已知唐代的大部分屏風畫題材。換言之，隨時間流變的唐代各類屏風畫題材早在初唐就已在畫壇存在。但是，不論是墓室還是文獻所見屏風畫，都在一段時間內有特定的題材。通過瞭解墓室、文獻所見屏風題材的選擇，我們可以瞭解墓室屏風式壁畫、文獻所見屏風畫與現實生活中屏風畫的全貌的關係。經前文對現實屏風題材的畫史、詩文及各類史料的梳理可知，高士古賢的這一類人物畫可以體現出不同材料屏風畫的選擇傾向。於初唐時，現實中的屏風傾向於選擇功臣、古賢、高士類題材；於中唐時，傾向於選擇現實人物入屏風，直到唐末五代。墓葬中，初唐時，屏風式壁畫傾向於選擇古賢；漸漸的，人物服飾改爲時世裝束，模樣上更似現實高士；中唐、晚唐時，墓室罕見高士題材。在這種情況下，現實屏風畫的發展頗爲符合詩歌材料中文人對高士名人題材的選擇：初盛唐材料少，而中唐後會出現以現實人物作爲高士入屏風的記載。而墓室屏風在初唐及盛唐時頗爲符合繪畫史的記載：初唐以古賢爲主，盛唐比例減少，但仍是高士形象，但是從中晚唐開始，高士題材不再出現。這是墓室、文獻所見材料，與現實繪畫史中持續出現始終的高士古賢功臣情況相違的地方。仕女題材也可體現出不同材料屏風的選擇。文獻記載所見，較爲確切的屏風仕女祇存於盛唐晚期乃至晚唐的時期，與文人對仕女題材的關注歷程相類；墓室相關壁畫發展則更加貼近繪畫史中的仕女畫發展——從初唐即有女性存在，盛唐仕女出現頻率變高，中唐前期後，繪畫史中關於仕女畫家的記載相對缺失，在墓葬屏風式壁畫中，仕女圖像也消失不見。馬題材一例，情況類似。繪畫史所見，初唐即有馬圖；初唐至盛唐，馬題材尤其流行，盛唐又以韓幹、曹霸最爲知名。包含詩文在內的所有文獻所見的屏風畫，則是在盛唐時出現人馬題材，持續至中唐，其中，詩文所見的馬題材比文獻所見更晚，直至盛唐晚期之後纔出現吟詠的情況，詩歌題詠也以韓幹、曹霸的馬圖居多，可見當時因二人馬圖的極致興盛纔吸引到了文人。墓室屏風式壁畫發現了一例馬，時代為盛唐，與盛唐時繪畫史記載中畫壇畫馬的盛況呼應。山水題材也是一例。盛唐時，前述包括詩文在內文獻材料中的屏風畫記載，尤以山水畫為多，呼應了繪畫史與詩文中盛唐時期的山水畫熱潮，而盛唐時的墓室中，也出現了多扇山水屏風，可知這種熱潮的普遍。但在盛唐之後，畫壇的選擇、墓室的選擇與文人的選擇出現了不同。中唐晚期至唐末，山水屏風仍一直被詩人垂青，但是中唐時開始，墓室中亦沒有再出現山水屏風，花鳥成為唯一題材，呼應了繪畫史中所見中唐時花鳥畫崛起、山水畫開始衰弱的趨勢。似乎墓室屏風式壁畫的山水屏發展類似繪畫史中山水畫的發展，而文獻所見山水屏風畫的吟詠更匹配文人的選擇。花鳥畫本來較為無人問津，後來卻鋪天蓋地地盛行，屏風自然也難以脫離這一題材。初唐時，文獻所見的“雙花伏兔”本草屏風，呼應了繪畫史所記初唐王定的“本草訓戒圖”[2]以及其他花卉畫畫家的存在；墓室屏風式壁畫在初唐時尚不穩定，這種情況下出現了元師獎墓所繪花鳥、李徽墓所繪花卉，比例佔總數為少，更何況李徽墓的花卉繪製潦草，技法並不高超。在此時，文獻所見及墓室壁畫都能體現出繪畫史中所見畫壇花鳥畫已經出現、但不夠發達的特徵。盛唐時的畫壇上，花鳥畫得到了發展，包含詩文在內的文獻所見屏風畫卻反映不足，可體現詩人對此興致缺缺；墓室此時的花鳥非常圖案化，也證實了此時的花鳥尚未發展到一個高度，或是尚無更好的粉本或樣式傳入墓室。中唐開始，花鳥畫在畫壇極度流行，不過，中唐及晚唐前期，詩文卻缺乏花鳥屏風畫中的花鳥畫屏風，也導致了文獻所見花鳥屏風畫的不足。但是，墓室屏風畫在晚唐前的發展卻與繪畫史的發展一致——盛唐開始出現多例花鳥畫，中唐是現實畫壇花鳥畫全盛的時期，花鳥亦佔據了墓室所見的全部題材，中晚唐時期的唐安公主墓、趙逸公墓雖然地理位置不同，卻一致都是大盆花鳥畫。唐安公主墓建成之時與邊鸞在長安活動的時代相近[3]，《宣和畫譜》記載邊鸞的傳世作品中有《金盆孔雀圖》[4]，大盆禽鳥的元素與唐安公主墓、趙逸公墓匹配。五代時黃筌父子畫有《瑪瑙盆鵓鴿圖》《竹石金盆鵓鴿圖》[5]，《竹石金盆戲鴿圖》《湖石金盆鵓鴿圖》《牡丹金盆鷓鴣圖》等[6]，發展了邊鸞畫風，可見邊鸞畫中“大盆花鳥”的多見以及與此墓題材的聯繫[7]。墓室中的花鳥也不再如盛唐一般圖案化，可見在中唐時期開始，花鳥畫技法提升，這亦影響到墓室花鳥屏風式壁畫。鶴題材上，兩類屏風畫的選擇顯而易見。文獻中及墓室裏都有多例鶴，可見鶴是屏風畫媒材上的流行題材。但是，兩類屏風畫材料關於鶴屏的情況，卻不符合此前高士、山水、花鳥題材的情況，即文獻所見屏風頗符合詩歌中對某一題材的喜好歷程，而墓室屏風式中的符合繪畫史——這一次，墓室與文獻所見屏風的題材選擇歷程相似，也符合文人喜好的發展——皆是在盛唐以後多次、集中出現。其中的不同僅在於，文獻所見鶴屏從中唐錢起時即已流行，再由皮日休、陸龜蒙推廣；墓室鶴題材屏風式壁畫則暫不見於中唐，但在晚唐前期，即陸龜蒙、皮日休時期，佔據了一段時期內所有已知墓葬。此外，文獻及墓室材料中的一些題材佔比較少，如圖經籍類、樂舞、海圖、四時屏風、田舍、龍水、佛教異境、樓閣；有趣的場景比如醉猩猩；有藥用辟邪效果的貘及魁堆。這些題材在各類記載中佔比較小，雖然難以有更深層次的觀察，但是至少能在畫史記載中找到依據。綜上所述，兩類材料所見的屏風畫都存在自己的選擇。它們會在現實畫壇最流行的元素中選擇，但是並不會全盤吸收當下最流行的題材。比如，“松石”這個題材在繪畫史中出現廣泛，亦是詩人極爲喜愛和敬重的繪畫題材，但是即便松石出現在很多繪畫媒材，包括壁畫、障子之上，卻不見於墓室屏風式壁畫，也祇在文獻所見屏風記載中，被白居易間接提到了一次。文獻所見屏風畫、墓室屏風式壁畫中的題材皆可見於繪畫史，但使用頻率和時間有異。在整個唐代，文獻所見屏風畫的題材發展多與文人對某一題材繪畫的熱衷程度一致。墓室屏風式壁畫題材的選擇在晚唐之前，與繪畫史所體現的各類題材的興盛程度有關，在晚唐初期，則轉爲與文人對各題材的喜好相關，直至唐末五代。也就是說，現實生活中的屏風畫的題材受着流行畫壇的影響。因文獻性質問題，文獻所見屏風畫題材與繪畫史記載呈現偏差，其中涉及到文人的選擇。至於墓室屏風式壁畫，則緊跟着畫壇流行，與時俱進，並未閉塞於墓室系統及喪葬語境。墓室屏風式壁畫與其他材料的聯繫能證明墓室屏風式壁畫可作爲較爲可信的瞭解現實屏風畫面貌的來源。以更直觀的說法，若繼續將墓室屏風式壁畫題材、文獻所見屏風畫題材視作兩個集合，現實生活中可能的屏風畫全部題材也視為一個集合，那麼墓室屏風式壁畫的絕大部分題材、文獻所見屏風畫的題材都可以視作現實屏風畫題材集合的元素。或許至今還有其他未發現的題材，諸如東大寺藏《獻物賬》中提及的“素畫夜遊屏風”、“國圖屏風”與“子女畫屏風”，仍不能確定是日本國屏風獨有，還是受到唐代屏風題材的影響，所以文獻所見屏風式壁畫與墓室屏風式壁畫的並集，可能祇是現實屏風畫題材集合的真子集（圖三十九）。圖三十九 唐墓屏風式壁畫、文獻所見屏風畫與可能的全部現實屏風畫的題材集合示意圖（A表示唐墓屏風式壁畫題材集合，B表示文獻所見屏風畫題材集合，C表示可能的現實屏風畫全部題材集合（虛綫表示推測）；A集合在C集合外的部分為虛綫，表示這部分有因喪葬語境，而專屬墓葬題材元素的可能）[1] 《宣和畫譜》卷一“閻立德”條，頁12。
[2] 《歷代名畫記》卷九“王定”條，頁173。
[3] 邊鸞主要活動年代在唐貞元年間（785—804），參看罗世平《觀王公淑壁畫<牡丹蘆雁圖>小記》，《文物》1996年第8期，頁78—83。
[4] 《宣和畫譜》卷一五“邊鸞”條，頁164。
[5] 《宣和畫譜》卷十六“黃筌”條，頁175—177。
[6] 《宣和畫譜》卷十六“黃居寶”條，頁177—178；卷十七“黃居寀”條，頁190。
[7] 相關討論可參看劉婕《唐代花鳥畫研究》，文化藝術出版社，2013年，頁174—181。
此文原刊《藝術史研究》2019年12期，1—70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