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向前：我与同学管谟业——从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谈起（二）
朱向前
6 我猜莫言获奖的五个理由 第一，一个伟大的作家必须是恢弘的、长江大河式的，如巴尔扎克、托尔斯泰、肖洛霍夫等等。莫言的创作对 20 世纪中国农村的历史变迁、风土人情、人物命运等作出了全景式的描摹，创作内容丰繁而全面，显示出宏大的史诗气象。首先是体量庞大，成果丰厚：11部长篇小说、100多部中短篇小说，若干部散文集、评论、演讲集和话剧、影视剧本创作，作品总量多达约800万字，文集可出到20卷。而且在长、中、短篇小说、散文，在话剧、电影各个门类中都有精品、经典，甚至是顶尖之作。比如中篇《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球状闪电》《爆炸》，长篇《檀香刑》《蛙》《生死疲劳》，短篇《枯河》《白狗秋千架》《奇遇》《倒立》等等，都是杰作。散文《忘不了吃》是我迄今见过的写饥饿写得最为传神的文章。他参与的电影《红高粱》《太阳有耳》，分获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和银熊奖，根据小说《白狗秋千架》改编的《暖》获东京国际电影节金麒麟奖。如此大体量、高品质，并且这么全面，恐怕罕有其匹。
第二，作家超常的人生记忆力和想象力。光有经验，易拘于死板；光有想象，易流于虚飘。具有经验与想象的完美结合，才是一个优秀小说家的先决条件，二者缺一不可。莫言的书写深入扎实，力透纸背而又天马行空，神幻奇谲，融入了自己深刻的生命体验，显示了他超乎常人的人生记忆力和想象力。我阅读莫言的乡村小说，从早期《透明的红萝卜》到中期的《丰乳肥臀》，直至晚近的《生死疲劳》等，无论是天、地、人、畜，还是乡风民俗，无论是节气更迭还是四季景观，无论是农事稼穑还是邻里纠纷，从一草一木到一花一叶，从大牲口到小青蛙，乃至一只夏日黄昏的蜻蜓停留在荷叶上眼睛转动时折射出夕阳的反光，都栩栩如生，活色天香，传神写意，纤毫毕现。浑厚多彩如油画，细致精微似工笔，让人叹为观止。那简直就是中国北方农村生活的教科书加高密东北乡的芥子园画谱。按说，有过莫言这样乡村出身和生活经历的人何止千万，成为了作家的恐怕也不下四位数，但能从笔下呈现出如此斑斓多姿的中国北方农村原生态图景的却凤毛麟角。这当然关涉到一个作家才华秉赋的高下，而这才华秉赋的重要标志就是人生记忆力和想象力。
第三，塑造出大量的独特的人物形象，并在人物塑造中探究人性的深度。纵观莫言作品，已经为我们拉出了一个长长的北方中国农村的人物画廊，其中喧腾着、活跃着数百个命运迥异、性格卓异的各色人物，像“黑孩”、“我爷爷”、“我奶奶”、“上官金童”、“母亲”、“蓝脸”、“姑姑”等等，都成了中国农村人物的经典。同时，莫言又始终是站在人的角度上来写人。他写出了20世纪中国北方农村农民的苦难、悲惨，更写出了他们在苦难悲惨下面蕴藏的勃勃生机和顽强坚韧的生命伟力，写出了一种中国民间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同时，莫言又注重对人性探究的深度，几乎每一部小说都着力揭示了人性的光明与阴暗，始终在以一种清醒的姿态拷问着故乡土地上生存着的灵魂，且生动而完满地表达了对置身于大环境之中人的苦难与挣扎和对人性的拷问、关怀和悲悯。
第四，独步天下的语言风格和意象营造。以超常的记忆力、想象力和奇异的感觉为基础的莫言语言，具有一种汪洋恣肆、披头散发、璀璨炫目的“焰火”效果。读他的作品，就像观赏一场场创意独特的语言焰火，具有强烈鲜明的个人标识。同时，他又能在不同风格的叙述中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即便朴实如二踢脚，它的沉郁顿挫、猛烈、宏大仍然不同凡响，让你一眼就看出这是莫言。与此相同的是，他的每一部作品的意象也大都具有原创性、突破性和不可复制性。从早期《透明的红萝卜》中的黑孩，以及金色的红萝卜，到汪洋血海般“红高粱”，到《丰乳肥臀》的母亲与大地，到《檀香刑》再到《生死疲劳》的“六道轮回”……可以说，莫言的多数小说所选取的意象都能够覆盖主题，而且这个意象是丰富和复杂的，且在作品中得到完整而丰满的表达。像这样一部一个样，始终不重复自己的作家，在当代中国文坛也属个案。
第五，善于借鉴，中西合璧。莫言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根系的作家，但他又极善于学习和借鉴西方文学的手法：在文学领地的构建上吸收福克纳的“邮票说”，在高密东北乡建构自己的文学王国；而“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则来自马尔克斯，又与中国神魔大家蒲松龄等相嫁接；同时，他还接受克洛德·西蒙的影响，开放身体感官的写作，打通了五官的全方位感知，即融合了听觉、视觉、触觉、嗅觉、味觉的立体体验，超越了许多传统作家视觉和听觉的二维描写，如此等等。虽然新时期以来，国门洞开，学习借鉴甚至模仿成为当代中国文坛一大景观，但纵观下来，借鉴成功得法甚至超越者寥寥。要么一味模仿，最后丢了自己，如部分先锋派；要么一味固守，不免显出老旧，如少数乡土派。而莫言虽然主要是描写中国农村，但却又把土得掉渣的农村题材处理得相当洋气，也就是说他现代的叙事方式和结构的奇妙独特，狂放的想象力以及个性鲜明的语言特质等等，都容易被西方的翻译家、汉学家及广大读者所接受。这种风格在其他同样书写农村题材的作家当中是罕见的，也是独树一帜的。因此，莫言不仅超越了同时期的本土作家，还超越了同时代的许多外国优秀作家，甚至包括部分诺奖得主，这也正是我敢在20年前断言莫言必获诺奖的重要依据。
7 莫言获诺奖的三点意义或启示 第一，莫言一小步，中国一大步。虽然诺奖并不完美，甚至有重大遗漏，比如托尔斯泰、高尔基、左拉、瓦雷利、易卜生、契诃夫、卡夫卡、茨威格、乔伊斯、普鲁斯特、芥川龙之介、三岛由纪夫、劳伦斯、哈代、博尔赫斯、卡尔维诺、里尔克、纳博科夫、庞德，等等。这显示出诺奖的局限性和政治、文化偏见。但总体来看，诺奖还是涵盖了20世纪很多世界级优秀作家，而且他们逐步接纳了拉美及东方包括这次的莫言，说明他们也在不断克服自己的歧见和局限，显示出更广阔的包容性。同时，诺奖毕竟是百年老字号，一个奖项的权威性和影响力，除了公正、精准外，还需要稳定性和连续性。这次诺奖颁给莫言，对他个人而言，也许是一小步，但对于当代中国文学乃至文化而言，却是一大步。从一定意义上说，以莫言为标高的当代中国文学得到了世界文坛的认可，全世界对莫言、对当代中国文学乃至当代中国甚至中华文明也会刮目相看或重新考量。事实也确是如此，莫言的成功，往远里说，有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浸染；往近里说，有百年中国新文学的传承发展，还有若干被提名作家如林语堂、老舍、沈从文等前辈的托举。再加上30年来中国的整体崛起，谁也不能忽略中国的存在，真是天时地利人和。
第二，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自我提振和对中华民族传统(含民间文化)文化的重新认知。不可否认，随着读图乃至网络时代的到来，加上商品社会的效率原则，造成浅阅读的流行和文学的边缘化。文学界部分人士的自轻自贱再加上部分国外汉学家的歧见(如德国汉学家顾彬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垃圾论”)，一段时期以来，当代中国文学被弄得灰头土脸，不少好小说家纷纷下海“触电”。当此之际，抗击商潮、几十年坚持纯文学写作的莫言获奖，不仅让中国当代文学的作家们和理论批评家们为之一振，更让人们重新认识全球化背景下中华文明软实力的力量和威力，以及重新寻找我们每个人自己的历史方位和目标设定。同时，吸引国人关注莫言、关注莫言作品乃至整个当代文学，甚至思考“文学是一切艺术之母”的命题的当下意义。据《手机报》调查，有59%的人为莫言获奖感到自豪，这是一个客观、理性的，同时也是令人鼓舞的比例，它释放的是正能量。就像我在1996年撰文，提出“四不主义”，其二即是“中华文化不必妄自菲薄”，其三即是“世界文学不能缺少中国”。(《文学生长点：世纪之交的寻找与定位》，《文学评论》1997年第2期)今日回望，信然。
第三，加大“走出去”文化战略的实施力度，进一步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的软实力。虽然近年来，中国的电影、绘画、摄影、音乐、舞蹈、戏剧等种种艺术门类频频走向世界并且摘金夺银，但文学因为跨语言沟通的翻译局限，情形颇为纠结。众所周知，中华文明之所以能维系五千年不堕，与汉字、汉字思维关系极大。如“明”字，左日右月，加起来大放光明，这种象形文字的一字多义现象在拼音文字中是不可想象的。所以，100多年前，美国语言学家范尼诺萨就撰文力挺汉字，认为因其象形的具象性，更能记录和反映人的思维过程，因而也最适合用于诗歌和文学创作。但是又如张承志所言：美文不可译！更何况文言文、唐诗宋词、《红楼梦》。把《菩萨蛮》翻成野蛮的菩萨，这是哪儿跟哪儿，八竿子都打不着嘛。古典诗词一翻出去，除了基本意思还在，其言简意赅、精简传神及音韵、节奏、对仗、平仄等等妙处全完，真是“妙处难与君说”。所以，也有人说，莫言能得奖是因为葛浩文和陈安娜等人翻译得好，此说有一定道理。但现在好的双语翻译何其少啊。即便有(如2009年我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匈牙利，有一个匈籍华裔作家余泽民就译了不少当代中国小说)，却又苦于没处出版。所以，国家要在这一块加大投入，宏观调控和扶持。当然，真正要让全世界懂得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精妙、精微，接受者必须达到汉语的高中水平，如大山、朱利安、郝歌，到那时候，中华文化必将化成天下。这个时间，我估计要50 年。所以，三三归一，再回到莫言得诺奖，我的结论是——
8 结语 近30年前，我说莫言“天马行空”；近20年前，我说莫言终将获得诺奖；今天我要说，莫言不是一个精致的作家，但是一个丰富的作家；莫言不是一个理性的作家，但是一个深邃的作家；莫言不是一个完美的作家(“不完美”不仅仅指他某个阶段的偏执与极端，也包括他的特长即特短，如感觉泛滥、语言缺乏节制等等)，但是一个伟大的作家。由于翻译的局限(美文翻译的损耗和翻译量极少，如莫著译者陈安娜撰文称，瑞典只译了《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苔之歌》《生死疲劳》3本书，除诺奖评委外，一般读者完全不了解莫言，而除日文外其他语种所翻译的莫言作品恐怕加起来还不到其总量的二分之一)，所以当今世界文坛对莫言的认识还远远不够。因为，还很少有哪一个作家能像莫言这样，一颗天才的种子在最苦难也是最丰饶的土地上生根发芽，饱受着五千年东方古老文明的浸染，又经受着20世纪末欧风美雨的洗礼，终于长成一棵花繁叶茂、硕果累累的参天大树。这是一个不可复制的奇迹。因此，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再过10年、20年、30年，莫言的意义和价值将会逐步彰显出来。因为时间终将证明，莫言不仅是21世纪初全世界最好的作家之一，他还必将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历史上最重要的伟大作家之一。
2017年9月28日，原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现当代文艺理论家钱谷融先生在上海逝世，享年99岁。这里节选先生1957年发表的《论'文学是人学'》中部分段落，以飨哀思。
过去的杰出的哲人，杰出的作家们，都是把文学当做影响人、教育人的利器来看待的。一切都是从人出发，一切都是为了人。鲁迅在他早年写的《摩罗诗力说》中，以“能宣彼妙音，传其灵觉，以美善吾人之性情，崇大吾人之思理者”，为诗人之极致。他之所以推崇荷马以来的伟大的文学作品，是因为读了这些作品后，能够使人更加接近人生，“历历见其优胜缺陷之所存，更力自就于圆满。”这种看法并不是鲁迅一个人所独有的，而可以说是过去所有杰出的、热爱人生的诗人们的一种共同的看法。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谈到文学的作用时也这样说：“诗人指导人们趋向于高尚的生活概念和情感的高贵形象：我们读诗人的作品，就会厌恶那庸俗的和恶劣的事物，就会看出所有美和善的迷人的地方，爱好所有高贵的东西；他们会使我们变得更好，更善良，更高贵。”一切艺术，当然也包括文学在内，它的最最基本的推动力，就是改善人生、把人类生活提高到至善至美的境界的那种热切的向往和崇高的理想……
怎样描写人，怎样对待人，这当然与作家的思想，与作家的世界观有关。但所谓“世界观”，是人的各种观点的总和，它本身是既统一而又有矛盾的。在对待每一个具体问题上，并不是全部世界观中的每一种观点都起着同等的作用，而是有主从轻重之分的。在文学领域内，既然一切都决定于怎样描写人、怎样对待人，那么，作家的对人的看法，作家的美学理想和人道主义精神，就是作家世界观中起决定作用的部分了……
假如我们承认文学是“人学”，假如我们知道文学作品的历史地位与社会意义，首先是从它描写人、对待人的态度上表现出来的；假如我们明白一切时代的进步艺术跟颓废派艺术之所以针锋相对，主要就在于他们描写人的态度的不同、对人的理想的不同；那么，我们就不会怀疑人道主义精神在文学领域内的崇高地位了……
文学作品中的典型人物，必须是一个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具体的、活生生的人，在阶级社会里，他必然要从属于一定的阶级，因而也就不能不带着他所属阶级的阶级性。这是不成问题的。譬如，阿Q是农民，就不能没有农民的特性；奥勃洛莫夫是地主，就不能没有地主的特性；福玛·高尔杰耶夫是商人，就不能没有商人的特性。但我们能不能就说，所有阿Q的特性，都是农民的共性；所有奥勃洛莫夫的特性，都是地主的共性，所有福玛·高尔杰耶夫的特性，都是商人的共性呢……
人物之所以有典型性们并不是因为作家揭示出了他的阶级本质的缘故；作品的典型意义，也不是仅仅存在于典型人物本人的身上的。人物之所以有典型性，乃是因为在他的周围集结着各种各样的人和事；乃是因为通过他的活动，展开了一幅广阔的社会生活的图景，概括出那一时代的错综复杂的社会阶级关系的缘故。而作品的典型意义，也不应该仅仅从作品中的个别人物身上去找，而是应该从作品所构成的整个画面、所揭示的生活的总的动向中去找寻的……
钱谷融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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