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生六记》的传世与足本

区区几万字的小册子,却演绎出一位平民文学家的传奇,这是上天对沈复的眷顾。
《浮生六记》得以传世,成为今人眼中的明清笔记体文学名著,甚至被人称作“晚清小红楼梦”,实在是一件特别侥幸的事。1874年,吴县杨引传在家乡的冷书摊闲逛,无意中发现一册手稿本,内中辑录了几种笔记,《浮生六记》即为其中之一。此书非但残缺不全(“六记”佚失了后两记),而且作者沈复更是闻所未闻。杨引传的出现,无疑充当了“价值发现者”的角色,他不仅买下了书,还按照“六记”中提供的线索,在姑苏城中四处寻访,以期觅得沈复哪怕一丝半缕的遗痕,却未能遂愿。
按理说,把书淘回家,还能探赜索隐,已属很认真的读书人的态度了,但杨引传倘若就此打住,《浮生六记》恐还是难逃湮没失传的命运。让我们感谢杨引传吧,因为他并没有局限于藏书者的某种“小我”意识,而是以独到的眼光,托付在上海申报馆任职的妹夫王韬于清光绪四年(1878年)出版,使之流布市间,渐为当时人所知。实可谓憾高士之无闻,感识者之难遇,这是死去多年的无名作家沈复,和身后知己杨引传冥冥中的一种缘分么?
但后来的读者,对残本的“六记”总不免抱有缺璧之憾,便有好事者谋划补齐后两记。在杨引传发现此书一甲子后的1935年,市面上冷不丁出现了《浮生六记》的足本,收录于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的《美化文学名著丛刊》中。由于事发突然,中间缺少起承环节,令很多读者心生疑窦:足本是怎么发现的?真品还是伪作?终于,有个叫王文濡的人浮出了水面,据说“足本”的发现,也如当年杨引传一样,是他从苏州冷书摊上购得的。这故事明眼人一看便知编故事的人实在不擅长编故事,可令人忍俊不禁的是,王文濡竟是行业中人,曾在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著名出版机构任职,非但是“大编”,而且成就斐然。诸如《国朝文汇》、《续古文观止》、《明清八大家文钞》等,都出自他的文案。由于他对《浮生六记》的偏爱,早在1915年就将四卷本的“六记”编入文明书局刊印的《说库》中了。
关于后两记的真伪问题,一时颇多争议。说它是原作吧,总好像差那么一点火候,不少章节后来被发现有移花接木之嫌;说它是伪作吧,谁又是始作俑者?能够揭开谜底的似乎只有王文濡了,但令人错愕的是,王文濡在足本面世之前突然去世,不仅线索中断,也使得谜底竟在后来的几十年间未能破解。真到20世纪80年代,真相才昭然于世:足本是王文濡请人写的,起先他是请郑逸梅先生代笔,被拒绝了(见郑逸梅《<浮生六记>的足本问题》),后王文濡出200大洋请黄楚香补齐后两记(见王瑜孙《足本<浮生六记>之谜》)。
《浮生六记》从发现残本到成为足本的整个过程,我以为杨引传和王文濡都是有功劳的。杨引传出于无私,为“六记”保命;王文濡出于钟爱,为“六记”续命,当然以他出版商的站位,为“六记”筹划补缺倒也无可厚非。至于作者沈复的生平,与杨引传当年“遍访城中而未可知”相比,也有了些许发现:道光年间彭蕴灿所著《历代画史汇传》和稍后庚子科榜眼冯桂芬所撰《苏州府志》等均有相关记载,虽零星不详,雾里看花,总好过一片空白:沈复,字三白,生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卒年不详。虽才学丰赡,兼擅丹青,却未取功名,且资身无策,只能抱牍非吏,常年以游幕(师爷)为生,这大抵是清朝无数科场蹭蹬的读书人在职业上的不二之选。《浮生六记》即为沈复的自传,今人揣摩沈复的人生,基本上还得从这本书里探寻门径。尤其是芸娘的形象,被林语堂先生称作“中国文学中一个最可爱的女人”(他还把全书译成英文推介到国外)。沈复与芸娘的夫妻相处之道,可谓平淡中见丰盈,甚至有人认为乃二百年来人世间最美的爱情。
不过区区几万字的一本小册子,却演绎出一位平民文学家的传奇,这是上天对沈复的眷顾。他无心插柳柳成荫,生前寂寥死后显,难说这不是一种身谢而道隆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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