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生六记》的传世与足本

区区几万字的小册子，却演绎出一位平民文学家的传奇，这是上天对沈复的眷顾。

《浮生六记》得以传世，成为今人眼中的明清笔记体文学名著，甚至被人称作“晚清小红楼梦”，实在是一件特别侥幸的事。1874年，吴县杨引传在家乡的冷书摊闲逛，无意中发现一册手稿本，内中辑录了几种笔记，《浮生六记》即为其中之一。此书非但残缺不全（“六记”佚失了后两记），而且作者沈复更是闻所未闻。杨引传的出现，无疑充当了“价值发现者”的角色，他不仅买下了书，还按照“六记”中提供的线索，在姑苏城中四处寻访，以期觅得沈复哪怕一丝半缕的遗痕，却未能遂愿。

按理说，把书淘回家，还能探赜索隐，已属很认真的读书人的态度了，但杨引传倘若就此打住，《浮生六记》恐还是难逃湮没失传的命运。让我们感谢杨引传吧，因为他并没有局限于藏书者的某种“小我”意识，而是以独到的眼光，托付在上海申报馆任职的妹夫王韬于清光绪四年（1878年）出版，使之流布市间，渐为当时人所知。实可谓憾高士之无闻，感识者之难遇，这是死去多年的无名作家沈复，和身后知己杨引传冥冥中的一种缘分么?

但后来的读者，对残本的“六记”总不免抱有缺璧之憾，便有好事者谋划补齐后两记。在杨引传发现此书一甲子后的1935年，市面上冷不丁出现了《浮生六记》的足本，收录于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的《美化文学名著丛刊》中。由于事发突然，中间缺少起承环节，令很多读者心生疑窦：足本是怎么发现的？真品还是伪作？终于，有个叫王文濡的人浮出了水面，据说“足本”的发现，也如当年杨引传一样，是他从苏州冷书摊上购得的。这故事明眼人一看便知编故事的人实在不擅长编故事，可令人忍俊不禁的是，王文濡竟是行业中人，曾在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著名出版机构任职，非但是“大编”，而且成就斐然。诸如《国朝文汇》、《续古文观止》、《明清八大家文钞》等，都出自他的文案。由于他对《浮生六记》的偏爱，早在1915年就将四卷本的“六记”编入文明书局刊印的《说库》中了。

关于后两记的真伪问题，一时颇多争议。说它是原作吧，总好像差那么一点火候，不少章节后来被发现有移花接木之嫌；说它是伪作吧，谁又是始作俑者？能够揭开谜底的似乎只有王文濡了，但令人错愕的是，王文濡在足本面世之前突然去世，不仅线索中断，也使得谜底竟在后来的几十年间未能破解。真到20世纪80年代，真相才昭然于世：足本是王文濡请人写的，起先他是请郑逸梅先生代笔，被拒绝了（见郑逸梅《<浮生六记>的足本问题》），后王文濡出200大洋请黄楚香补齐后两记（见王瑜孙《足本<浮生六记>之谜》）。

《浮生六记》从发现残本到成为足本的整个过程，我以为杨引传和王文濡都是有功劳的。杨引传出于无私，为“六记”保命；王文濡出于钟爱，为“六记”续命，当然以他出版商的站位，为“六记”筹划补缺倒也无可厚非。至于作者沈复的生平，与杨引传当年“遍访城中而未可知”相比，也有了些许发现：道光年间彭蕴灿所著《历代画史汇传》和稍后庚子科榜眼冯桂芬所撰《苏州府志》等均有相关记载，虽零星不详，雾里看花，总好过一片空白：沈复，字三白，生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卒年不详。虽才学丰赡，兼擅丹青，却未取功名，且资身无策，只能抱牍非吏，常年以游幕（师爷）为生，这大抵是清朝无数科场蹭蹬的读书人在职业上的不二之选。《浮生六记》即为沈复的自传，今人揣摩沈复的人生，基本上还得从这本书里探寻门径。尤其是芸娘的形象，被林语堂先生称作“中国文学中一个最可爱的女人”（他还把全书译成英文推介到国外）。沈复与芸娘的夫妻相处之道，可谓平淡中见丰盈，甚至有人认为乃二百年来人世间最美的爱情。

不过区区几万字的一本小册子，却演绎出一位平民文学家的传奇，这是上天对沈复的眷顾。他无心插柳柳成荫，生前寂寥死后显，难说这不是一种身谢而道隆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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