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中散文选：我在学院的那些日子
1993年，我有幸通过成人高考，来到本市最高学府——教育学院中文科学习。中文科是本校师资力量最强的，所以，还算是学员比较羡慕的一个专业。因此，中文科的学员走起路来头抬得比较高。
来到学院报到的时候，不禁令人有些凄然。原来，这是一个荒凉的地方。操场里长满了荒草，教学楼也只有一栋。我们的第一节课就是全班60几名同学到操场里铲草。草铲完了，才知道带领我们劳动的就是我们的班主任。班主任姓姜，才刚刚从省教育学院毕业，许多学员都比他年龄大，同学们私下里就叫他小姜。小姜老师是个和善的人，给我们上《文学概论》，自己也半生不熟的，所以学员们一点也不怕他。小姜老师也不摆教授的架子，常常让学员们自己讲，这样，好多学员就来了劲，得滔滔不绝，博同学们一阵阵掌声。后来，小姜老师上课就干脆不讲了，多时让学员们自己看，自己讲。考试的时候，勾几道题，让学员们自己背会了事。一年后，小姜老师调到电视台当编辑去了，据说到那里他却如鱼得水，不到几年就当了电视台总编辑，现在已当了副台长了。
学院上午上课，下午休息。这就有了很多睡觉的时间，因此，午饭后就下棋摸牌，有的宿舍里还打麻将。晚饭过后，有一节晚自习，老师也不来，学员自己看书，因此，有些学员就干脆连晚自习也不上了，彻夜打牌。这样松散的管理，实在让人悠哉悠哉。
宿舍就在离教学楼很远的一排平房里。我们住的5号宿舍，人称“酒宿舍”，原因是一宿舍七个人个个嗜酒如命。宿舍里五个陇西的，两个临洮的，各自吹嘘本地产的酒有多好喝，结果是什么酒都尝到了。末了，得出的结论是：还是四川酒好喝，尤其是52°泸州老窖二曲，外号“卢老二”，劲口大，价钱又便宜，最为适宜。我们就经常喝52°“卢老二”。往往是每周星期六晚上，就凑份子，买几包葵花籽、花生粒下酒。这样的结果是，几乎每个星期六晚上，都酩酊大醉，星期天大睡一天。别的宿舍的学员来串门，一看这阵势，一闻这味道，就捏着鼻子跑出去了，而我们睡在里面却毫不知晓。渐渐地， 5号宿舍就叫“酒宿舍”。
有一次，7个人喝了6瓶泸州二曲，喝得洋相百出：睡在我上铺的老陈一上床就喷灌，吐得我的蚊帐狼籍不堪；大李半夜里在宿舍后面的树底下小便，尿完后，就顺势躺在落叶里，一直睡到天亮，还以为自己就睡在床上；小郭更离奇了，上完厕所后，摸到另一个宿舍的一张空床上睡到天亮。所。
通过这次之后，我们就尝到了这“卢老二”的厉害，再也不敢喝得太多了。
“酒宿舍”渐渐变成了“睡宿舍”。有时连课也不上了，天天派个代表去打探消息。消息一紧，就赶紧起床，趁课间十分钟的当儿溜回教室。这样，因为课堂里常常缺的人太多，老师不得不天天点名。当然，其他宿舍的学员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期末的时候，常常有几个因为经常不上课被扣了分，不得不下学期补考。
最严厉的是带外国文学的小何老师。小何老师刚刚师大毕业，长着一张娃娃脸，很秀气的样子。上课的时候，教室里就窃窃私语，气得她就涨红了脸。也不是课上得不好，主要是因为学员大都是成人了，好多人已是孩子的爸爸或妈妈。有一次小何老师课上到中途，因为有人恶作剧，竟气得将讲义一摔，哭着跑出了教室。这样，教室里就更乱了，有人甚至吹起了口哨。不料这下就惹祸了，吵闹声惊动了整个教学楼，惊动了学校的领导。毫无疑问，小何老师挨了学院领导的批评。这样，带头恶作剧的那个学员就吃亏了。学期末，快要毕业的时候，他的外国文学就挂了。据说他几次找小何老师赔情道歉，都遭到了拒绝。一门课不及格，将意味着拿不到毕业证，也不知最后怎样了。记得当我们都拿着毕业证，恋恋不舍地离开学院的时候，那个同学还在四处奔波。
最受学员们欢迎的是梁老师的写作课。梁老师那时四十来岁，已被评为副教授了，是学院最年轻的教授，这是学员敬佩的原因之一。但主要原因还是他的课讲得随意，不照本宣科。梁老师用的是定西方言，放得开，旁征博引，学员们暗暗喝彩。他上课根本不用点名，教室里却济济一堂。有时候，其他科的学员也来旁听。
梁老师的写作课确实也特别，他根本不讲什么选材、立意、构思等人人知道的事儿。而是从老庄讲起，讲到禅宗、六祖惠能，讲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这令学员们大开眼界。他讲的是自“顿悟”，很符合中国人的思维特点。所以，上他的课，简直是“绝倒”，就像后来的“百家讲坛”似的，深受大家欢迎。当然，也学员有说听不懂的，就对梁老师也有微词。什么这个人只讲“八卦”呀，讲“佛”呀。但对于真正喜欢中国文化的学员来说，真是碰到了好老师。别后十几年了，有一次我到市上去，看到梁老师走了过来，赶紧过去问候。不料十几年后，他还记得我，并说在报纸上见到我的文章。这令我大吃一惊，我原以为自从毕业后，从未拜访过老师，他早就不认识我了，他却还是那样关心自己的学生。这令我非常惭愧，因为十几年来，我常常忘记自己教过的学生的名字。
受欢迎的还有黄院长的外国文学课。黄院长虽说是学院的院长，却兼着中文科的外国文学课。他是一个胖胖的老者，快要退休了，却对工作一丝不苟。也是满口方言，一口很好听的临洮话。黄院长上外国文学上册，欧美文学。他从荷马史诗讲起，一直讲到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他讲莫里哀、莎士比亚，讲福楼拜、巴尔扎克，讲到精彩处，脸也涨红了，声音如同洪钟。这时候，学员们笔下就“沙沙沙”，生怕漏掉了一个字。因为黄院长的外国文学考题根本就不在学院发的那套“卫电高师”课本上，全在讲义里。他认为那套课本太浅了，没什么讲头。这才是一个真教授的风格。
欧美文学快上完了的时候，黄院长布置了一个作业：每个学员写一篇三千字以上的论文。好多人都傻眼了，因为自上学以来，几乎都没写过一篇像样的论文。学员们大都东抄西拼，弄得虎头蛇尾。心想：院长根本没时间看那个，糊弄一下算了。不料第二天上课的时候，他大发雷霆，说中文科的学员竟然大都是“趴肺”（陇中方言：非常无能的人），现在要改改学风。接着，院长讲了许多有关论文的常识，并声明，谁的论文不过关，就别想毕业。
学员们这下都慌了手脚，下午再不敢睡觉了。到图书馆查资料，到阅览室借阅杂志，忙了整整一周，一篇论文才总算交了上去。记得那时我想来一下创新，写的题目是《哈姆莱特和贾宝玉形象时代特征之比较》，交上去之后，忐忑不安，因为据我所知，没有人作过这个题目。我只不过觉得哈姆雷特和贾宝玉都是同一类型的人，而且都是反封建的悲剧人物，就把他俩扯在了一起。写完之后，心里没一点底。
过了好多天，黄院长开始发论文作业了。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生怕那篇论文被判死刑。突然，我听到黄院长评价我的那篇论文，说“题目新颖，文笔不错”，并说，这好像是国内刚刚兴起的比较文学评论，给了全班最高分:19分（满分20分，占学期总成绩的20%）。接着，院长用了好长时间讲起中外比较文学评论，并说我那篇文章还太单薄，还得好好修改。下课之后，同学们向我投来羡慕的目光。可惜的是那时候身边没有电脑，可以将那些文字保存下来。毕业的时候，连同一个装书的破纸箱子，好多该保存的文字都扔掉了，其中就包括我的那篇论文。
上现代文学的效老师大个子，普通话说得非常好，音色很美，听他的课也是一种享受。到现在还记得他给我们朗诵艾青的诗《雪落在中国的大地上》。
雪落在中国的大地上。
寒冷封锁着中国呀
……
读着读着，不知什么时候，他镜片后面的眼眶湿润了。听着，听着，全班开始唏嘘起来。从那以后，我就觉得，学文学的人应该都是血性男儿。
最令人难忘的是诗人紫荆，教我们古代文学。那时，听说他是个诗人，就拿了自己刚写的几首幼稚之作去拜访他。其时他已年过三十了，还孤身一人住在一间狭窄的单身宿舍里。去了之后，却发现他跟中文自考班的一个女学生谈对象，刚要尴尬地退出来，却被他叫住了。他说：“不妨事，拿来我看你的诗”。原来他早就打听到我在写诗。我迟疑着坐在他办公桌跟前的一把椅子上，把诗稿交给了他。他仔细看了十来分钟，然后，扶了扶眼睛，慢条斯理地说：“不错，这首不错。”我看了一下，原来是我觉得最不行的一首。他看到我眼中有疑问，又说“你看这首，有变形，有比喻，好诗好诗。”我坐了一会，就赶紧告辞了。
回到宿舍，我仔细琢磨他所说的“变形”，这个“变形”，好像唤醒了我的诗歌“悟性”。
幸好紫荆老师那年国庆节后就结婚了，我才敢堂而皇之到他家去。他太太很漂亮，温柔，无业。我们去的时候，就赶紧给我们泡茶。那时候，经常跟我一同去的还有我们中文班的老单。老单酷爱古典，尤其是《老子》、《论语》，我们很多时候就和王老师谝到深夜。有一次，我们聊海子的诗，一直聊到午夜两点，一点也不困，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
紫荆老师非常能抽烟，也非常能喝酒，我和老单都不是他的对手。
临毕业的时候，在老单的张罗下，我们仨合了一张影，却不知什么时候丢失了。
本世纪初，家里有了一台电脑，我开始了业余写作，有一些作品竟然跟紫荆老师的诗发在同一期杂志上，不能不说又是缘分。前几天，打听到他的电话号码，又聊了一阵，觉得他的话音还和过去一样爽朗。我仿佛又看见他一边抽烟，一边神聊不止。
……
离开学院已快二十多个年头了，我已人到中年。我的那些老师，也该垂垂老矣。真想念他们，想念那段美好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