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卷先锋」汪曾祺
你要用生活，去治愈生活。
明天是汪曾祺的忌日。
这个可爱的老头儿，已经离开人间24年了。
此刻在另一个世界里，不知他是否依然想念着昆明的米线、云南的菌子，以及高邮的鸭蛋？
说起汪曾祺，在很多人眼里，他的文章大多关乎吃吃喝喝，是个把美食写到极致的作家。
比如他写高邮的咸鸭蛋：
我走的地方不少，所食鸭蛋多矣，但和我家乡的完全不能相比！曾经沧海难为水，他乡咸鸭蛋，我实在瞧不上。
高邮咸蛋的特点是质细而油多。蛋白柔嫩，不似别处的发干、发粉，入口如嚼石灰。油多尤为别处所不及。
筷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高邮咸蛋的黄是通红的。苏北有一道名菜，叫做“朱砂豆腐”，就是用高邮鸭蛋黄炒的豆腐。
图| 源于网络-高邮鸭蛋
写得着实让人垂涎欲滴，但他可不是所谓的“美食作家”。他的文学成就，主要还是来自小说。
如果你认真细数他的作品，便会发现，他笔下的美食，大多是他在80年代后，回忆家乡时所写。
人嘛，到了一定年纪，便总是难免有回忆从前的习惯。正如木心所说：“人到了晚年，最爱吃的还是童年味。”
汪曾祺笔下的，便是他过往的回忆与情结，而不止是美食。
在离开故乡之前，汪曾祺可是个不折不扣的“潇洒大少爷”。
往上数两辈，爷爷是个前清秀才，还是位名医，父亲出生的时候，家里有2000多亩地、房屋上千间，称得上当地首富。
大门大户的按理说应该礼数甚严，偏偏汪曾祺的父亲与众不同。汪曾祺曾写过一篇《多年父子成兄弟》，这句话就是他父亲说的。
图 | 汪曾祺父亲汪菊生
小时候，父亲常陪他放风筝，还要用最贵的线做风筝，如琴弦、羊肠之类，说是这样做线，风筝线不会弯。
到了十几岁时，汪曾祺学会了喝酒抽烟。父亲喝酒时，便给他也倒一杯；抽烟时，则一次抽出两根，父子俩一人一根，还总是先给他点上火。
十七岁那年，汪曾祺春心萌动，在家里写情书，父亲就在一旁给他出主意……
汪曾祺的有趣，多半便是从父亲这里继承过来的。
也正是得益于父亲的开明大度，汪曾祺自幼便拥有很多自由，成天东逛逛、西看看，时而与草木花鸟为伴，时而去河岸边看鱼、打水漂，时而去临街的各种铺子里转悠……
他说：“人世间有许多事，想一想就觉得很意思。”在他的眼里，满世界都是好玩的东西。
这样无忧无虑过了19年之后，汪曾祺要上大学了。
这一次，他依然是奔着玩和自由而去。
图 | 青年时期的汪曾祺
“我在报考申请书上填了西南联大，只是听说这三座大学，尤其是北大的学风是很自由的，学生上课、考试，都很随便，可以吊儿郎当，我就是冲着吊儿郎当来的。我寻找什么？寻找潇洒。”
这是汪曾祺在《七载云烟》中的原话。（注：西南联大，是抗日战争期间，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联合组建的一所综合性大学，原设于长沙，后迁至昆明。）
彼时的汪曾祺，怎么也无法预料，这个看似无比随意的决定，让自己庆幸了一生，也让昆明和西南联大，成了自己人生中无法割舍的牵挂。
在西南联大，人人都知道，有个江苏高邮来的小伙子汪曾祺，常常逃课、泡茶馆，学业搞得一塌糊涂，数学、英语、体育没一样摆得上台面。
有一门西洋通史课，要交一份马其顿地图，他画好交上去，老师看了以后，委婉表示：“阁下之地图美术价值甚高，科学价值全无。”
言外之意——画得什么玩意儿！这门课，汪曾祺压根就没上过几节，连期末考试都是抄同学的。
遇上这样的学生，哪个老师不头疼。偏偏沈从文和闻一多对他青睐有加，作文满分100，沈从文直接给他120，不怕他骄傲，还到处夸：“他的小说写得比我好。”
图 | 汪曾祺与沈从文
那时的汪曾祺，任性得很。他可以为了看一本喜欢的书，在图书馆通宵达旦；但若是自己不喜欢的科目，他也可以完全不屑一顾，连课都不去上。
在那潇洒的四年里，他算是把“偏科”发挥到了极致——写作上更进一步，得到了无数赞誉；却也因为英语实在太差，而毕不了业。
到最后，汪曾祺也没有拿到西南联大的毕业文凭，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位杰出的作家。
多年以后，他回忆起那段岁月时，说：“我要不是读了西南联大，也许不会成为一个作家。至少不会成为一个像现在这样的作家。”
那个不要求学生听话、鼓励学生要有个性、自由开放的西南联大，释放了汪曾祺与生俱来的灵气。
他在作品中津津乐道着昆明的米线、苞谷和菌子，或是追怀闻一多、沈从文、吴宓等人的名家风范，或是回味同窗好友们的神采飞扬……
甚至几十年后，他仍对昆明街边的一盘炒菠菜念念不忘：“菠菜极嫩，油极大，火甚匀，味极鲜。”
图 | 汪曾祺（中）与西南联大同学
汪曾祺一生都在眷恋着故乡高邮，而昆明，已然是他情感上的第二故乡。昆明七载，街上的小吃，被他吃了个遍。
所有人都知道他爱吃。大二那年，汪曾祺遭遇了人生中第一次失恋，把自己关在屋里两天两夜，宿管老伯怕出事，赶紧去找他的朋友。
朋友得知，直接跑到宿舍，冲他大喊：“起来，吃饭喝酒去！”
说完，拉起汪曾祺，来到一家小饭馆，要了两碗米线，一坛酒。汪曾祺坐下，吃完米线喝完酒，失恋的痛苦就全好了。
天大的事，都抵不过一碗米线，一顿酒。这就是汪曾祺，一个十足的吃货。
当时日军轰炸机时常过来扫荡，所有人都要“跑警报”。别人往山里跑，山里隐蔽，还有防空洞，他却攥着一块点心往松林里跑。
别人喊他跑反了，他边跑边喊：“没反，松林里有松子吃，炸死总比饿死强。”
那是一段绝对艰难的岁月，而汪曾祺，活得足够潇洒，并把这种潇洒，贯彻了一生。
图| 汪曾祺
丢了大学文凭的汪曾祺，在找工作这件事上可是吃了不少苦头。
尽管当时他已经发表过几篇小说，算得上小有名气，但是依然被很多地方以“没有文凭”为理由拒绝聘用。
几经周折之后，汪曾祺才在一同学的帮助下进了一所中学当教师。
那是一所办学条件相当恶劣的学校——办学基金是靠演话剧筹集的，教员们得自己上山挖野菜，校址是一座废弃仓库，窗户上甚至连玻璃都没有……
面对这样艰苦的条件，汪曾祺却显得相当乐观，他在一篇文章中回忆道：“教员一人一间卧室，室内床一，桌一，椅一。还要什么呢？挺好。”
也正是在这里，汪曾祺遇到了他未来的妻子——施松卿。
图 | 汪曾祺和施松卿
施松卿也是西南联大的学生，现在两人又成了同事，自然走得比较近，感情也在朝夕相处中不断升温，最终确定了恋爱关系。
那年汪曾祺25，施松卿27。
一年后，小两口决定离开生活了七年的昆明。施松卿回到福建老家省亲，而汪曾祺则一个人去了上海。
图 | 汪曾祺和家人
没想到这一走，汪曾祺便潇洒不起来了。
他依然找不到工作，又在战火中与家人失散，一度想过轻生。气得沈从文写信大骂：“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自杀，真是没出息！你手中有一支笔，怕什么？”
各地辗转飘零之中，他度过了暗淡无光的十年，当过博物馆办事员，写过剧本，也在作家老舍、赵树理手下打过杂……
就这样到了1958年，在那场声势浩大的“反右”风暴中，汪曾祺也未能幸免。
那年的秋天有点萧瑟，汪曾祺孤身一人离开了北京，只给施松卿留下了一张纸条：“等我五年，等我改造好了就回来。”
下放农村改造期间，当时已年近四十的汪曾祺，扛过麻袋、扫过猪圈、挑过大粪，把前半生落下的脏活、累活，都给捡回来了。
同时捡回来的，还有那个潇洒的自己。
图| 汪曾祺
劳动之余，汪曾祺演过戏，画过脸谱，还用毛笔写出了小说《羊舍一夕》。
他曾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画了一套《中国马铃薯图谱》。还乐呵呵跟别人炫耀自己“画了多少马铃薯，就吃了多少马铃薯”，说：“这世上绝对没有人，比我吃过的马铃薯种类更多了。”
那些艰苦的日子，让他找回了最初的自己，也让他对人生与生活，有了更进一步的领悟。
多年后回顾往事，他哈哈一笑：“人生如梦，我投入的却是真情。”
他不止一次跟人说过，有了这一遭经历简直三生有幸，否则他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所以后来，才有了《受戒》，才有了《异禀》《大淖记事》《黄油烙饼》等等名篇的诞生。
你也许不知道，汪曾祺百分之九十的散文、小说，都是在60岁之后写的。
他把一生的起伏，化作深沉的笔锋，在人间烟火中，书写温柔与浪漫。
正如他在《慢煮生活》中所说：“你很辛苦，很累了，那么坐下来歇一会儿，喝一杯不凉不烫的清茶，读一点我的作品。”
在这个内卷的时代，汪曾祺的作品，无疑是慰藉人心最好的精神食粮。
如果只读汪曾祺的文字，你可能想象不到他这一生，历经过多少起起落落。
他经历的离乱，不比同时代的人少，但他不写。
他说：“我希望我的作品能有益于世道人心，我希望使人的感情得到滋润，让人觉得生活是美好的，人，是美的，有诗意的。”
比如《葡萄月令》：一月，下大雪。雪静静地下着。果园一片白。听不到一点声音。葡萄睡在铺满白雪的窖里。
比如《翠湖心影》：这些白茶花有时整天没有一个人来看它，就只是安安静静地欣然地开着。
时代的眼泪，写的人已经够多了，汪曾祺更想表达的是，生活里那些细小而真实的美好。
以及，对美的追求。
图 | 汪曾祺
1980年的冬天，北京玉渊潭公园飞来四只天鹅，汪曾祺每天都会去看看。
一天夜里，两个青年将天鹅打死了，要吃它们的肉。
汪曾祺很气愤，也很悲悯，回家之后连夜写下了一篇小说《天鹅之死》。
他的儿子汪朗说：“他写这篇小说，并不只是叹惋一只天鹅的命运，而是对许多人失去爱美之心而感到深深的悲哀。”
1982年，他在一篇文章里说：现代小说是快餐，是芝麻烧饼或汉堡包。
他早已预言快餐文化时代的到来。
他不喜欢。所以他要为栀子花鸣不平：
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掸都掸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取，以为品格不高。
栀子花说：“去你妈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他妈的管得着吗！”
他把不满和愤懑，隐匿于趣味十足的文字之下，一如既往。
作家苏北有一次在汪曾祺家吃饭。席上，苏北说：“汪先生，你现在啊，想写就写，文学史将来肯定留下你一笔了，不想写呢就不写，玩一玩！”
汪曾祺沉默了一会儿，突然生起气来，激动地拍桌子：“写作对于我来说，是生活的一部分，是密不可分的一部分。甚至是全部！”
这个一向幽默、诙谐的老头儿，罕见地发了脾气。
图 | 汪曾祺
汪曾祺这一生，总是把那些悲伤与遗憾，藏得很好。
只在某些情难自禁的时候，悄然流露。
1959年，汪曾祺的父亲去世，而他当时正在农村接受改造，没能回乡送终。
直到1992年，汪曾祺仍在文章里说：
“我很想念我的父亲，现在还常常做梦梦见他。我的那些梦本和他不相干，我梦里的那些事，他不可能在场，不知道怎么会搀和进来了。”
1987年，汪曾祺应邀去美国参加国际写作计划。
聚会上，聂华苓唱起《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台湾作家陈映真也讲述起自己对祖国的感情，汪曾祺鼻头一酸，哭了，和陈映真拥抱在一起。
他说：“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哭过了。”
后来还写信给聂华苓，说：“我像是一个包在硬壳里的坚果。到了这里，我的硬壳裂开了。我变得感情奔放，并且好像也聪明一点了。”
还有一次，他去云南参加一个笔会。夜里，大家又念起在云南经历的青春往事，和后来命运的辗转沉浮，一时间不胜唏嘘。
汪曾祺哽咽说：“我们是一群多么美的人啊，而美是最容易消失的。”
他总是独自咽下苦难，只谈人间的美好和温暖。
也许，这就是汪曾祺给予我们最好的启示：生活很难，但你要用生活，去治愈生活。
图| 汪曾祺
1997年5月16日，77岁的汪曾祺在医院醒来。5天前，他食道大出血。
茶瘾难耐的他哀求医生，能否用茶水稍微沾沾嘴唇。
医生无奈应允，汪曾祺一下子就精神了，居然像孩子一样招呼女儿：“给我来一杯碧绿！透亮！的龙井！”
可他终究没能喝上那一口碧绿透亮的龙井。
茶还没有沏好，他便已与世长辞。
那是他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句话。
到如今，已经24年。
参考资料
郭娟《随笔》2020年第6期
李玉俐《名人传记》2021年第2期
南方人物周刊《为什么回忆西南联大总绕不开汪曾祺？》
汪曾祺作品集
中国作家网·汪曾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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