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医疗队(之五)（之六）

我们的医疗队(之五)

文/十师48团学兵张居毅

在我们医疗队的任务中，最令人头疼的就是帮助生产大队组建合作医疗站和宣传计划生育。

医疗队看病治病，那是份内之事，培训赤脚医生，也是责无旁贷。但直到今天我始终认为，建立合作医疗站和计划生育那是地方政府的事，他们把这两项难做的工作交给医疗队，无非是想利用乡亲们对医疗队的亲和感罢了。

黄土高坡上的陕北，沟壑纵横，村与村、队与队之间，相隔距离较远，交通不便，看病不易，所以，当地的领导和卫生管理部门，就想在各生产大队建个医疗站，再配备赤脚医生及一些常见药品，缓解一下看病难。想法虽好，可实施起来就困难了，关键就两个字“缺钱”。

当时地区及县里财政紧缺，预算难批，实在无法解决建医疗站所需的资金。管理层就想出了社员集资、村上补贴的办法。可社员群众连肚子都吃不饱，那有富余的钱去集资组建合作医疗站。只因这是“文革”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社员们明里不敢反对，暗地里抵触情绪很大。

在地段医院医疗范围内的两个公社，合作医疗站建得不多，有的就算勉强建起来了，不是缺医（赤脚医生水平不行或还没有培训），就是少药（只有一些简单的中草药），问题较多。刚巧医疗队下乡，主管部门就把这件棘手的工作交给了医疗队。

但我们医疗队在接受任务的那一刻，却没有推脱，没有犹豫，我们组成了若干个工作组，进驻各个生产大队，并实行分片包干。

记得我们这一组有副队长老邓、一个医生、一个护士和我共四人。我们负责长命、太原、赵村三个大队组建合作医疗站。老邓不愧在部队当过指导员，他充分利用医疗队得天独厚的人脉资源，在大队政治夜校召开社员动员大会，并在队部多次召开大队领导班子开会，把办合作医疗提高到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来认识，这样一上纲上线，多年的难题就有了解决的希望。

在我们的苦口婆心和软磨硬泡下，这三个大队的合作医疗站终于建起来了。常用的西药及简单的医疗器械，由大队挤出资金，加上社员集资的钱购买（当然是以队上的资金为主），选定的赤脚医生由我们负责送往地段医院培养。

　　

你别说黄土高原不长庄稼，坎上崖下，疙拉拉里的中草药还不少。虽然过去了多年，当时我们顶着初夏的烈日，帮着合作医疗站上山采药，挥汗如雨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

　　

小小的医疗站，凝结着我们医疗队的心血和汗水。

　　

后来听说我们帮建合作医疗站的报道及上山采药的照片，还上了延安地区报纸的头条。

　　

再来简单说说我们另一个让人头大的任务—计划生育。

　　

上世纪七十年代，陕北农村，各家娃都多，十个八个那很常见，真是越生越穷，越穷越生。当时的农村，没有电灯，没有娱乐活动，用社员们的粗话说，晚上睡觉生孩子是他（她）们唯一的“乐趣”。

　　

当地的政府，在计划生育上采取了不少措施，以扣工分相威胁，派专人专车强制育龄妇女结扎、上环等等。更有甚者，相邻的黄龙县对拒不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社员抢锅、拔灶，揭房、拆墙，尽管如此，收效也是不大。

　　

一次，在我们医疗队组织的全公社育龄妇女大会上，妇科包大夫正在台上反复强调妇女怀孕时的艰辛与生孩子时的危险，台下一个陕北婆姨嘟囔说：“生娃有甚难的，额（我）下午生娃，上午还在地里干活挣工分哩。”台下妇女一阵哄笑，弄得包大夫好不尴尬。贫穷、落后，还有些愚昧是当时农村妇女的现实状况。

　　

尽管如此，在我们医疗队的不懈努力下，新市河及阁楼公社的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到地段医院来做结扎和上环的妇女，不在少数，其主要原因一是觉得医疗队来到农村宣传计划生育，实在不容易；二是认为我们医疗技术好，值得信赖。

　　

谢天谢地，在全体医疗队员的共同努力下，在大队干部的配合下，总算完成了当地交给我们的计划生育任务。

我们的医疗队(之六)

文/十师48团学兵张居毅

自踏上陕北黄土高原的那一刻算起，我们在宜川工作生活了近一年的时间，这片黄土地上的贫穷落后，给我们留下了刻骨铭心地记忆……

贫瘠的土地上不长庄稼暂且不说，关键是水源奇缺。记得在我们驻队的日子里，每天清晨要用生产队的毛驴去驮水，十多里的山路，往返一次得近两个小时。

　　

当地乡亲们一家人半盆水，洗脸洗手要用上一天，一年也难得洗上一回澡。

　　

虽然计划生育政策严厉，但家家户户孩子都多，看到冬日里小孩，穿着单薄的衣衫，流着清鼻涕，在雪地里嬉闹的情景，真叫人心酸……

　　

有些大队部的窑洞里，甚至拿不出一床招待人的被子。我们在整合赵村合作医疗站时，每天晚上在政治夜校给社员开完会，深夜还要步行十里多的山路，去相邻的长命大队住宿。

　　

下乡吃饭也是一件令人难受的事，但工作总得吃饱肚子，没有办法，只能是在乡亲们的家里吃派饭，吃完后交上钱和粮票。那时家家的粮食都不宽裕，只能管一名医疗队员的饭，所以我们每次只能化整为零，分别前去不同的社员家吃饭。

　　

每家的饭基本上是一样的，蒸好的苞谷面发糕，切点葱拌上盐，然后一碗蒸馍水，就是一顿标准的午餐。可就是这样的饭，到了麦收前，有些社员家也管不起了。尤其是黄河边上的生产队，每年春荒，社员家里都有断粮的。

　　

当地乡亲们日子苦，到陕北插队的北京知青也不例外，有些知青过的日子，甚至还不如当地的老百姓。

　　

记得是四月下旬一天，我们在地段医院刚刚吃过午饭，来了一个病人找包大夫。只见她皮肤黝黑，衣衫褴褛，都快过“五一”了，头上还围着一条褪了色的蓝围巾，乍一看就是一个邋遢的陕北婆姨。可她一说话，一口标准的京腔让我一怔，原来是北京知青。

　　

她是坐生产队手扶拖拉机，来地段医院取药的，拿了药之后同包大夫打过招呼，就离去了。

　　

包大夫告诉我，这是她在阁楼公社普查妇女病时的一个病人。当时她已经患有严重的宫颈糜烂，普查时给她开了药。因她所在的大队在黄河边上，离地段医院太远，来一趟实在不易，所以普查都过了好长时间，今天才来取药。

　　

看到了我的惊诧，包大夫详细地给我介绍了她的情况。

　　

她是北京知青，她传奇的爱情故事和苦难的经历，使人动容，让人唏嘘……

　　

当年她也是在声势浩大的上山下乡运动中，从北京不远千里来到陕北插队，被分到了最为贫穷的黄河边上，每天和当地的社员起早贪黑，却连肚子都填不饱。

　　

可谁知这苦难日子似乎没有尽头，在一次雨天返回知青点的路上，她不慎失足掉进了黄河，是一位当地的小伙子救了她。刚开始可能是由于感激吧！他们有了来往，接触时间长了，就有了感情。可问题是这个年近三十岁的小伙儿，家里的婆姨（老婆）才去世不久，还有一双儿女。

　　

在父母和亲朋好友以及同学们的一致反对声中，她最终还是以身相许，嫁给她的救命恩人。

　　

她的日子过得很苦，婚后不久，她有了自己的孩子，那年月，大人连肚子都吃不饱，何况家中还有三个嗷嗷待哺的孩子。这些年，全凭着父母和亲戚们的接济，才得以生存。结婚头几年，每年春节还能借钱回北京，后来实在借不着了，索性家也不回了。

　　

我们巡回医疗那年，已是知青大规模上山下乡的第八个年头，在陕北插队的北京知青，早已开始陆续返城，有些则被延安地区的企业招工。像她这种情况，按政策是不能回北京的，可又有那个企业愿意接收她？接下来的日子，我不知道她将如何面对？

　　

多年过去了，我依然忘不了她黝黑的脸庞，忧郁的眼睛、落寞的表情，忘不了她围在头上褪了色的蓝围巾……

　　

那时，共和国已经建立二十六年了，他们依然吃不饱，穿不暖，尤其是宜川黄河边上几个生产队，每年春荒都有外出要饭的。

　　

既就这样，他们依然坦然面对，无怨无悔，他们依然那样热情，那样好客，他们往往为了没能给医疗队奉上一顿好的饭菜而内疚，而自责，他们宁愿自己吃糠咽菜，就是借粮，也要好好招待一下医疗队员。

　　

那是六月的一个夏日，副队长老邓和我从地段医院门口乘班车，前往医疗队的另一个点阁楼公社卫生院，邓副队长是去检查帮建合作医疗站的事，而我则是帮助他们撰写半年工作总结。

　　

到达公社卫生院的第三日，我俩翻山越岭，来到需要总结经验的北庄子大队。

　　

北庄子大队坐落在黄河边上，队上的经济状况在全公社只能排在最末，这样的生产大队能建立起合作医疗站，那可得好好总结一下，做为典型推广。

　　

到了中午时分，又是照例的派饭，我和老邓分别去了不同的老乡家。走进那简陋的窑洞，主人一家热情地招呼我坐到炕上，不久就端上来半盆饭，还拿了一个大碗，让我自己吃，“怎么不一起吃，”我客气说，“我们也吃，就在隔壁窑洞，”主人解释道。

　　

平时我们在老乡家吃派饭，有时是和他们一起吃，但多数是他们把饭端上来，让我们先吃，所以也就习惯了。

　　

可当我的目光盯在炕桌上的饭时不禁愣住了，那竟然是半盆带汤的白面条，上面还飘浮着油泼的葱花。

　　

陕北天凉麦收晚，六月天那来的白面？我不禁满腹狐疑，转身去了隔壁他们家吃饭的窑洞。

　　

眼前的一幕，让我终生难忘，主人一家五口围坐在炕桌上，正在吃着各自碗里的糠团子。

　　

瞬间，热泪奔流……

　　

晚上宿在大队部的窑洞里，我向老邓讲述了白天吃饭的那一幕。老邓的老家在绥德，他说陕北人热情，借粮款待客人那是常事，他让我别多想，赶紧睡觉，说明天一大早还要赶路。可我的心情却久久不能平静，不仅仅是感激，还有着对乡亲们吃糠咽菜生活的难过与不平。

　　

第二天早上，当初夏的太阳刚刚升起来的时候，我们踏上了返回驻地的路，站在村口的高坡上，回首远望曾经吃饭住宿过的窑洞，“感动”两个字，第一次走进了我青葱时代的心扉……

　　

七年后，当我在电大中文专业一年级读书的时候，一次，带写作的康老师给我们出了一道作文题《难忘的一件事》。我就把在陕北巡回医疗的这件记忆深刻的往事写进了作文中，由于作文题目宽泛，加之是我的亲身体验和真实感受，写起来是得心应手，一气呵成。记得写完之后，我还特意让昔日的队友以及科室的同志看了，他们都说不错，读后挺感人的。

　　

作文交上去后，我还暗自思量，心想这次得个高分，获得好评应该没有问题。

　　

一个星期后，作文本发下来了，当我打开时，犹如一瓢冷水浇头，康老师在评语中这样写道：“这种军民鱼水情式的赞歌，不知被人吟唱了多少遍，也许你经历的事情是真的？也许你做为子弟兵受到了乡亲们的款待？但这又能说明什么呢？为什么不写写陕北的落后和人民的贫穷？为什么不写写他们在文革中所遭受的苦难……”

　　

那红颜色的评语，那一连串的问号，是那样的刺目，至今我还记忆犹新。

　　

这篇我自认为不错的作文，老师只给了三分，那可是刚刚及格。平日里在班上，只要是有关医疗卫生题材的作文或文学评论，康老师总要把我的作文讲评一番，这次不知怎么了？我有些想不通。看到了我的不平，班主任私下告诉了康老师的遭遇。

　　

康老师原是陕师大硕士研究生毕业，当初可是学校有名的才子，就因为爱给领导提意见，被打成右派，送到长安县劳改，后在当地农村娶妻生子，如今刚刚平反，落实政策到市电大教书。

　　

顿时，我恍然大悟，原来康老师遭受了如此的不公，反右和文革让他看到了太多太多的丑恶，也经历了太多太多的苦难，让他饱尝了世态炎凉，人间冷暖。医疗队受到老区人民的爱戴，他是没有机会也没有条件体验，我同情并理解了他。

　　

再者，在“伤痕文学”流行的八十年代初，我的这篇以颂扬为主的作文，确实有点“不合时宜”。

　　

康老师后来得知我们医疗队当年的具体情况时，也表示了对我的歉意！再后来，我们成了要好的忘年交。那时的师生关系还比较纯洁，不似今天这般功利。

　　

还是言归正传，说说陕北同行们对医疗队的那份热情吧！

　　

自我们途经延安，来到宜川，就已经感受到延安地区医疗卫生同行们的热情，一路上的盛情款待，也让我们领教了陕北人的豪爽以及他们的酒量。

　　

陕北地处高原，春初、秋末尤其冬天较为寒冷，加上当地也没什么娱乐活动，喝酒则成为了工作人员的一种乐趣。

　　

一盘腌菜，再炒上几个鸡蛋，就是很好的下酒菜了，至于酒嘛，很普通的红苕酒或高粱酒，隔三差五的几个人聚在一起，总要喝上一回。陕北人爱喝酒，也特别能饮，一次一人喝个一瓶酒那是常事。路途上在县城的那几日，我们就已经领教了县卫生局工作人员和县医院医务人员的海量。记得招待宴会上，我们医疗队的唐大夫不服气，和人家碰了几杯，最终还是败下阵来，要不是人家杯下留情，估计唐大夫会站着进来，躺着回去了。

　　

地段医院的工作人员同样爱喝酒，尤其是负责后勤的老宁，每周总要组织几次聚会喝酒，而每次组织人喝酒，总是热情地邀请我们参加。

　　

我因年轻，加之不会喝酒，所以从不参加。可医疗队几位年龄较大的医生都去过，人家当地人喝酒，不把谁喝倒不算喝好，对我们医疗队的医生则较为客气，主要是为了尽到地主之谊，大家热闹一下而已。

　　

给我印象深刻的还有地段医院的那个老炊事员，平时不爱说话，可工作起来真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医疗队的到来，地段医院凭添了几十口人吃饭，可他从无怨言，实在忙不过来了就临时找个人帮一下，从没耽误过开饭。说老实话，他也想尽量为医疗队做点可口的饭菜，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在那物资极度匮乏，缺肉少油，粗细粮比例各占百分之五十的年代，这只能是一种奢望。

未

完

待

续

责任编辑：白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