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和它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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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竞欧

文|夏莹

启蒙和它的神话

成立于1923年的社会研究所是法兰克福学派诸位学者的精神家园。这个研究所虽然在形式上隶属于法兰克福大学,但实际上它的资金来源却是来自于一个叫做赫尔曼·威尔,德国—阿根廷的慈善家。他的犹太血统让他对于当时德国逐渐兴起的反犹主义很是不满,决定以“人道主义费用”的名义捐赠,以抚恤战争伤痛,设立孤儿院等,同时责令他的儿子弗利克斯·威尔在法兰克福大学成立一个社会研究所。

大约因为出资人的这样一个特殊的背景,致使社会研究所中的70%以上的研究人员都有犹太血统。因此当纳粹上台之后,研究所的研究人员面临着被解雇的威胁,甚至生命能否保全也未可知,幸好1930年上任的新一任所长霍克海默对此洞若观火,早已开始了向日内瓦、巴黎以及美国的迁徙准备。1933年3月13日,社会研究所被纳粹关闭。1934年霍克海默、波洛克、弗罗姆、马尔库塞、洛文塔尔相继来到美国。

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基地: 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

美国成为二战知识分子的避难所。由于美国本土并没有遭受到战争的侵扰,因此它实际上构成了与由危机走向战争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成鲜明对比的另一个面向。如果说,1929年弥漫在欧洲的资本主义社会大萧条激发了世界大战,成为了资本逻辑蔓延的一种可能的后果,那么在没有硝烟的美国,资本主义所呈现出的娱乐至死的生存方式成为了资本逻辑存在的另一种可能的后果。霍克海默与阿多诺,两位犹太籍的思想家,在时空转换之间同时见证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两种向度,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让两位思想家看到了批判理论不得不触及的两种社会现实。它们彼此平行共存,却又同宗同源。对它们的批判可能是片段化的,但在碎片当中又可能完整地呈现出这个时代的基本构图。

于是,1947年,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出版了对于法兰克福学派影响深远的《启蒙辩证法》。这部在1942年就陆续开始着手的著作,最初被两位思想家设想为在纳粹统治的社会情境之下“一部社会理论和历史理论的导论”。但随后当法兰克福学派迁移到美国之后,新的情境带来了新的有待分析的问题,于是原初那些或许零星的想法,现在却日益呈现出一种深层次的、更系统的说法。

霍克海默(左)和阿多诺(右)的合影

这本书大体可被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讨论启蒙的概念及其当代的发展样态。第二部分,发明了文化工业这一概念来描述当代电影、广播等流行文化的生产模式;第三部分,则侧重于讨论政治上“反犹主义”,这种看似非理性主义的政治形态与理性自身的内在关联性。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的确是一个由碎片构筑的新的雕像,它所呈现的是一部资本主义统治下的战争与和平。面对政治上的反犹主义与文化上的消费主义,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做出了自己的诊断:所有这些问题的症结点在于启蒙自身变成了一种新的神话。

启蒙,英语的表述为enlightment, 法语的表述为lumière,两者从构词上说都包含着“要有光”的意思。因此,启蒙代表着一种“澄明”的状态,如同一个人从黑暗中走向光明。近代文艺复兴以后,紧随其后的就是启蒙的时代。它思想的标志在于上帝的死亡与理性之人的觉醒。两者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正因为人试图用理性的方式思考上帝之存在的合法性,作为一种信仰而存在的上帝趋于死亡。理性的澄明带来了包括科学在内的人类文明的进步。严格说来,“进步”的观念本身就是被理性生产出来的一种强制。它逼迫人们将今天与昨天做一个比较,并在比较中,设定一些量化的原则来显现今天与昨天之间的变化。我们开始逐渐习惯于说,今天要比昨天更好,当代比古代更进步。这种进步强制的逻辑,与资本的逻辑实际上有异曲同工之妙。想想那不断要求带来剩余价值的资本,它就是用这样一种进步强制来完成自身无休止的扩张。

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所看到的启蒙,正是这个已经被架上进步强制的高速公路之上的启蒙。这是被片面化了启蒙精神。它抽象了理性的丰富性,仅保存了作为工具理性的启蒙。这一启蒙以实证主义的方式呈现和表达这个世界,正如卢卡奇的“物化”的世界一般,在这个世界中:

“人性的堕落与社会的进步是联系在一起的。经济生产力的提高,一方面为世界变得更加公正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又让机器和掌握机器的社会集团对其他人群享有绝对的支配权。在经济权利部门面前,个人变得一钱不值。社会对自然的暴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一方面,个体在他使用的机器面前消失不见了,另一方面,个体又从机器那里得到了莫大的好处。”(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曹卫东译,第3-4页)

由此,启蒙原本颠覆了统治人的神权,现在自身又变成了一个新的统治人的权威。它以科学和进步的姿态强制着人归入到它的麾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精密制造出来的机器迅速转变为杀人的工具。这一情景逼迫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开始执着于这样一个计划:“要揭示人类没有进入真正的人性状态,反而深深地陷入了野蛮状态,其原因究竟何在?”(同上,第1页)

对于这一问题,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的回答是:因为启蒙倒退成神话,实证主义倾向的启蒙过度追求一种明确性,而“明确性概念认为,源于事实和统治思想形式的否定思维是模糊的、零散的,是一种禁忌。”(同上,第3页)而这种明确性就是一种科学的神话。

启蒙由此变成了现代人新的神话。这点其实并不难理解。因为神话也可以视为还在懵懂的人用自己的方式对世界的一种解释。当我们用“大气中的水蒸气”来解释雷电的时候,它对于如我这样的一个普通人而言,与中国神话中用雷公公和电婆婆来解释雷电的说法之间好像也没有那么大的差别,我看不到雷公公和电婆婆,正如我也看不到大气中的水蒸气。科学,正在编制一套新的神话来解释世界,并逼迫我们所有的思维方式追随它对于世界的理解方式。这就是成为了神话的启蒙。

于是,启蒙终于走向了自己的反面,蜕变为它曾经反对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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