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德英 | 记忆、认同与想象:南北宋之际的岁时民俗文献书写
基本信息
摘 要：在进行民俗文献整理及文本与生活研究时, 需充分考虑到文本的记录与书写如何呈现了记述主体的文化记忆, 这些文化记忆体现了书写者怎样的身份归属与身份认同, 抒发了什么样的家国情怀。因为文化记忆多带有怀旧的情感, 在进行文本分析过程中要区分记忆真实与想象真实, 即文化记忆中哪些是真实的记忆, 哪些是想象添加, 彼此之间程度如何把握?南北宋之际出现大量的岁时民俗文献, 这些文本书写背后蕴含着丰富的文化记忆, 体现着书写者的身份认同与情感归宿, 既有对曾经生活见闻的真实记忆, 也有对故国故土的浪漫想象书写, 书写过程中饱含着真实生活记忆与浪漫想象色彩。
作者简介： 董德英,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中国民间文学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 青岛大学历史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历史民俗学、民间文学。文章原刊：《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9年第6期。
在宋代岁时民俗文献整理、文本与生活研究时, 要充分考虑到文本书写者的书写目的、身份认同与书写环境, 这些文献背后承担着书写者及整个社会什么样的文化记忆, 这些记忆中的“真实”有多少是生活的真实记录, 有多少是想象中的“真实”, 即文化记忆与记忆真实的程度如何把握。《岁时杂记》《醉翁谈录》《东京梦华录》《梦粱录》《武林旧事》等均属于回忆性作品, 其中或以岁时记录为主, 或包含了大量的岁时节日内容。这些回忆性作品为我们研究古人节日生活和整个社会生活史提供了绝佳素材, 正如钟敬文先生认为“历史上的民俗现象、民俗活动和民俗事件记录下来, 用科学史的语言讲, 这种文献就是民俗史。所谓史, 就是古人的记录文字”[1], “我们无法知道古代岁时民俗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但文字记录能够帮助我们略加了解, 所以那些用文字记录的民俗文献是很宝贵的。”[1]
节日作为重要的特殊节点, 更是集消费、休闲、娱乐、交际、信仰等于一体, 是民众日常生活在某些特殊时间段的“浓缩化”呈现。这些岁时民俗文献一方面保存了大量的珍贵史料, 另一方面也是书写者浓厚的文化记忆, 同时也是他们一种身份与情感归属, 体现了他们在不同的生活环境中对过去的思念与感想, 对现实与未来的期许, 其中既有他们真实的回忆与生活本真的描述, 也有他们对过去的浪漫回想, 正如我们在回忆过去时, 我们留住的往往是那些美好的片断, 许多悲伤过往已被我们的记忆淡忘。
一、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岁时民俗文献书写者
当我们在整理、研究、阅读这些岁时民俗文献时, 我们不禁带着这样的疑问:这些承载着民众文化记忆的岁时民俗文献的书写者除了追忆过去, 带有浓厚的怀旧情感外, 还体现了他们什么样的身份认同与情感归属?
有些岁时民俗文献并非作者有意去记录民俗生活, 而是感昔思往的忆旧作品, 他们在回忆中善于捕捉那些触发人们怀旧情思的生活细节, 沉浸在那些过去或甜蜜或忧伤的回忆中。回忆可能由睹旧物、思旧事而引起忆旧情绪, 忆旧是主体的精神活动与心理感受。人的追忆要么是对过去短暂而美好的回忆, 要么是痛彻过去撕心裂肺的悲痛, 平淡无奇的过去往往难以成为人们追忆的焦点。赵静蓉在《怀旧文化事件的社会学分析》一文中提出“怀旧主体必定把过去当作向未来挺进的原料”[2]。以自身经历为基础的回忆者是站在现在历史空间对过去历史空间的回忆, 忆旧者在两个不同时空中生活过经历过, 对两种不同时空形成自己的评判标准, 尽管过去是远离现在的, 但回忆者却试图将过去拉入现在的思绪, 想象甚至创造一个回忆者心目中的过去, 有时成为现在生活的参照。其中不乏对过去的理想化描写, 如英国史学家霍布斯鲍姆 (Eric Hobsbawm) 说及的:“过去的日子以前被视为———今天依然如此———逝去的好时光, 它也就成为社会的当然归宿”[3] (P.30) 。
回忆者将过去亲身经历的人物、地方、事件等这些逐渐淡去的残留影像在记忆的大脑中重组, 进而根据自己的情感和想象将其转化成文字记录下来, 这就是记忆文本。回忆有时是不完整的, 既可能无限接近目标, 也可能渐行渐远, 回忆是遗忘与记忆之间多次徘徊与拾零。可能有些总被记起, 有些永远遗忘, 有时遗忘与记起交互出现, 但人们似乎为了某些不被遗忘的过去, 不断地回忆着过去的人生、命运与生活, 追溯着那段过去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记忆不仅是工具, 也不仅仅是过程, 记忆是一种文化, 记忆是一种历史, 它本身可以登上历史的舞台, 甚至构成一种创造历史的力量。“文学文本处在一种创新表达的压力之下。文学文本的创作动力就在于其本身的创新与陈旧、遗忘、排挤的互补运动之中。同样, 它的接受也受到不断变化的时代背景的影响。”[4] (P.140) 因此读者又根据回忆者的文本叙述, 在读者的大脑中试图重组回忆者所构想的图像, 甚至掺杂了读者个人的想象与认识, 因此我们对文本的解读是融合了回忆者及阅读者多重的主体认识与情感想象的知识产物, 甚至包括了回忆者在文本中所叙说的生活个体的认识与想象。
那么人们为什么愿意回忆过去, 追忆历史?对于岁时民俗文献来说, 这些文献以文字的方式记录了过去民俗生活面貌, 而这些恰保存了重要历史史料, 而且记录者以一种主体的情感与视角记录了那个时期集体的岁时民俗生活 (因为民众集体的生活才是民俗生活) , 而且这些岁时民俗生活不是像化石或标本一样仅存在于过去的时代, 而是以一种活态的形式, 以一种鲜活的生命力代续相传, 在民众的岁时节日生活中往复出现, 尽管有创变, 但更多以一种积极而热情的态度承继, “年年岁岁花相似, 岁岁年年人不同”, 变化的是人的经历, 不变的是岁时节日的周年循环。英国历史学家保尔·汤普逊 (Porl Thompson) 认为:人类之所以能记住过去的历史价值源于三种力量:一是“能够并且确实提供了来自过去的有意义的、并且有时独一无二的信息。其次, 它同样能够传达个人和集体的意识, 这恰恰是过去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有甚者, 口头资料来源的活人属性赋予它们以独一无二的第三种力量……它正是‘这种允许我们对于历史的长期意义做出论断的历史眼光’。”[5] (P.182-183) 这也是南北宋时期出现如此多回忆作品的一些历史原因吧。
回忆潜存在人的记忆当中, 与生命个体密切相关, 随着个体生命的消亡, 消失的不仅是一具具躯体, 更是个人乃至社会群体的文化记忆, 而这一文化与历史记忆是社会群体所共同经历或想象的思想认识, 他们或为北宋京都人士, 或历东京繁华, 后经靖康之变, 偏居江左, 他们对过去的那段历史有相对共同的话语权与认知权, 这使他们在南宋初的思想与回忆表现出某种程度上的互动与共鸣, 也体现了他们共同的身份认同与情感归属。
二、文化记忆与风土环境:岁时民俗文献书写环境
文本书写处于开放的历史视野之中, 在不同的时代环境中有不同的书写主张, 文本也被不同的阅读者或阅读群体接爱, 阿莱达·阿斯曼认为“历史被各种时代的洪流、断层、流派、模式和视野变换所吟诵”, 一部文学文本生产后, 到了下一代人或是到了下个世纪是否还有读者愿意阅读都不能确定, 文本的接受既有必然性 (如收藏爱好) , 也有偶然性, “取决于后世是否有兴趣有准备继续关注它”[4]。南北宋之际的岁时民俗文献书写, 既有在北宋时期成书, 后被南渡宋人接受, 也有南渡人士怀着对北宋节日生活的依恋和想象, 而催发的书写动力。因此南北宋之际的岁时民俗文献的书写者, 一方面对北宋时期的岁时节日生活与日常社会包含诸多回忆, 带有一定的怀旧特色, 另一方面也体现在南渡后的诸多遗老渐去, 对过去的回忆也渐趋消亡, 后人多已适应江南闲适的生活环境, 不再有恢复故土、返回中原的强烈愿望。因此这一时期的回忆文献书写往往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回溯过去, 另一方面放眼当下, 畅想未来。这就使回忆既带有留恋怀旧的情绪, 也有对现实的不满, 对未来的无知与忧虑, 甚至还有对过去的遗憾、反思与批判, 如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自序中说:
仆数十年烂赏叠游, 莫知厌足。一旦兵火, 靖康丙午之明年, 出京南来, 避地江左, 情绪牢落, 渐入桑榆。暗想当年, 节物风流, 人情和美, 但成怅恨。近与亲戚会面, 谈及曩昔, 后生往往妄生不然。仆恐浸久, 论其风俗者, 失于事实, 诚为可惜, 谨省记编次成集, 庶几开卷得睹当时之盛。故人有梦游华胥之国。其乐无涯者, 仆今追念, 回首怅然, 岂非华胥之梦觉哉![6]
“烂赏叠游”“莫知厌足”的背后潜藏着作者丝丝渐愧与自我反省, 而这些认识与孟元老避地江左“渐入桑榆”“情绪牢落”等命运变法及现实遭遇密切相关。似乎我们从此书中体会出“昙花一现”的绚烂及接之来而的凋谢, 在辉煌一世的繁华、热闹与盛大的皇权背后, 是快感刺激下的腐朽, 铸成了“乐极生悲”“华胥一梦”的永恒历史主题。
除了孟元老, 其它文人作品中也留下了北宋繁华的影迹, 这些文本、线条描述或故人口耳相传的叙事, 成为窥测历史的文化影像, 又成为南渡遗民及后世读者的文化追溯与想象, 这些“积淀在各种历史文本之中的都市的文化碎片, 散落在读者的心田, 读者会把这些东西与他对当下的都市的认识混同起来, 结果在他的脑海中形成了对于这个都市的文化想象”[7] (P.148) 。
以过去之历史反观当下, 因当下的缺失追忆过去, 想象未来恢复故国、收复疆土的前景, 如南渡名将张俊曾孙张镃在《三月望日微雨泛舟西湖四首》其三中忆及北宋游览金明池的盛况:“倭缬帘垂柳外楼, 睹妆微露玉搔头。承平气象应如此, 忆杀金明水殿游。”由南宋临安三月的西湖景致联想到北宋全盛时期的金明池景象, 颇有“故国平居有所思”的情怀。金明池成为文人浓厚的历史记忆之景, 也成为他们对故国的浓情怀想之地。文本中的景物不仅是作为实体存在, 而是被人为赋予一定的文化内涵、审美意义和社会价值。
虽然文学事件不同于政治事件, 文学事件不会产生政治事件那样不可避免的影响, “文学事件只有继续被后代接受, 其影响才能继续发挥———它需要重新找到读者, 或者找到愿意模仿它、赶超它或反驳它的读者”[8] (P.173) , 而读者也有强烈的愿望去接受它、感知它、解构它。古代文献资料是过去生活风貌 (包括政治背景) 的展现, 而年节生活往往最能勾起人们对过去生活的回忆, 琐碎的岁节生活情趣也往往能勾起作者的感想与怀念。也让后来的阅读者产生深深的思想共鸣, 尤其面对新的社会环境, 置身于新的风土人情, 故土的记忆或许很快就会被新的家园记忆所覆盖, 或许被阅读者和接受者重新抄录、解读, 如北宋吕希哲的《岁时杂记》从民众节日生活细微视角进行书写, 成为南宋南渡遗老们的怀旧及想象之作, 也成为他们竞相阅读与抄录的对象, 如金盈之《醉翁谈录》卷三《京城风俗记》的许多内容抄录自吕希哲《岁时杂记》[9], 《京城风俗记》小序中金盈之曾提及命儿侄辈抄录的原因:“予世居京城, 自渡江以来, 每思风物繁盛, 则气拂吾膺。暇日因命儿侄辈钞录一年景致及风俗好尚, 无不备载。行将恢复, 再见太平, 当知予言历历可验也”[10]。金盈之命“儿侄辈抄录一年景致及风俗好尚”的原因与目的在于追思忆旧, 希望恢复故土, 再见太平盛世, 这与南宋初文人热衷追忆旧日京都的景致与风俗生活相一致。
通过抄录, 既重读文献, 又再次回味过去, 恰如美国学者李瑞 (Ari Daniel Levine) 说“不管是曾经亲游亲历, 还是仅仅借由二、三手材料重拾记忆, 他们都是在把自身抑或他人的视觉印象转换为书面记录。”[11] (P.99) 事实上, 偏安于杭州的南宋政权得到巩固后, 安于江南闲适生活的许多士大夫不再谋求恢复故土, 正如陆游见到描写北宋节日生活的文献《岁时杂记》后感叹:“然年运而往, 士大夫安于江左, 求新亭对泣者, 正未易得。抚卷累欷。”[12] (P.2253)
岁时节日由于其年复一年的循环, 人们在遵循传统时, 也在不同年度的不同时节寄托书写个体与社会群体的生活及精神需求。或许繁琐的日常生活难以进入记忆的空间, 但年节的节物、节俗、仪式与活动却在人们的记忆中长存。尤其当新的岁时节日到来, 对过去时间的回忆, 对当下的观照, 对未来的希望, 一下子在这特定的时刻凝聚在一起, 所有的情感也在这一刻被释放。这些节俗是“超越季节循环的过去和未来延伸的”有力例证, 是人们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与生活一次次演绎。岁时节日是神圣时空与世俗时空的交融, 在岁时节日中包含着不可逆性的时间意识, 现实与神圣融为一体, 确立了与日常生活的过去和未来、神圣与神圣节物、节俗与仪式之间的关系, 显示出一种对神圣与世俗的融合与和谐意识[13] (P.163) 。节日休学、团坐饮酒, 免不了追忆过去的节日生活及当时节日生活中的琐细见闻, 而正是这些生活化的节日记忆场面交织在一起, 构成了过去的节日生活图景, 当然包含着真实生活场景记忆, 也掺杂着浪漫色彩的想象。
三、文化记忆、记忆真实与想象真实:岁时民俗文献的书写“真实”
阿斯特莉特·埃尔将在文学的记忆形成领域分成两个功能潜力:一是对现存记忆文化中想象结构的肯定或是加强, 另一个是对其进行解构和修正。回忆性书写可以产生新的想象, 过去的现实是与记忆文化中象征的意义世界有联系的虚构的现实, “历史想象或是以一种简洁和形象的方式表达价值观和标准以及被忘却的事物, 和记忆文化中不可表达的东西”。在重新解构的过程中, “修正历史形象、价值结构或是有关自我和他者的想象”[14] (P.242) 。
因此通过岁时民俗文献研究民俗岁时节日生活时, 我们要注意书写者笔下的生活真实与真实的生活是否一致?过去的真实与回忆中的“真实”是否一致?回忆中的岁时节日生活是否有想象与夸大的创造?过去可能只留下了“主体的一般观念, 一些多少有些特点的象征符号, 一些特别生动感人或者风趣诙谐的事件小插曲, 有时是对一幅版画的形象记忆, 甚至是一页书或几行字”[15] (P.81) , 过去的记忆如电影剪辑片断一样, 断裂的存在, 不是我们过去完整生活的整体再现, “我们无法从内心中从细节上再现所有这些事件, 无法再现出整个故事相对应的不同部分, 无法再现出一整套的特征、迹象、描述、命题和反思”[15], 我们只能选择最能触及我们心灵与情绪的生活片段, 加以想象或再创造, 去重塑过去, 即“通过主观的想象来重新经历当时的生活”[2]。岁时节日生活因其节日仪式的庄重、节日风物的丰富多样、节日活动的繁华与热闹, 节日人际的亲情与往来等一个个生活掠影, 共同进入了回忆者对年年岁岁节日生活的频繁再现与往复追忆。
回忆并不具有统一标准与模式, 每次回忆由于主体的情感与思绪不同, 也决定着回忆的侧重点不同。正如韩少功在其散文中说:“记忆是不断变化的、生长的, 被后来的思想和情绪悄悄删节增添, 永远没有定稿, 没有最标准版本”[16] (P.145) , 回忆者永远不能再亲身生活于过去的历史语境中, 而只能是过去历史生活的观看者、思考者与想象者。回忆是主体对历史过去某种程度上的重构与再创造, 是主体在经历了社会阅历与人生起浮后, 建立在过去、现在、未来认识层面上的理性与感受双重表达, 站在现在, 回忆过去, 畅望未来。
回忆是回忆者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与生活语境中的主体思想意识行为, 或大脑追忆, 或文字记述, 过去在回忆者脑海进行了一次次过滤与筛选, 每一次的过滤与筛选, 都是回忆者情感与思想酝酿的过程, 也是对每一次过去的再塑造。除了过去的旧物旧人旧事, 自然地理空间的迁移, 社会地位、身份的变化都会激起回忆者内心波澜。如《岁时杂记》的作者吕希哲经历了北宋东莱吕氏家族政治命运的昌盛与衰落, 面对着元祐盛世与绍圣、崇宁党争党祸的接连打击, 远离自己生活了多年的东京, 外任寓居, 开始了在外动荡不定的晚年生活。吕希哲记忆中的北宋东京、中原岁时民俗风物及任卑职居外地时的民俗见闻, 在晚年吕希哲的脑海中肯定经历了一遍遍掠影, 在与子孙弟子的忆旧追昔中进行了思想及情感的再表达, 因此他所记录的《岁时杂记》这部岁时民俗文献的文字背后是他一生的经历、知识、思想与信仰, 也是他对民众生活的再描写, 这是一种回忆与真实、客观与主观共存, 历史书写与个人情感的融合。吕希哲没有孟元老、金盈之他们所经历的亡国之痛, 其淡泊功名利禄, 保护家族成员命运, 讲学授徒为主业, 这些都使《岁时杂记》虽为晚年回忆之作, 但与《东京梦华录》等著作的记述方式却大不相同。吕希哲在《岁时杂记》虽也有东京太平盛世民众岁时节日生活的描写, 但并没有着力表现它的“美好”, 也没有用华丽的词汇而极力赞美, 而是用朴素的语言, 真实记录下了当时节日生活的多方面内容。晚年的吕希哲虽有家悲, 但无亡国之痛;虽有失望, 但希望仍存。吕希哲所遭受的党争打击与孟元老所遭受的国破家亡及复起无望的双重悲情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两者有着天壤之别。
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对北宋徽宗时期的东京岁时节日生活极尽赞美之词, 用语华丽, 近雅, 也表达了孟元老对南渡现状的郁闷与苦思。孟元老对北宋徽宗盛世被灭亡深感惋惜, 以一种近乎想象与夸张的笔调, 倾诉着过去历史生活的无限怀念与留恋, 伊永文称《东京梦华录》的这种写法为“梦华体”[17], 即以一种近似虚无缥缈的“华胥之梦”来描写过去;“以俗为主……韵散相间、短小清新、上下通晓、亦庄亦谐”, 来表现都市民俗生活, 折射现实人生与社会的不足。一个人只有经历了不同的人生阶段, 体验过截然对立的两种处境时, 才能对过去的“美好”越发留恋与赞扬。孟元老写尽了历史与城市生活百态, “不动声色, 却写尽声色之极;而他笔下的繁华靡丽不论如何眩人耳目, 却终于归向空虚失落。”[18] (P.444-448) 奚如谷认为孟元老对节日庆典中衣饰、肴馔、灯具等的细节性的描述, 甚至带着迷恋的色彩, 带着感官愉悦的状态回忆并留恋, 是作者建立在消费快感上的等级制度的一种解读[19] (P.87-91) 。孟元老是以南渡遗民的身份进行北宋东京繁华盛世的观照, 以世俗观世变, 从繁胜见虚无[18]。《东京梦华录》自身作为一部遗民论著, 影响了以后的一些回忆叙事作品。
回忆不是简单对过去的记述与描写, 而是有主体的历史认知、价值评判与感性情感。岁时节日界于日常与非日常生活的双重时空范围内, 以一种在现实生活中活态传承的生命文化, 承载着历史的过去、现在, 也感召着人们对未来的期待。朝代终结, 政权倾覆, 但人们的生活仍在继续, 文化的生命力仍在绽放。对岁时民俗生活的回忆, 是回忆者对过去的遴选, 借助岁时节日这样的特殊时空辅以主体的认知与价值取向, 最容易忆起也最愿忆起的是那些美好的, 让人无限留恋并不断加以层累想象的部分。正如奚如谷认为记忆需要一个特定的空间来产生, 记忆将作者带入他所回忆和想象的世界, 通过回忆者的行游展现以往节日生活场景。作者通过回环往复的记忆所重构的这个世界, 可能支离破碎, 充满感情色彩, 专注于物质, 但同时作者在这个记忆空间中再创造了生活主体的心灵世界, 这些生活主体思想或与回忆者的思想相一致, 或充满差异[19]。许多岁时民俗文献的书写者, 既是一个文本的记述者, 在节日生活中也是一个生活主体参与者, 与文本中记录的民众生活主体共同活跃在节日生活实践中。这就使岁时民俗文献的文本与生活之间包含着生活的真实记忆, 同时也有着主体情感融入的想象与创造。
节日生活最能代表过去生活的繁华, 最能留下永久的回忆, 而且节日生活更能全方面相对真实地承载历史生活的真实, 更包含了人们对过去千姿百态的生活认识。自古以来, 岁时节日承载了敬神、祭祖、感恩、敬畏、讨好、期待等多重物质与精神因素, “神、民、艺、货”等在这一时段集中呈现, 是人们日常生活的非日常化, 是神圣时空与世俗时空的分离与融合, 是人们在年复一年的生活中最为重要的时刻, 包含了自然、社会、家族、家庭及个人复杂的情感与想象。对岁时节日的回忆最能激发回忆者, 也最能引起他者的共鸣。
岁时节日伴随着年月周而复始, 似乎已经融入在民众的生活中, 习以惯之, 尤其在和平繁荣的年代, 如陆游说“承平无事之日, 故都节物及中州风俗, 人人知之, 若不必记”[12], 待到战乱或代际更替之时, 过去的那些节日生活场景留存在人们的记忆中, 成为人们对以往生活的一种追忆, 尤其对于那些易代之际的遗老们来说, 记录下来的岁时民俗不仅是一些文字, 更是书写者和阅读者深深的文化记忆、身份认同与情感归宿。
一段历史时期, 一个城市或地区的历史用文学、图画或口述记载下来, 当历史境遇一旦发生变化, 自然会通过这些记述载体对过去的历史和社会语境产生回忆和想象。反过来, 也催生了新的回忆文本出现, 即“当文学给予城市以想象性的现实的同时, 城市的变化反过来也促进文学文本的转变”[20] (P.3) , 而后世读者则借助这些文本进行再解读与再想象。文本是生活的记录与书写, 生活是文本的材料源和记忆源, 两者彼此关联, 共同建构对历史的记忆与想象, “城市是都市生活加之于文学形式和文学形式加之于都市生活的持续不断的双重建构。”[18]历史虽已过去, 留存的文献却持续地影响了后人对历史的认知, 并对当下和未来重新认识, 深入思考。朝代更迭、帝国兴衰是历史书写的重要主题之一, 也是文人笔下难以释怀的情结。南北宋之际众多的民俗文献书写现象, 亦可扩及至其它易代之际, 人们强烈的书写与记录诉求背后蕴含着丰富的文化记忆, 体现着书写者的身份认同与情感归宿, 也让后来的阅读者产生思想与情感共鸣, 阅读者结合自己的经验世界去解读作者和文本[21]。因此在整理研究岁时民俗文献时要研究书写者的创作动机, 辨认他们的身份与族群认同, 要研究书写者的主体情感, 将文献书写放在当时的风土环境中, 研究书写背后的文化记忆, 同时也要正确区分记忆真实与想象真实的差别, 从而有利于社会生活史研究, 也更易于还原历史真实与民众生活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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