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抱琵琶半遮面——南派纪录片的理论分析与现实判断

2010年2月2日，中国南派纪录片创作基地继在广东电视台挂牌（2008年10月）之后，又在广东省中山广播电视台落户。这是中国纪录片学会和广东电视界为推动中国纪录片创作繁荣的又一举措。此时，“南派纪录片”这一概念再次被明确地提出来。然而，如同早前相继提出的“渝派”、“京派”、“海派”以及西部纪录片等概念，此类以地域文化为划分依据的纪录片流派仍存商榷甚至质疑，并未取得学界和业界的广泛认同。本文试图从美学特征和作品影响两个维度对南派纪录片进行分析，以此判断其在中国纪录片版图中的地位与作用。

一、概念的提出、界定及演进

“南派纪录片”这一概念的提出，始于2007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大会“广东日”活动。时任广东电视台副台长蔡照波在发言中提出：“关于打造南派纪录片这个命题，我认为应该是我们南方纪录片创作者共同追求的目标……中国的武术有南拳北腿，中国的绘画与北方相对应的有岭南画派，以致于我们的电视剧……都是凸显南国神韵之作。我们的纪录片当然也不能离开这个地域特有的人文环境，这样才会有我们的价值，我们的底蕴，我们拓展的空间，才能形成我们的品牌”。[1]与此同时，广东资深纪录片人郭际生则给“南派纪录片”下了更为完整的定义：“有当代岭南文化风范的、鲜明地域特点的、思维开放的、广东公众喜闻乐见的、雅俗可赏的、真实反映本地情状或代表岭南审美观念的各类纪录片”。[2]这些论述可归纳为两点：一是从应然的角度出发，提出推动“南派纪录片”发展的建议；二是在岭南文化的基础上，初步概括出“南派纪录片”的文化特征。遗憾的是这些界定还是不够严谨和清晰。

欧阳宏生认为，“纪录片的创作过程显现出纪录片的创作和地域文化、经济和社会之间的紧密关联。在一定区域，纪录片呈现出比较鲜明的创作特色和共同的倾向。从这个意义上讲，纪录片创作流派已经形成。”[3]郭际生则认为“派”是相对而言的，“所谓派，是一定历史时期、一定数量作品、一定影响力、一定作品所形成的地域文化特色综合积淀的结果。”[4]在其它论及“京派”、“海派”、“渝派”和西部纪录片的文章中，我们也不难发现作品蕴含的“地域文化”被视为界定其概念的一个重要指标。同时，在相关的比较文章中，题材、叙事风格和记录对象都构成梳理派别的经纬。例如，“京派”纪录片被认为以宏大叙事为主，与国家的政治文化紧密联系；“海派”聚焦大环境下小市民的普通生活，而“渝派”则更多地表达对边缘人群的人文关怀，西部纪录片除兼具渝派的特点外还擅长对环境、自然、少数民族的记录。

倡导者在提出“南派纪录片”这一说法时没有对其进行具有质的规定性的概念界定，而是以感性的语言进行了一番描绘。这就使得后来者在研究“南派纪录片”时，在逻辑起点上即遭遇边界划定的困惑。究竟哪些作品能被称作“南派纪录片”？是那些以岭南地域人与事为对象的作品，还是指出品单位隶属于广东？如果后者为标准，体制外的独立制作人应该按籍贯还是工作地来划分呢？笔者通过文献检索发现，这些表述中都或多或少地提到作为“南派纪录片”代表的纪录片作品，而这些纪录片与“南”挂钩的最大特征是——出产于广东。由此，“产于广东”可以认定为“南派纪录片”的地域身份了。

任何艺术流派的生成和成熟都依赖于悠久的历史传统和深厚的文化积淀。那么，南派纪录片有吗？我们先来看看它所植根的这片土地。广东，是中国纪录电影的发源地之一。中国电影的拓荒者黎民伟就是广东人，大革命时期他就在广东境内用电影胶片记录了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先后拍摄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4）、《国民革命军海陆空大战记》（1927）等。新中国成立后，1956年经中央同意在广州成立的珠江电影制片厂，在当时是少有的综合性电影制片厂，既拍故事片也拍纪录片。成立于1959年的广东电视台是我国电视事业的先行者，也是制作和播出纪录片（当时叫专题片）数量最大的省级电视台。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中国的改革开放，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和社会变革都发生在广东，可以说，这片南国热土给中国纪录片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

当然，进入真正的纪录片创作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兴起的“新纪录运动”。如此说来，纪录电影和纪实性电视在广东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的传承。问题是在广东这片热土上孕育出来的南派纪录片有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美学风格？有没有形成可辨析的美学特征？

二、南派纪录片的美学特征

对于“南派纪录片”是否成型这一命题的论证，本文的分析思路是：首先，考察广东最近十年里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纪录片作品，作为分析样本。然后，应用框架理论和内容分析的研究方法，概括出这些代表作最基本的美学特征，从而说明南派纪录片的美学风格和独特存在。在最一般的意义上,框架指具有定性区别作用的任何事物,其认知功能在于界定各种需要分析的区间（或叫“界限”）。笔者采用被普遍接受的纪录片分析框架，从“题材类型”、“地域文化”、“叙事风格”和“记录对象”四个界限对遴选出的20部广东纪录片优秀作品进行了对应的分析（如表1）。

片名	题材类型	地域文化	叙事风格	记录对象
百年留学	历史	涉外	宏大叙事	人与事
祝福珠江	现实	国内	宏大叙事	事
哈军工	历史	国内	宏大叙事	人与事
古劳水乡奥运梦	现实	国内	百姓故事	人
土缘	现实	国内	百姓故事	人与事
龙船日记	现实	国内	百姓故事	人与事
房子	现实	国内	百姓故事	人
莱茵河：人与自然的对决	现实	国外	以小见大	事
寻找幸福	现实	国外	百姓故事	人
百年名琴的深圳传奇	历史与现实	国内	以小见大	事
巨变	历史与现实	国内	宏大叙事	事
海外中山人	历史与现实	国外	百姓故事	人
香山商帮	历史	涉外	以小见大	人
根在五邑	历史	国内	宏大叙事	事
海风吹来我的歌	现实	国内	百姓故事	人
我们走在大路上	现实	国内	以小见大	事
越过大洋去握手	现实	涉外	宏大叙事	事
寻找少校	历史与现实	涉外	以小见大	事
深圳民间记忆	历史	国内	以小见大	事
厚街	现实	国内	以小见大	事

    题材类型：20部作品中现实题材的有11部，历史与现实结合的有4部，这两类作品加起来占了75%，而历史题材只占25%。南派纪录片比起内陆尤其是北方的纪录片，或许缺少一些历史沧桑感和时代的厚重感。但其鲜明的特色就是关注当下的中国，改革中的广东。不仅三分之二的作品是现实题材，而且在现实题材之中，不乏象《祝福珠江》、《土缘》、《我们走在大路上》、《巨变》等讴歌改革开放的经典力作。深圳电视台拍摄的《百年名琴的深圳传奇》，通过讲述一部德国依巴赫钢琴在深圳的命运，展示了改革开放给这座城市乃至我们这个国家带来的巨大变化。广州电视台拍摄的《房子》讲述的是水灾之后岭南阿亮一家，在当地政府的关心下，重建新房，在贫困中挣扎的故事，一波三折，体现了中国老百姓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该片由此荣获2006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大会“评审团大奖”，说明南派纪录片在选题上已开始与国际接轨。广东在中国近当代史上，一直扮演“排头兵”的角色，无疑也给南派纪录片提供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因此，“关注当下的中国现实，记录今日发生的历史”就成为南派纪录片的审美旨趣。

    地域文化：从作品蕴含的地域文化来看，传播中华文明和岭南文化的有13部，占65%；涉外的作品有4部，另有3部则是记录和介绍西方文明——二者加起来占35%。发掘和弘扬本土文化仍然是南派纪录片及至整个中国纪录片创作的第一要义。如《古劳水乡奥运梦》、《土缘》、《龙船日记》等都散发着浓郁的南国水乡气息。涉外和完全记录国外的纪录片虽然只占三分之一，但近年来数量却有增加的趋势。大型系列纪录片《海外中山人》已拍摄了100多集，中山电视台创作者的足迹遍及世界各大洲。笔者创作的《越过大洋去握手》则首次记录了我国海军舰艇编队出访五大洲四大洋的军事外交活动，在异国他乡展示祖国的强大。毗邻港澳的广东是中国最早也是最重要对外开放口岸，位于东西方文化的交汇处。荣获中国广播影视大奖的《百年留学》就充分体现了南派纪录片这一地域文化优势。利用纪录片这一载体，南派纪录片不仅传递中华文明和中国文化，同时也大胆地走出国门，引进和吸纳西方先进文化。如南方电视台与欧洲国家合作拍摄的记录片《莱茵河：人与自然的对决》、《寻找幸福》，体现出南派纪录片创作中的国际视野。

    叙事风格：相对历史文献片的宏大叙事，广东纪录片人似乎更青睐于细腻描述、贴近生活的叙事风格。在20部作品中，聚焦普通老百姓，以小事情反映大主题的作品多达14部，占据70%。《土缘》、《龙船日记》、《海风吹来我的歌》、《我们走在大路上》、《厚街》等一批作品讲述的都是一个人、一个村子或一条街的故事，点滴细节的聚合却折射出了时光流传、社会变迁。广州电视台拍摄的《土缘》通过四位农民在土地投包中的得失喜忧，反映了改革开放给珠江三角洲农民带来的可喜变化。笔者创作的《海风吹来我的歌》通过讲述农民作曲家黄华钦的音乐人生，展示了中国农民富起来之后的精神世界。“我们在讲述老百姓的故事时，平凡而不平淡；在表现普通人生活细节时，细小而不渺小。” [5]即使是宏大的历史事件也努力选择较小的切入口，从普通观众感兴趣的细节入手，力求以小见大。象《百年留学》、《哈军工》、《巨变》等历史文献片，广东人也拍得更为细腻，更贴近生活，力求表现更多的生命个体和生活质感。鸿篇巨制也罢，见微知著也好，广东纪录片在叙事风格上再一次印证了岭南文化的多元、包容、开放与务实。宏大叙事昭示的是广东作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以及文化大省、经济强省的气魄与胸襟；“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则表现出岭南文化的温润和颜。

   记录对象：在文学创作中，既可以事写人，也可以人写事。而在纪录片创作，人永远是不可忽略的记录主体。但在我国纪录片创作中对人的记录、对人物的刻画还比较弱，见事不见人更是专题片创作中的通病。作为样本的20部纪录片中，单纯记录事件的或以记录事件为主的纪录片与记录人的纪录片各占一半。纪录片是历史的镜鉴和档案。《厚街》、《房子》告诉人们，在“东方风来满眼春”的大背景下，还有人生活在阴暗逼仄的角落，为了生存背井离乡，还有人盖不起房子，与天斗、与人斗，卑微地挣扎在生活边缘。这些作品都以平等的姿态观察和记录社会主流、边缘人群，没有手舞足蹈地肆意吹捧，也摒弃了居高临下的悲悯同情，而是平静、质朴地讲述，它背后的意蕴似乎娓娓道来。值得称道的是，在忠实记录的基础上，这些纪录片在具体的表达方式上也敢于创新。例如《龙船日记》大胆采用了“童声”解说，以孩子的讲述贯穿始终，组织起各个片段。对于龙舟比赛这样的水乡传统，小孩的好奇心更容易成为观众的向导。《海风吹来我的歌》把写实与写意结合，不仅能让观众对农民黄华钦的音乐成就有所了解，又在音乐本身的气质中烘托出全篇积极向上的主题。无论以人或以事为记录对象，在南派纪录片中离不开对人的生存和发展这一终极关怀。这恐怕也是南派纪录片最主要的记录视角。

如上所述，被纳入“南派纪录片”体系的作品在题材上更加关注社会现实、在地域文化的反映上贯通中西，叙事中更显细腻贴近，记录中更注重人文关怀，整体呈现出与岭南文化相匹配的多元、开放、包容、创新的特质，同时也追求细腻感人、贴近生活的人文情怀。如此鲜明的个性风格，我们完全可以推断南派纪录片在美学层面上已基本成型。

三、南派纪录片的影响与发展

既然南派纪录片已成雏形，何以未获得广泛的认同？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其作品的影响还不够，因此在中国纪录片领域里还未能独树一帜。所以现在的所谓“南派纪录片”，可谓“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南派纪录片影响不大源自于其生产力、传播力和影响力三个方面的欠缺。

首先表现在南派纪录片精品生产能力不够，精品力作不多。广东的纪录片生产存在着两大问题，一是从总体上来看质量还不高，尽管不时出现一些精品，但能称得上经典力作的还较少；二是生产布局极为分散，上述20部作品散落于广东台、南方台、广州台、深圳台、中山台、江门台以及民间机构。有一些电视台的纪录片创作还是空白，有一些电视台则出现后继无人的情况。纪录片创作基本上仍处于自然分散状态，在全省并没有组成一支强大的纪录片创作队伍，也缺乏相应的人才培训和生产机制，致使南派纪录片创作力量不强，创作人才匮乏。“海派”有上海纪实频道和纪录片编辑室，“渝派”有重庆广电纪实传媒有限公司，“京派”则更是依托中央电视台军事部、专题部、对外部、社教中心纪录片室，还拥有北京电视台对外部等创作群体。但愿新成立的南派纪录片创作基地能够充分发挥其作用。另一方面，资金一直是困扰中国纪录片生产的难题，这在经济实力相对雄厚的广东也不例外。可喜的是近年来，广东纪录片人在引进国外和民营资金方面做出了积极的探索。如南方电视台利用国外资金制作的《莱茵河：人与自然的对决》《寻找幸福》等一批异域人文纪录片，深圳民间机构拍摄的《寻找少校》《深圳民间记忆》等形成了南派纪录片多元化的生产格局。

其次表现在南派纪录片作品的传播力不够，影响范围有限。纪录片播出平台的搭建十分重要，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广东也曾开设一些纪录片栏目和频道，如广东卫视的《纪录片地带》，深圳台的纪实频道。但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这些栏目和频道也随全国形势一起潮起潮落。所幸的是，近年来，广东境内各省、市级电视台开始重视纪录片的发展，不仅有跨市的合作，而且各个电视台都创办了自己的纪实类栏目。如广东电视台的《今日广东》、《珠江纪事》，广州电视台的《南国纪事》、《影像广东》，深圳电视台的《魅力深圳》，汕头广播电视台的《潮汕风》，珠海广播电视台的《珠海故事》，中山广播电视台的《海外中山人》，清远台的《北江纪实》，河源台的《客家古邑》等，这些栏目都在为“南派纪录片”栏目化生存而努力。但总体来看，在中央电视台、卫视频道、海外媒体等国内外重要平台播出的优秀纪录片数量仍然十分有限。可喜的是在这几年里，广东先后创办了广州国际纪录片大会和南方多媒短片节，为南派纪录片搭建了很好的传播和交易平台。

考察南派纪录片影响力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其学术影响力。目前在CNKI上收录的关于“南派纪录片”的文章基本为零，而“京派”、“海派”、“渝派”和西部纪录片已经成为期刊网的搜索关键词。缺少研究的推动，缺少理论的提升，只是满足于业界简单的经验总结，南派纪录片是立不起来，也是走不远的。理论的孱弱必然导致创作的苍白，缺乏清晰的理论内核何以指导南派纪录片的创新与发展？但愿广东电视人要充分认识理论总结的重要性和学术研究的必要性，从理论建构和精品创作两手抓，才能打造出名符其实、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南派纪录片。

“打造南派纪录片”有先天的优势条件。首先，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随时都可能发生和见证着社会的变迁。任何政治、经济、文化、公共事业的新举措都会在这里产生效应——积极的，抑或带着改革阵痛的。变化中的社会能为纪录片的创作提供源源不断的素材。其次，广东的文化兼容并包，本土文化、中原文化和外来文化在这里交融、碰撞，也给创作者提供灵感；同时，广东宽容、务实的文化氛围和政策环境也为纪录片创作提供了宽松的空间。再次，广东是中国的GDP大省、经济实力雄厚，人才济济，为纪录片创作打下了良好的资金和人才基础。

摆在广东纪录片人面前的是两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何打造精品力作？如何实现品牌传播？这不仅是一个南派纪录片的问题，也是整个中国纪录片事业在前进道路上面临的挑战。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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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蔡照波，南派纪录片的生机与相路，南方电视学刊，汇编2009年第2辑，P64

[2] 郭际生，岭南文化烙印与“南派”纪录片，南方电视学刊，汇编2009年第2辑，P70

[3] 欧阳宏生，《纪录片概论》，四川大学出版社第4版，第334页

[4] 郭际生，岭南文化烙印与“南派”纪录片，南方电视学刊，汇编2009年第2辑，P70

[5] 谭天，平中见奇　小中见大――谈电视纪录片如何表现普通人，《电视研究》1996、4

《中国电视》2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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