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 罗鹭：元人别集《云樵诗稿》及其注释的发现与文献价值
笔者在南京图书馆发现一部稀见元人别集——韩璧《云樵诗稿》。之所以说它稀见，一是因为该书很少见于历代书目著录和典籍徵引：清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今人雒竹筠《元史艺文志辑本》、周清澍《元人文集版本目录》等书皆未见著录；《全元文》遍稽群书，也没有辑录该集所附录的韩璧遗文；杨镰《元诗史》是近年来元诗研究的力作，该书专门论述了元末的“赴难诗人”，但这个有330多首诗作传世的重要“赴难诗人”却没有进入其研究视野。二是因为该书传本稀少。除南京图书馆藏本外，检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大型图书馆，均未见收藏。故南京图书馆所藏虽为清嘉庆刻本，却为存世极少之善本。现综合相关史料，试对该集作一初步考察，希望引起元代文史研究者的关注。
《云樵诗稿注释》书影
一、《云樵诗稿》的编刻流传情况
元韩璧撰《云樵诗稿》，今仅存清王朝瑞校注本，题《云樵诗稿注释》，嘉庆十九年（1814）王朝瑞刊刻。该书共四册，八卷，每半页九行，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双边。该书卷首有嘉庆十九年江西督学使王鼎序，嘉庆十六年（1811）贺维锦序，又有嘉庆十一年（1806）王朝瑞序，称自元末韩璧赴难后，“阅今四百馀年矣，邑里间从未有举其名氏者。乙丑（1805）孟夏，予偶就兄子里塾焚馀废箧中捡得一编，楮墨率有残缺，则先生遗诗也”，于是加以考订笺注，刻梓流传。该书湮没了四百多年，因其乡人在“里塾废箧”中发现，由隐而显，颇具传奇色彩，这与明末号称“井中奇书”的宋代遗民郑思肖《心史》的发现非常相似，不同的是，《心史》在明末从古井中挖出之后即被爱国文人们所捧读，而韩璧的著作仅仅在乡里宗族之间流传。据卷首《例言》，王朝瑞所得抄本是康熙十年（1671）韩璧十二世孙初晨所录，已非全本，仅存诗三百三十多首，可惜的是，该抄本已经亡佚。诗中有原注，王朝瑞认为系韩璧所手定。至于注释本的成书刊刻经过，《例言》中有详细记载：嘉庆十年（1805）初夏，王朝瑞从里塾废箧中获得该书后，先是独自玩赏；嘉庆十一年（1806）正月开始注释，与季弟王朝榘相与参订，这一年完成初稿；嘉庆十二年（1807）馆于郡城周祠，借得诸书注释成编，修订完毕；嘉庆十三年（1808）携入京城，得到两外甥的经费资助，准备刊刻问世，但直到嘉庆十九年（1814）才刻成。该书不仅在刊刻问世前罕为人知，刊刻之后也流传稀少，因而有必要对其编刻流传经过及真伪作一番考察。
王朝瑞整理、刊刻该书的动机是为了表彰乡贤、保存文献。王朝瑞，字纪云，号式台，江西万年人，乾隆四十二年（1777）举人，任义宁州训导，著有《毛诗探源》《易学辨疑》等。他注释并刊刻韩璧《云樵诗稿》的起因有二，一是景仰其人。韩璧是江西乐平人，元末官至松江推官，至正二十七年（1367）城破时偕一子赴水死，本应名列《元史·忠义传》，但据编者称，《（正德）乐平县志·忠节传》虽载其事迹，但讹其朝代为宋季，且四百年间乡里不知有其人，很有必要加以表彰。二是喜爱其诗。《例言》中说“独为爱玩者累月”，自序中说“伏读之，惊叹称奇，觉其不减少陵诗史”。这样一个有气节、有才华的诗人，作为同乡后学，王朝瑞不忍其遗诗就此湮没无闻，故笺释授梓，以广其传。
该书的文献来源比较可靠。该书卷首有《例言》，详细说明了是书的文献来源、编纂体例和刊刻经过，并对诗人生平作了大量考证，对其作品加以补辑。涉及的史料，除了正史、文集外，还徵引了许多乡邦文献，如《（正德）乐平县志》、各种韩氏族谱（家谱）等，现在都已罕见。卷末附录的《韩公元璧墓志铭》，是元代著名文人杨维桢所撰，虽不见于杨维桢文集，但编者在跋中说明了其文献来源：嘉庆十四年（1809）十月，王朝瑞的侄儿王植槐寄来一封信，说是他的门人韩叙彝从《鄱阳韩氏宗谱》中抄录而出。但该志的款识为“有元李黼榜第二甲赐进士会稽杨维桢撰并书。时十二月十有三日雪霁劲冷，以九泉交义，不以指僵笔冻为辞，韩氏子孙永其保哉！余齿今七十有八矣。”而杨维桢生于元成宗元贞二年（1296），卒于明洪武三年（1370），只享年七十五岁。韩璧卒于至正二十七年(1367)四月，墓志铭作于本年冬十二月，其时杨维桢七十二岁。对于这一失误，编者刊刻时并没有加以掩饰，而是如实地加以指出，用怀疑和审慎的态度来对待它。因此，从刊刻出版本身的角度来考察，王朝瑞注释本《云樵诗稿》在版本方面是可靠的。
《（同治）万年县志》卷十二《韩璧墓铭》
诗稿本身的内容也可以作为该书真实不伪的有力内证。例如，元陈基《夷白斋稿》卷十有《寄夏仲信太守、韩璧翁经历、姚伯升照磨》一诗。陈基字敬初，元末官江浙行省郎中，“璧翁”是韩璧的别号，时任杭州路经历。《云樵诗稿》卷八有《和陈敬初郎中淮安见寄韵》，二诗皆七律，所押韵脚相同，当为往来唱和诗，这就为《云樵诗稿》之文献可靠性提供了重要的证据。此外，《云樵诗稿》中大量的即事诗，皆可与元代相关史料印证（详见本文第二节论述）。
《夷白斋稿》书影
至于杨维桢所撰墓志铭，由于它可能是有关韩璧生平的最重要的史料，有必要对其真伪作详细的考辨。从文献来源看，《云樵诗稿注释》附录的《韩公元璧墓志铭》，是从《鄱阳韩氏宗谱》中抄录的，虽然有落款时间的纰误，但从墓志中所涉史实及撰写人与墓主的关系看，题杨维桢所撰还是基本可信的。以下几例可以证明：
1.《云樵诗稿》中有《和杨廉夫秋兴五首》《题干山壁用杨廉夫韵》《三月一日禁酤三首》等作品是与杨维桢唱和的。杨维桢晚年隐居松江，而韩璧是松江府推官，可见二人在松江常有往来。
2.韩璧曾去钱塘求杨维桢为其父韩思恭撰墓志铭，该志收在《东维子集》卷二五，题作《元故用轩先生墓志铭》。杨维桢称赞韩璧“清明好学，有仕才”。其中所叙韩璧兄弟名字与《云樵诗稿》卷四《到鄱阳会诸弟，时故里有沧桑之变，感而赋此，示以敬侄》一诗所记吻合。
3.元末明初释寿宁编《静安八咏集》，请杨维桢作序并评点。杨氏对韩璧《沪渎垒》和《涌泉》二诗颇有好评，评前者“五字老辣”，评后者“五字有余，妙句！”
4.从墓志本身的内容来看，墓志不仅可与《云樵诗稿》中所载诗人的行迹相印证，而且与相关文献中所载韩璧零星资料相吻合。如前面提到的陈基《夷白斋稿》卷十有《寄夏仲信太守、韩璧翁经历、姚伯升照磨》一诗，《六艺之一录》卷一百十一所录孟昉《杭州路重建庙学记》也提到杭州路“奉直知事韩元璧”，“璧翁”是韩璧的别号，“元璧”是韩璧的字。据墓志，韩璧确实曾任杭州路知事和江浙行省经历。
综上，笔者认为，杨维桢所撰《韩公元璧墓志铭》是真实可靠的。而前面提到的杨维桢自书年岁的失误，很可能是宗谱在传抄时将“二”误作了“八”，或者是好事者根据墓志内容附加了这段跋语，但这并不影响墓志本身的真实性。现据杨维桢《韩公元璧墓志铭》以及《云樵诗稿注释》卷首所附王朝榘《韩云樵传略》，简单归述韩璧生平如下：
韩璧（1300—1367），字元璧，又字奎璘，号云樵，一号璧翁，别号芝山老樵，江西乐平县丰乐乡甓灶里（今属万年县）人。元末至正初由荐举入太学。四年（1344），以国子生赍御香至鄞。游广东，留岭南教授，以内忧归。制阙，举漕吏，年满调金坛典史。后除钱塘清管长勾，徙升杭州路知事，取充江浙省掾史，相府承制荐升经历。至正十八年（1358），奉江浙行省丞相之命招谕江西，被执送陈友谅，慷慨不屈，羁留两岁，始被放回。至正二十二年（1362）敕授承仕郎、松江推官。至正二十七年（1367）松江城破，偕一子赴水死。
二、《云樵诗稿》及其注释的文献价值
《云樵诗稿注释》共八卷，其编纂体例，据王朝瑞《例言》所说，系根据残稿按古、近体重新分类编排的，而分体之中又大致以年代为序。其中五、七言古体诗各二卷，近体诗中以七律最多，约三卷有余。五律仅一首，绝句也很少，残缺的很可能就是这一部分。如元末明初释寿宁编纂的《静安八咏诗集》就录有韩璧五言绝句《静安八咏诗》八首，不见于此集。尽管如此，该集尚存韩璧各体诗339首，是近年来元佚诗文献寻访的收获之一。其文献价值于以下三方面可略见一斑。
《静安八咏诗集》书影
第一，可订正《元诗选》之讹误。
清康熙年间，顾嗣立穷数十年之力编纂《元诗选》，但于韩璧一家颇多讹误。《元诗选癸集》于“癸之己下”录有“韩壁”《静安八咏》，小传称：“壁字壁翁，饶州人。”又于“癸之辛下”录有题“芝山老樵韩元壁”作的《题破窗风雨图》，小传称“元壁字□□，□□人。自号芝山老樵。”二者实为同一人，皆韩璧之误。前者之“璧”作“壁”，系沿袭明刻本《静安八咏诗集》之误。至于《题破窗风雨图》，应当是辑自书画文献。《珊瑚木难》卷二、《赵氏铁网珊瑚》卷十五皆录有《王彦强破窗风雨卷》，其中就有署名“芝山老樵韩元璧题”的七言古诗一首。《元诗选》也许是根据不同的传抄本致误。杨维桢《东维子集》卷二十五《元故用轩先生墓志铭》称其有“子男三，璧、璠、璿”，这与《云樵诗稿》卷四《到鄱阳会诸弟，时故里有沧桑之变，感而赋此，示以敬侄》所述其兄弟名字相吻合，可见韩璧之“璧”字不当作“壁”。
《东维子集》书影
《元诗选三集》在宇文公谅《纯节先生集》中重收了《题王叔明破窗风雨图》一诗，并注云：“此诗一见《王立中破窗风雨图卷》，题名韩元璧，诗亦小异。”这应当是源于《式古堂书画汇考》卷五十一所录《王叔明破窗风雨图并题卷》，杨镰根据董其昌跋，从作品风格断定该卷为伪作，认为画是仿王蒙《听雨楼图》作，画后题跋则是由于抄录《王立中破窗风雨图卷》致误。其实，如果考察一下卷中人物的交游，就可以下一确切的结论了。王立中，字彦强，阆中人，至正末知松江府，工诗善画。而韩璧于至正二十二年（1362）官松江推官，为王立中下属同僚。《云樵诗稿》卷二有《和王太守行水见寄十五韵》，卷五有《陪王太守游西湖二首》《陪王太守游灵隐》《陪王太守游阿育王寺》，卷八有《和王彦强太守视水感怀见寄二首》，可见二人交往甚多。杨维桢晚年也居松江，故作《破窗风雨记》，与韩璧诗同载于《王立中破窗风雨卷》。据此，《元诗选》重收之宇文公谅《题王叔明破窗风雨》诗乃韩璧所作，应该是没什么疑问了。
第二，可补《全元文》之阙。
《云樵诗稿注释》卷末有王朝瑞补编的韩璧遗文两篇：《积善堂序》和《刘隐君活人记》，皆是应刘润芳之请所作。据韩璧《积善堂序》，刘润芳，名琮玉，鄱阳人，为乡里名医。遗文后有王朝瑞跋云：“右韩云樵先生所作序记二首，癸酉（1813）七月，余门人方干臣藉韩君叙彝寄到，云从郡城刘氏族谱内录呈，刘为润芳先生后裔……干臣刘之自出，留传笔墨自真，因为附刻于后。”可见这两篇遗文的文献来源是可靠的。《全元文》辑有元文作者达三千多人，韩璧之文未见收录，正可为之补阙。
第三，可补史志之阙。
首先，《云樵诗稿》为我们提供了有关韩璧生平、交游与思想的最详细可靠的资料。《元人传记资料索引》记载韩璧生平仅寥寥数语：“韩璧，字元璧，饶州乐平人，思恭子。”所引资料也不过《元诗选癸集》和《元诗纪事》二种。而《云樵诗稿》的发现，不仅为我们提供了杨维桢《韩公元璧墓志铭》和王朝榘《韩云樵传略》两篇传记材料，而且可据诗歌来考察其生平行迹。如卷二《豫章纪事四十韵》记载了韩璧一生中最光辉的壮举：“至正十八年（1358）戊戌春，余奉江浙丞相便宜之命，招谕番易，事不偶，被执送江西陈友谅，力陈大义，慷慨不屈，陈曰：义士也。以礼优容，宿留兼旬。”据卷六《与程邦民同舟赴江东招谕二首》、卷七《寄京师胡士恭助教二首》自注可知，作者是与程国儒（字邦民）同往江西招谕的，拟于当年五月回杭，却在江西羁留了二年。卷四有《传闻》一首，其序称“至正十九年（1359）己亥秋，余羁留江西”，可见至正十九年秋尚在江西。卷七有六首纪行诗，是韩璧从江西经福建，由海路回杭的实录。诗人抑制不住大难不死的喜悦，如《题建阳驿》中道：“节旄零落贼中来”，《题叶坊驿》云：“节旄零落喜生还”，《福州志喜》云：“象豹鳌犀俱入贡，闽中浑似太平年。”至于回杭的具体时间，《舟发三山》也有记载：“二月南台上海船，三山城郭静朝妍。”可见韩璧从福建入海上船，已经是至正二十年（1360）春了。从至正十八年春到此时，正好两年整。
韩璧在江西被执，威武不屈；后松江城破，英勇就义，是元末重要的赴难诗人之一。诗中对樊执敬、董抟霄、泰不华、李黼、余阙、韩邦彦、的斤苍岩等慷慨赴国难的英雄无不尽情抒写悲歌，如卷一《题董参政诗卷》《梦中代李江州作》，卷二《的斤苍岩守信州，围久无援，刺血书檄，求救于铅山，为贼兵所获，再遣使，其一得至焉》，卷三《樊参政哀辞》，卷四《信州城哀苍岩也，受围六月，粮尽援绝，民心不离，士气愈奋，城陷而死，功烈冠当世，故作是诗以哀之》《韩邦彦元帅哀辞》《信州裨将蒋广哀辞》《题李希颜通守所藏余廷心参政手帖》等，仅从这些诗题就可感受到诗人的满腔热血，了解他忠君爱国的一贯思想。
其次，《云樵诗稿》保存了许多元代重要诗人的作品及其生平事迹。虽然韩璧在元末并不知名，但他交游唱和的元代重要诗人有杨维桢、贡师泰、陈基、周伯琦和张光弼等，这些诗人的部分事迹和作品赖《云樵诗稿》而得以保存。如卷二《陪左辖伯温先生园亭胜集，酒酣联句，不能终篇，僭续成十五韵》一诗，是诗人与周伯琦的联句，不见于周伯琦《近光集》《扈从诗》等，可补其诗集之阙。又如卷六《陪贡侍郎寓吴兴玄妙观二首》其一云：“经筵进讲中官惧，谏院陈谟四海闻”，作者自注：“公在经筵，尝极论君子小人，言甚激切，左右辟易，上为动容，嘉叹久之。顾问者数四，反复辩析，丞相亦加敬服。及拜御史，时台臣有忤旨者，将置诸法，公力言不可失大体，取奏章删定，众皆为公危之，及奏，上怒稍霁，丞相亦感悟，言者获免，故诗中及之。”王朝瑞指出：“原注所称，贡公本传俱未叙及，云樵诗注正足补史传所未及，云樵固诗史哉。”
王朝瑞注释《云樵诗稿》时，在韩璧的作品后附录了刘彦昺、吴存、叶兰、杨维桢、王逢、董寿民、鲁志敏、刘润芳等8人的15首诗作。其中刘彦昺、吴存、叶兰三人之诗采自《鄱阳五家集》；杨维桢、王逢为元末重要诗人，其诗集亦流行较广；而董寿民的诗集较为罕见，今仅见《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其《懒翁诗集》二卷；至于鲁志敏、刘润芳二家之诗，历代著述中罕知其人、罕见其诗，恐怕其诗集早已亡佚了，幸亏《云樵诗稿注释》中保留有其遗诗各2首，并为我们提供了二人生平事迹和诗集流传的宝贵资料。
《云樵诗稿注释》卷首《例言》云：“余家所藏幽潜著作，是编外如德兴董寿民、乐平鲁卧雪两先生诗稿，并出元纪。”由此可见，王朝瑞家藏罕见元人诗集，除现存的《云樵诗稿》、董寿民《懒翁诗集》外，尚有鲁志敏（号卧雪）诗集。他在注释《云樵诗稿》时，所附鲁志敏诗应当是采自家藏鲁志敏诗稿。据《云樵诗稿注释》卷四《掉头翁歌》注，鲁志敏，名修，号卧雪，本姓许，其祖嗣于鲁，故改姓，乐平人。元李存《俟庵集》卷二十有《送鲁志敏北游序》，称“乐平鲁志敏甚好作诗，尝过余，出其编，余读之，有以深见其工且勤也。”《鄱阳五家集》卷十五刘炳《春雨轩集》之四《百哀诗》云：“鲁志敏，讳修，乐平人。雅志乎学，尤攻于诗，屡陈策于辕门，欲澄清而匡世，白首哀咏，徒厪忧国焉。有《卧雪轩集》。授校官。”可惜的是，鲁志敏《卧雪轩集》虽然嘉庆年间尚存，但现在已经下落不明。至于刘润芳诗稿，王朝榘《韩云樵传略》后附有跋语：“闻周雪坡、刘润芳遗集尚在人间，愿得博取而互校之”，可见嘉庆年间王朝榘也只是听闻而已，现在恐怕早已荡然无存了。《云樵诗稿注释》为我们提供了这一重要线索，可补《元人传记资料索引》和《补元史艺文志》的阙漏，并意外地为元诗文献增添了2名作者和4首佚诗。
《春雨轩集》书影
再次，《云樵诗稿》作者具有比较自觉的“诗史”意识，如卷二《豫章纪事四十韵》序所云：“得历访城陷时事，因作诗纪事，以备史官采择焉。”其中的即事诗以“诗史”的形式再现了元末农民战争中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诗人长期任职江浙行省幕僚，先后奉命招谕张士诚、陈友谅，出使平江、鄱阳、山东等地，得以亲历战乱之苦，感受民生之艰，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以杜诗为宗，因而具有很高的文学和史料价值。如《纪事一百韵》，以一千字的长诗忠实地记录了至正十二年（1352）七月徐寿辉兵袭杭州一事，既有对战争给杭州带来的灾难的如实描写，也有对战争失利的深刻反思，更有对英勇战死的官军的由衷礼赞，堪称诗、史结合的典范之作。五言古诗《舟发兴化，见积尸满河，慨然赋此》、七律《舟师发兴化》写的是至正二十一年（1361）诗人奉命出使山东、途经兴化的见闻，令人惨不忍睹。而在艺术方面最具有较大感染力的当推《自京还杭纪事一首》，该诗描述了战乱中诗人从京还杭的艰难险阻：“衣冠弃沟壑，蓝缕奔涂泥。夜行避烽燧，昼伏听马嘶。匍匐过略彴，欹倾眠蒺藜。眼花迷远近，足茧失高低。矮树似人立，惊心转河堤。野磷照骷髅，悲风夜凄凄。归来恍如梦，妻子相对啼。生还成偶然，造物岂我挤。”情景历历在目，动人心弦。
希望本文能够抛砖引玉，使《云樵诗稿》这一湮没了六百多年的诗集得到应有的重视。
（本文原载《文献》2007年第4期。为便于阅读，删除文中注释。感谢作者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