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下一个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人会是谁，很多人都说，最有可能的就是阎连科。

阎连科是个标准的50后，他的成长伴随着新中国的成长，他亲眼目睹了中国这块大地上所发生的所有苦难。

1998年阎连科先生创作了《日光流年》，很多人认为这是他的扛鼎之作，也就是他的巅峰之作。在这本书中，他第1次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对于乡土的回归，有人说这是一个闻所未闻的惨烈故事，原来苦难可以如此有质感。

中国化乡土上生长出的一颗荒诞之树

《日光流年》这本书乍一看似乎是一个很小清新的故事，光看他的名字，带着一股温暖与浪漫的样子，但这是这个看上去温暖的名字，却刷新了很多人对于苦难的认知。

这是一本看上去有些怪诞的小说，他的怪诞不仅仅在于他用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书写的中国农村苦难的历史，不仅仅是书中描写的那些骇人听闻的买皮，吃人以及对于亲情和爱情的践踏。

他的怪诞在于他在文体上采用了一种中国作家很少用的倒放式方式结构，也就是我们所称的索源体结构，这种问题的特点在于按时间上的逆向进程依次的倒叙故事，直至显示出最原初状态。

小说的开篇写的不是主人公的出生，而是主人公的死亡，小说是这样描写的“盛旺的树叶缩回到了芽儿，壮牛成了小牛犊，一些坟墓里的死人都又转回到了世上，司马鹿，蓝三九和竹翠也都又回到了娘的肚子里。”

这是一种极为诡异的写法，稍有不慎随便让读者陷入了读不懂的怪异漩涡之中，但这种模式却蕴含着中国最古旧的哲学思想，以及道家人生轮回的道学思想和作家对于人生本源的探究，这样看来，这本复杂的书是具有哲学意义的。

《日光流年》所讲述的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故事，也是一个压抑的魔幻现实主义的命运悲剧的作品。

命运的悲剧赤裸而又可怕的降临在三姓村人的身上，活不过四十岁是三姓村人的天命，他们对抗不了，虽然他们为此做了种种努力，可所有的抗争都是徒劳的，这是一种伟大的悲剧精神，明知要死，还是折腾着想要逃开那无法逃开的命运。

设置好的命运是没有办法重置的，他们终将要面对早死的命运，在这样的状态下，人的痛苦与挣扎显示一种强烈的悲壮色彩，然而这样的悲壮正是中国苦难时的意义。生的执念与死的魔咒交织在一起，三姓村的人别无选择。

有人说，阎连科的创作是不符合这个时代的审美的，他的小说太苦了，翻开他的书，仿佛能感受到一阵悲凉的风从后脊吹来，带着独独属于豫西的故事，冷的人发颤。

生死悖论之下，人究竟该如何面对苦难和宿命？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说：“《日光流年》是我印象里最好的作品，小说作为一种命运的暗示，几乎涉及到了乡村社会里所有的厄运。”

这本小说的精彩之处是在于他从始至终贯穿着的二元对立的思想，伦理秩序与生存需要对立着，精神与物质对立着，命运与抗争对立着，生与死对立着。

平常小说有一个二元对立的元素，便可以使这部小说的情节足够的跌宕起伏了，但这部小说却鬼斧神工的设置了多个二元对立的元素，偏偏每一种对立的元素都能发挥到极致。

三姓村人为了延续自己的生命，将一切情感践踏在脚下，书的序言之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来到人世匆忙一场原本不是为了争夺，不是为了金钱权力和欲望，甚至也不是为了爱情。”然而如此云淡风轻的价值观，却在写作之中完全发生了变化。

小说用了很多的片段来描述司马南与蓝四十的爱情，司马南从小就爱着蓝四十，承诺一定会娶四十为妻，然而为了自己的仕途，为了所谓的村长的职位，他居然让自己心爱的女人去陪公社的卢主任，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他娶了一个可以帮助自己的女人，因此葬送了蓝四十一生的幸福。

他们可以为了一块坟地大打出手，可以为了自己眼前的利益去牺牲自己女儿的贞洁，甚至有人在自己的父亲还活着的时候钉上了棺材。

小说最血腥，最让人难过的便是蝗灾来临时期的痛苦，为了果腹，村里人将目光看向了那些残疾的孩子们，将他们扔到悬崖之下来吸引乌鸦，后来甚至直接出现了人吃人的悲剧，赤裸裸的不加掩饰地展现出了人性之中的恶，在时代与命运的冲击之下，伦理秩序渐渐解体。

然而他们还是逃不过命定的厄运，三姓村里面的人民世世代代都逃脱不了活不过40岁的这个魔咒，男主人公是以让村民们活过40岁这个承诺做上村长的，然而他自己也逃不过。

喉毒症紧紧的束缚着他们，命运的悲剧始终围绕在他们身上，为了生存他们吃蝗虫，吃人肉，吃乌鸦，卖皮，一桩桩一件件听起来残忍，对他们来说不过是寻常的人生。

他们没有沉沦下去，一直在反抗，然而反抗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他们还是会死去，“嘭”的一声，死亡哐当一下像瓦片一样落在他们的头上，他们世世代代的反抗已经写好的命运。

这体现了中华民族或者说是中国农民根植在骨子里的一种坚韧，他们的失望之中包含着一种悲剧性的希望，这种希望闪耀着人性的伟大光辉，在这悲剧的地狱面前，他们不懈的追求希望的过程是幸福的，这是中国人面对苦难的一种态度，即便前景黑暗，依旧不放弃挣扎。

“司马蓝想世上千好万好的事儿，还有啥事儿比活着更好呢，更为实在呢。”但是他还是死了，在39岁高龄的时候，毫无征兆的死去，小说的开篇就是这一幕。

“活着真好”在这个抑郁症泛滥的时代，在这个人人想着下辈子不来了的时代，突然面对这句话的时候，内心突然升起一种没来由的悲凉，原来这个世界上有人那么努力，那么奋斗的抗争着，也不过只是为了活着，哪怕面对命运巨大的悲剧，他们从未放弃生的希望。

阎连科先生之所以可以写出这样巨大的带有质感的通感的悲剧，或许也和他自身脱不开关系，他在1958年出生于河南，他是伴随着新中国的成长，一路走来的经历过人民公社化，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一系列历史事件，他在书中描写过的蝗灾，或许曾经可能真实的发生在他的身上。

沉甸甸的历史经验，与自己的人生体验融合起来，成就了中国文坛上一本绝无仅有的苦难之作，写出了中国农民的一部心灵宗教史，生命救赎史。

或许生命的悲剧无可避免，但依旧有人奋力反抗。在生的信念与死的魔咒之中，中国农民依旧在苦难的轮回下与命运抗争到底。人生皆苦，唯有自渡。

阎连科先生说：“苦难是中国这块大地上共同的东西，应该是由中国作家共同来承担的。”当然在中国的小说之中，随处可见对生与死的思考，对苦难的描述，但是在生与死之前，到底应该秉承一种怎样的态度呢？始终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