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味中药有几种功能，选用中药当依理循法

众所周知，中药学目前多按照功能加以分类，如解表药、清热药、泻下药、祛风湿药、芳香化湿药、温里药、理气药、活血化瘀药、消导药等。这种分类方法的优点是便于掌握同一类药物在药性、配伍、禁忌等方面的共性，也利于同类药物间按作用的强弱、作用部位的异同分组类比，更好地指导临床用药。但中药普遍存在着“一药多能”的现象，因而这种分类显然不能反映药物全貌，主要功能之外的次要功能很容易被忽视，进而影响药物的恰当应用。兹就此加以析议。

一药多能

一般说来，中药的功能有对因、对症、对证、对病等多种类型，其描述的基本形式是动宾词组或动宾短语，每个词组或短语代表一种功能，如祛风、散寒、清热、泻下、解毒、理气、活血、益气、滋阴、宣肺、宁心，及发汗解表、活血化瘀、燥湿化痰、和解少阳、温中健脾、疏肝理气等。以此标准来看，绝大多数中药具有两个及以上的功能，如陈皮的理气健脾、燥湿化痰；枳实的破气消积、化痰散痞；麦冬的养阴润肺、益胃生津、清心除烦；半夏的燥湿化痰、降逆止呕、消痞散结；生姜的解表散寒、温中止呕、化痰止咳、解鱼蟹毒；葛根的发表解肌、解热透疹、生津止渴、升阳止泻等等，中药多功能现象十分突出。

功能间关系

与认识人体一样，中医学对中药的认识也强调整体观念，认为其生于天地之间，同样具有自身的整体性与统一性，一味药物的各个功能之间也大都有着密切关联。

一般而言，药物的主要功能是其基本或直接作用，次要功能则是其与主要功能相关的间接或延伸作用，即主次作用之间具有一致性。如麻黄为解表要药，主入肺、膀胱经，发汗是其基本作用，而由于肺合皮毛、主通调水道，因而辛温宣散即可通过发汗以解肺闭、通水道，进而具有宣肺平喘、利水消肿之功。再如黄芪为“补药之长”（《本草纲目》），是益气药首选，擅补肺脾之气，由于肺主卫气、主通调，脾主肌肉、主运化，故而通过补益肺脾一可益卫固表，二可托疮生肌，三可利水消肿。又如肉桂，由于味辛性热而功主补火助阳，同时也擅于解除寒凝不通，进而可散寒止痛、温通经脉；还因于入肾经而能将上越之火导回命门之中，即引火归元。还如大黄，“气味重浊，直降下行，走而不守，有斩关夺门之力，故号将军”（《药品化义》），其荡涤肠胃、推陈致新之力无与之匹，通过泻下攻积，即可给热毒以出路；另外还入血分，其推运之力可活血祛瘀；由于离经之血即为瘀，瘀不除而血难归经，故而通过祛瘀还能止血。

除了上述直接与间接、类似于因果的关系外，还有不少药物的各个功能呈现并列的关系，其间并无多少关联，如仙鹤草，收敛止血是其主功，而补虚、消积、止痢、杀虫则相对独立；再如车前子、苍术的明目，虎杖的清热解毒、化痰止咳，葛根的解酒，白茅根、连翘、槟榔的利水，侧柏叶的化痰止咳、生发乌发，桃仁的止咳平喘，远志的祛痰开窍、消散痈肿，白术的止汗、通便等，都与其主要功能无明显关系。

原因分析

关于中药的起源，一般认为是一个由无意发现到有意观察、由生活实践到临证实验、由个体体会到群体验证的过程。平心而论，依古人认识事物的方法与条件而言，要弄清一个药物的某一功能已属不易，更遑论多个功能。可以想见，这一定是一个充满艰辛、危险，又极为复杂、漫长的过程。因而能对一个药物的多个功能作出如此细致且基本准确的描述，殊为难能可贵，当然其中也夹有不少难解之谜。

由此，关于中药的功能可有如下基本认识：第一，药物的作用与生俱来；第二，药物的作用是人们根据体验中的感受作出的判断与总结；第三，中药是中医学理法方药体系的一个环节，其功能表述与对人体的生理、病理的认识具有一致性。

中药能疗疾治病，在于其本身各自具有的特性与作用，即所谓偏性。利用其偏性来纠正疾病所表现出来的阴阳气血等的偏盛偏衰，即以偏纠偏。此如徐灵胎所言：“凡药之用……各以其所偏胜而即资之疗疾，故能补偏救弊，调和脏腑。”（《神农本草经百种录》）

中药大都源于天然，所具有的偏性体现于其性能，涉及其形状、颜色、质地、气味、归经、升降浮沉，及产地、采集、炮制等各个方面，其功能即是这些因素的综合反映。一般而言，气味决定着药物的基本作用，归经决定着药物的作用部位，升降浮沉决定着药物的作用趋势，产地、采集决定着药物的最佳状态，而炮制不仅可减毒增效，而且可改变其性能与功效，进而决定着药用的最佳形式。正是上述各种因素的交集造就了中药的多功能现象。当然，按现代的观点讲，每味中药都是一个复方，所含成分大都极为复杂，当不同成分作用于人体不同靶点，就会显示出各种作用，这应该是中药一药多能的根本原因。

但也应该注意，这种由成分论功能、把功能与某种活性物质对应起来的研究方法，在业内一直存有争议，主要问题是认为其破坏了药物的整体性，割裂了内在的关联性。一些中药的提取物治疗疾病的针对性增强了，适应性却降低了，与其母体的作用已大有不同，严格说来也不再属于中药，如麻黄素、黄连素、青蒿素、葛根素、黄芩素、甘草素、人参皂苷、三七皂苷、延胡索甲素等。实际上中药的各种成分发挥的是整体的综合作用，一些次要的或看似不相干的成分其实也都起着背景性作用。若剔除这些成分，其整体作用则也会大受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古人有一个非常普遍、朴素的，现今又很难理解和接受的观点：药物集采天地之灵气，吸收日月之精华，各自进化出相应的感知、喜恶与适应能力，形成各自的特性与特点，而对于此则很难用成分论解释清楚。

中药的多功能固然取决于自身的客观因素，但从对中药的认知过程来看，通过尝试而发现其某种功能，肯定夹杂有主观因素成分。许多名老中医的经验主要体现在用药上，即是通过长期、大量临床实践及用心体会，形成了个人对药物的独到认识与应用心得。此外，民间还有大量的所谓单方、偏方、验方，其中不少有关药物的功能或用法在文献中并未见及。由此而言，这种随认识逐步深入而发现的药物功能，也是导致中药多功能现象的重要原因。

应用事宜

选用中药，当依理循法，首先应考虑的当然是其主要功能，但同时也决不能轻视或忽略其次要可能。因为治疗过程中药物的各种功能在同时发挥作用，无法做到因取而舍，当利用其一种功能发挥治疗作用时，其他功能则可能成为副作用。一般说来，治疗作用多来自于药物的主要功能，副作用则多源于其次要功能，这也是除自身毒性外，药物不良反应最为常见的原因。

针对突出药物的治疗作用，减少其不良反应这一问题，中医学摸索出了各种各样的方法，如炮制、配伍、药量、煎服等。如附子的使用，多依法炮制为盐附子、黑附片、白附片、淡附片等，而生用则须久煎；再如大黄治疗冷积便秘时，为防其苦寒伐胃，常与附子、干姜、党参、甘草同用。

综上可知，认识药物功能需要反复求证、逐步积累。尽管前人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宝贵资源，但因受认知方法、条件与水平的限制，对药物的认识存在着不完整、不深入、不准确等问题，臆测、附会的现象也不少见，因而应持的态度是对已知者加以验证、甄别，对未知者加以探索。不难想象，通过临床与现代实验，定然还会不断有药物新的功能被发现。尤需强调的是，无论选用药物的哪一作用，都决不能单纯强调其药理成分，而一定要在中医理论指导下运用，注重合理配伍，充分发挥协同、综合作用。

20世纪70年代，广西中医学院会诊一病例。患者是一老干部，发烧40多天不退。用过各种抗生素，服过不少中药，体温始终不降，于是林沛湘请全院的名医会诊.就在大家聚精会神讨论病情各抒己见的时候，林沛湘老中医注意重到一个细节：病人从暖瓶中倒了一杯水，马上就喝下去了。当时天气很热，喝些水是正常的。林老悄悄的用手触摸了一下杯子，发现还在烫手。热天喝这样烫的水，说明体内大寒，仅此一点，病情就明白了。于是，林老力排众议，以少阴病阴寒内盛、格阳于外论治，处以四逆汤加味，药用附子、干姜、肉桂等，一剂而体温大降，几剂后体温恢复正常。

这个病例很说明问题。西医看病，靠的是化验、影像学等检查手段，重视的是客观依据，往往忽略医生的主观能动作用；中医看病，靠的是望、闻、问、切四诊合参，重视的是病人的主观感觉和医家的积极思索，这需要医家细致观察，用心体会。

正如孙思邈所言：“省病诊疾，至意深心，详察形候，纤毫勿失，处判针药，无得参差。虽曰病宜速效，要须临事不惑，唯当审谛覃思(审慎分析，深入思考)。”这里，“至意深心，详察形候，纤毫勿失”三句话，提出了医家诊察疾病的高标准高要求，即：用心——至意深心；全面——详察形候；仔细——纤毫勿失。

上案中，林沛湘老中医正是注意到病人虽然发烧却“喜饮热水”这一细节，才断定此案乃是“阴寒内盛，格阳于外”引起，透过现象，看到真寒假热的病机本质，用四逆汤本属的对之方，故而应手取效。四逆汤乃温阳救逆第一方，一般谁都会用。但本案中，其他人都没看出来该用，这就是林老中医的高明之处，而他靠的就是细心。

一般而论，行医之难，不在于治病，而在于认证识病。病证认对，病机找准，用药就不至于出格。名医能治好常医治不好的病，不见得用药有多独特新颖，主要还是在识证认病方面能动脑筋，肯下功夫。这个功夫，无非就是孙思邈所提倡的用心、全面、细致而已。换句话说，名医之所以为名医，能治疑难病，可能就在于在诊病识证上多下了一些精细功夫。

南京名医干祖望老先生对此很重视，他说：看病要“吹毛求疵，尽量找一些不受人们注意的小小变异之处，加以特别重视。那些细碎琐事，平时不加注意的那些不起眼的变化，顺藤摸瓜，会发现出很大的事来，诚如佛家所谓的须弥小事。”著名医家张孝骞院士也说过：“诊断疾病的工作，就是侦探破案工作，哪怕一点小线索也不能丢失。”看来既使西医也强调精细诊察的原则。

下面列举一些案例，看看用心精细辨证的理念，被名医们发挥得何等出色。

汤御龙，清代乌程县名医，治病能匠心别具，独出心裁。昔月有二人凌晨争吵，互相拉扯到一起，其中一人忽僵卧不醒，急请汤御龙诊之。测其胸前尚温。询之，并未殴斗。后勘其脉，沉思良久，急取川椒、使君肉煎汤灌之，须臾而醒，下蛔虫一升许乃愈。询其故，曰：视其身体无一处伤痕，且亦确未殴斗，脉亦并无死象，而面色发青，形体羸瘦，故断为虫积发作，促成厥逆。幸而未脱，故得愈之。

按

争吵拉扯之中，忽然仆倒，无非斗殴，抑或气厥，但汤医“沉思良久”，均予排除。望闻问切，四诊合参，可谓“详察形候”矣。审视“面色发青，形体羸瘦”，确为肝病之色，辨得蛔厥之症，投药取效自在情理当中。

宁波名医范文甫(1870—1936)诊病处处留心，常能从细枝末节中察出病源。有一病家全家人均患皮疹，他医用硫磺等治之更甚。范至其家，见其水缸盖上放有许多晒制信石，因问：“合家吃此水乎？”答曰：“不差。”由此认定系信石之毒所致。唯有防风可解，令从皮肤外达。遂以单味防风煎服，果然得愈。

又慈城冯某，素患痰饮之疾。夏月发病，长期低热不退，他医曾用甘温除热法治之无效，往求范文甫诊治。范处以附子理中汤，家人告之已服此方多帖。范氏告曰：忌葱，并谓知犯戒否？原来范氏诊前见其桌上有葱烤鲫鱼一盆，询知乃病人平素嗜食之物。而葱与方中炙甘草之蜜相反。病人尊嘱用药果然热退病愈。

按

此二案例，前者医生未识病源，后者未察服药犯忌，故而无效。范氏用药均不稀奇，而能收效，皆由细微小事中察出病源或投药不效原因，可谓“至意深心”矣。

曾经担任周恩来总理保健医的高辉远曾治疗一高烧病人，男，23岁。暑季发热已4天，体温39.4℃，身大热，汗大出，口渴，脉洪大，一派阳明大热之象。此前某医投以白虎汤，自以为必效。可是连服二剂仍旧高热不退。高辉远临诊细察，见患者舌中心有白腻苔如拇指大，又诉胸闷，投以苍术白虎汤，两剂热退病愈。原来舌中心拇指大白腻苔，提示热中夹湿，湿阻中焦，白虎汤用治高热多有良效，应对夹湿兼症，则不敷于用。治应清热同时兼予燥湿，仅于白虎汤中加一味苍术，而取佳效。

按

前医“自期必效”之方，用之却无效，高辉远仅于前方添加一药，竟收全功，二者就差在观察细致与否。舌中一点白腻苔，确属纤毫之迹，留心与否，即见名医、常医高下之分。

晋·杨泉《物理论·医论》指出：“贯幽达微，不失细小，如此乃谓良医。”虽然说的是对医理的掌握要精细入微，实际上也包括诊病察证要“贯幽达微，不失细小”，不如此不能为良医。明代名医张景岳说：“医有慧眼，眼在局外；医有慧心，心在兆前。如果能洞能烛，知几知微，此而曰医。”当然，要做到具有慧眼慧心，“知几知微”，必须博学精思，前贤所谓“学不博无以通其变，思不精无以烛其微”是也。

有许多慢性病，不是一下子可以好的，无论是医生还是病家，都须识得“耐心”二字，其治当从缓、从轻，非假以时日，不能见功，以“王道无近功”也。

我们看东垣的用药，便可知医生用心之良苦。众所周知的补中益气汤，是其生平得意之方，正如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指出的：“夫脾胃为病，最详东垣”，“历举益气法，无出东垣范围，俾清阳旋转，脾胃自强”。细绎其方之用量，参、芪、升、柴，都很轻，一帖药总量不过三钱三分，约合10克左右。

叶氏本人又何尝不是如此，他创立的养胃阴法，治“数年伤不复，不饥不纳”，麦冬仅用3克，大麻仁5克，水炙黑小甘草3克，生白芍6克，蔗汁一杯。所以徐灵胎叹曰：“此篇（指《临证指南医案·卷三》“脾胃”）治法独得真传。”也无怪乎程门雪先生在读过《未刻本叶氏医案》后，要拍案击节曰：“余决从天士入手，以几仲景之室”了。

岳美中老师把慢性病用小剂量的方法，称作“慢病轻治”。他认为：“久病胃气本来就弱，又以旷日持久，辨证无误，用药无误，但如剂量太重，则不仅不能取效，还可能因重伤胃气，反添枝蔓。”

很多医生，包括我自己在内，临床上急于见功，便加重药量，希图速效。处方药味愈来愈多，剂量越来越大，是现在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

蒲辅周先生常用玉屏风散治疗“频频伤风”，即三天两头感冒不断的患者，效果很好。有人学得此法，便用大剂量黄芪益气固卫实表为君，作汤剂，二三剂后，不唯依然如故，而且胸闷腹胀，惶惑不解。

蒲老乃告以慢病轻治之理，并指出：脾为肺之母气，故玉屏风散是以术为君，黄芪用量太大，难免有壅塞之弊。建议改汤剂为煮散，即白术120克，炙黄芪75克，防风35克，研为粗末，1日2次，每次仅用5克，小火煮10分钟去渣澄清顿服100毫升。结果不到1个月，即完全告愈。

煮散是蒲老推崇的一种剂型，以其剂量小，服后易于吸收，不伤胃气，效果好，所以他喻之为轻舟速行。有一位医生朋友曾发一“高论”，说：你看人家西医，青霉素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几万、十几万单位，用到现在的几百万单位了，你还用几万、十几万能有效么？所以中药的用量也不得不大。

我看不能这么说。

岳美中老师曾由周恩来总理指派去桂林南溪山医院为越南阮良朋治疗。其人曾患肝炎，已愈，但纳少，每餐吃一两，尚觉脘闷腹胀，嗳气，大便稀溏，虚弱无力。曾屡服大剂木香、槟榔、沉香、大腹皮等开破之药。

岳老看过病人后，提出三条意见：①停用西药；②先不服药，糜谷自养，以观动静；③一周后，用资生丸（即参苓白术散去砂仁，加泽泻、山楂、麦芽、川黄连、藿香、白蔻、芡实），改为煮散，每用6克，煎二次合一处，在午饭、晚饭后分服。七天后，腹胀减轻，一月后腹已不胀，饮食增多，大便转调。阮回国后曾来信致谢，说完全好了。

盖此病之胀满纳少，缘于脾胃虚弱，脾失健运，胃少受纳，大量克伐之品，虽可取快于一时，而理气必耗气，中气愈虚则胀满愈甚也。

当然，我不是说什么病都一概用小剂量，要区别对待。一般说，急性病，身体强壮，病程短，脾胃无恙而邪气实者，当攻则攻之，或汗，或下，或吐，或温，或清，用药剂量不妨大一些，俾“邪去而元气自复”。

对于慢性病，病程长，体弱，脾胃纳化功能减弱，以正气虚为主者，就须识得慢病轻治的原则，惓惓以元气为怀，决不可孟浪。脾胃无恙，虽病犹可调治，脾胃一倒，则诸证蜂起，不可收拾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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