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海回忆录（158）探母愿 重修流传（三）
我说，这就是情感的贯穿哪!这个情感是必需的。如果说坟墓造好，哭皇天的曲子也完了，接着就唱“忍不住……”就贯穿不了。尽管音乐能够将唱腔贯穿，可是你的情感断了，没有贯穿。尤其是老妈妈丧命的祸根就是李去取水了。这节表演是自己经过深思熟虑了，当然是不是虑到头了，很难说。
戏，在排练场形成了完整的创作。
我说，前面还有路。艺海无涯嘛，没边。我相信必有高人还要比这个高明。这是我的愿望吧。
艺术是大家的，是集体的智慧结晶，不是个人闭门造车，闭门造车那是不行的。你在屋里造车，净顾你的车好看，到外头运行起来不合辙，落个没辙，都不成。咱们有句老话:“你家里打车，外头得合辙。”“外头合撤”就是不仅音乐要合乎人物、合乎情感，还得合乎观众的需求，几方面都得照顾到。话又说回来，你只要人物的情绪、性格全都合适的，观众就自然而然地接受。这是我个人的一点儿体会。
统观《李逵探母》中所增加的唱段，极大地丰富了架子花脸的音乐形象，丰富了架子花脸的唱腔板式和丰富了花脸的哭腔。演唱时多处运用了老生的擞音，其韵味更加婉转动听。最重要的，只有加强架子花脸饰演人物的音乐形象才能拓展表现人物的类型、层次!
经过一段时间的排练，经过我、李金泉的共同辅导，从严要求，青年们大踏步前进了。虽然认为仍不十分理想，但可以和观众见面了。中国京剧院四团在春节期间演出了这个观众盼望已久的戏，公演受到了观众的欢迎。
当罗长德饰演的李逵从母亲呆滞茫然的眼神和双手不停的摸索中，意识到娘的眼睛瞎了时，急切而痛苦地喊道:“我妈的眼晴看不见啦!”四座无不动容。
之后报上也见评论:“在老师们悉心教授下，他们的人物塑造不落俗套，像人们所熟悉的李逵，誉之为是一出打动人心的戏。”
青出于蓝是我永久的期望。
一九八三年底，我回到北京，一会儿没得休息，我忙着挑蝴蝶图案为李逵赶制黑开氅。以前的呢?不见了。以前黑开氅上面绣的是素蝴蝶，这次我要绣的是彩蝴蝶，增加些色彩。李是位真正的草莽英雄!
中央电视台要在十二月分录制我的《李逵探母》电视艺术片，确定的信息已传来。立即，我转入这项工作。
有了给罗长德的排演，相对中央电视台再录制这出戏的艺术片就容易多了。
还记得，录音那天是严冬的晚间，西北风狂啸，我很早就回到家中。
还未及准备夜宵的福瑗一边接过我的大衣一边忙问:“这么快?八成没录。嗓子不痛快?一见老母把命丧没过门吧?”
我没说话，忙着弯腰低头解鞋带。
“改期了吧?”
我脱下皮靴，换上拖鞋，又把皮靴用鞋撑支好，放到习惯的地点，端端正正地盖上盖鞋棉绒布。
这是我一贯的作风。我喜爱干净、整洁。我洗漱用的手巾、手绢，总是搭晾得方方正正，就是电视上的盖布，也必须把角对准中心才成。有时就是搭正了，感觉不太正，总要站起来走过去再抻抻这儿、抻抻那儿，反而往往给抻歪了。那就再去修正，决不嫌麻烦。哪怕是在吃早点，哪怕那安的假牙又不合槽，牙床生疼。
“到底怎么回事，你吃不吃点儿什么啦?”
“哈哈!我一猜你就以为没录成。甭提嗓子有多痛快!一见老母把命丧不在话下，一次过!其他的唱，何足道哉!什么也不吃了。不饿!满肚子的高兴!”
“七老八十了，狂，有什么用?早点儿呀!”
“嘿!就是呀!大伙儿也都说，五十年代您要能这样，有这嗓，那还了得！”
没想到，录像时却遇到了许多的意外障得。
我到了电视台，就到化收室去看李逵的黑棕帽，这是我昨晚躺在床上十分惦记的。
我一看吓一跳:这哪儿是我用的?还又短又小，别上慈姑叶哪儿还看得见?我的棕帽呢?看看，根本戴不上……
我拿起棕帽往自己头上试戴，好，差了一圈……
“根本不能用!”我有点儿着急。
“我们找遍了，没有。”
“在台上都没法儿用，何况拍电视，全是近镜头。咱们再想办法吧。找找借借，好在我还没化装，来得及。”他们去想办法了。
我对服装的管理好不感叹!
甭管怎么着急，总还算找来了一顶，虽不满意，尚略微长一些、大一些的，幸亏又在前脑门儿戴上一排珠子过桥，勉强看得过了。
开拍了。
演到李逵母子见面时，为李母是睁眼瞎还是闭眼瞎，“李逵”和“李母”也大伤了一通脑筋。
也难怪，这出戏算来有二十年未演了。录像时，李母与李逵见面是闭着眼，“李逵”向“李母”提出:“我记得，以前李母是睁眼瞎呀，只是两眼略微朝上翻的样呀。”
饰演李母的李金泉同志说:“我记得，好像…我一直是这样的吧……”
“不可能，您想想，咱俩一见面，您要是紧闭两眼，我李逵也看不见，那李逵不也成了瞎子了吗?”
“我怎么想不起来是睁眼?”
“我想了，您想得起来想不起来都不要紧，谁让这么些年没演啦，算算，上二十年啦!今儿，拍电视，全近镜头，您…得睁眼瞎合适。”
“我这样……”他把眼睁开了一点儿。
“再大点儿。对，眼珠翻上去，有黑眼珠，多露点儿眼白。成啦!”
开始接着拍了。演至百感交集的李逵为了让已经哭坏双眼的母亲辨清自已，想起五岁时，上树摘枣留下的伤，让母亲抚摸自己的伤痕，唱起母亲教的儿歌:“打花巴掌哎，正月正，老太太要看莲花灯。”念到最后，已是嗓音呜咽，泣不成声。李母再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恰到好处地全身颤抖地蹉步，悲切呼喊:“哎呀儿啊!”母子抱头痛哭，真是悲怆激越，撕心裂肺，强烈地震撼着人们的心弦。
在场的演员及录制人员中许多人都流下了动情的热泪，赞不绝口。
随后，得以重逢的母子要叙母子情时，原来李逵母子是坐在一条破板凳上。这次我一心想拉近母子间的距离，想让李逵坐在李母膝前，扶着母亲膝盖较能面对面地讲话，但是没有可坐的石头、矮凳之类的道具，只好坐在地上，母子关系贴近了，但画面并不完美。
录制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看来都是小事，细一想不免透出苦涩。这样出演了近十年的名剧，这样两位原班人马曾几何时是多么配合默契，居然在临场时从服装到道具及演员间的协调，都一会儿有这样的问题，一会儿有那样的争论，在令人费解中，恰恰看出了十年割断历史、禁演传统剧目的危害与悲哀!
多亏中央电视台做了件大好事，将这出戏录制成艺术片。播出之后观众和同行的赞誉、反响极好，同时也引起了理论界的关注。
一九八四年十月，《戏剧报》刊登了李洁非、张陵两位同志一篇《京剧革新的美学沉思——兼谈(《李逵探母〉的现实意义》的文章，文中谈道:“由现代戏入手的京剧改革正好忽视了艺术中内容与形式的辩证统一关系，犯了一种不问形式的内涵、拿来随意乱用的真正是“形式主义”的错误。因此理所当然地，对京剧唯一科学而可行的改革，必须在充分考虑了这一艺术形式的内在规定性之后方能实现。
“我们能够提出上述理论，主要归功于京剧《李逵探母》那极富启发性的改革实践。这出戏，我们没赶上看舞台演出，而是在电视屏幕上欣赏到的。我们认为，这出仅长一小时左右的小戏，已经用它近乎完美的实践，解决了京剧改革中最重要的美学问题。
“家喻户晓的李逵是本剧的主人公。由于施耐庵的伟大小说《水浒传》的巨大影响，关于李逵，人们头脑中已形成一个根深蒂固的概念——任何时候一提起他，那必然是一位杀人如麻、粗鲁爽快的草莽英雄，而这一点，则正是《李逵探母》所要实行的头一项重大改革。事实上，作者选择“探母”这个情节便已颇见用心了。《探母》中的李逵，除了偶见憨急外，从前这个人物身上的莽撞、凶猛等粗线条的东西统统不复存在，代之而来的却是浓郁、细腻并且又完全性格化的人情味。戏是从李逵下山开始。因为就要与自已唯一的亲人母亲久別重逢，一路上，他对万物都倾注了动人的柔情，而自然则成为人化的自然，一草一木全都变作李逵抒发此刻无比兴奋的心态、追忆昔日母子之爱的寄托，来到村前那座古庙前，他幸福而眷恋地回想儿时如何顽皮、与老和尚逗趣、给慈祥的母亲惹来麻烦的往事，极为生动地展示了李逵对母亲强烈的爱以及见母心切的美好情感。那形象，既纯朴又温柔，有时甚至是羞涩、妩媚!《探母》惊人之处更在于，不仅刻画了李逵同普通人一样本质的内心世界，而且进一步把他塑造成一个懂得爱更善于爱的崭新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