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性与权力的关系
选自《福柯、<性史>与生活的艺术》
福柯是一名“戴面具”的哲学家。他早年求学巴黎，学习心理学、哲学。之后，工作、讲学于瑞典、波兰、德国、突尼斯、巴西、日本、美国。1950年代后期，福柯成为一个崭露头角的年轻知识分子，与戴高乐派交好。1960年代中期，他成为结构主义化身，将自己定位为法国思想时尚界的新星。1968年五月风暴之后，他又成为一名左派和社会活动家。然而，就在同一时期，他“悄悄地”获得了法兰西学院这个法国学术最高荣誉殿堂的讲席。1984年，因感染艾滋病去世。
他死得很突然。6月初就已在他的巴黎公寓里一病不起了，可是人们却盛传他在复原。当时他正年富力强，处于才能的巅峰期。就在他逝世的前几天，人们翘首以待的《性史》才刚刚又出了两卷。
福柯的《性史》共有三卷。
第一卷《求知意志》出版于1976年，第二卷《快感的运用》和第三卷《关注自我》出版于1984年。福柯那时已经意识到自己可能得了艾滋病这种不治之症。他拼命地工作，反复地修改，终于在6月25日病逝前不久看到了这两卷的出版。
当他躺在医院病床上的时候，关于这两卷的第一批评论文章已经在报纸上出现了。幸运的是，福柯生前目睹了《性史》的出版和最初的传播。
《性史》虽然都以性为讨论的主题，但是，第一卷和后两卷的差异甚大，它们关心的问题并不一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们甚至并不构成一个系列。因为两者间隔的时间太长（8年），福柯已经改变了原来的思路，他的兴趣点也发生了变化。
在写第一卷《求知意志》的70年代中期，福柯沉浸在他最著名的权力技术的分析中，因此，福柯在这本书中虽然讨论了性，但是，更恰当地说，他是借用性去讨论权力，是将性和权力的关系进行重新思考。
从书名上可以看出，第一卷《求知意志》是福柯向尼采的《权力意志》的致敬之作。这本书多少带有一点论战的性质，它要去反驳的观点是：人们通常认为，维多利亚时代是一个压抑的时代，权力总是要去压抑性，但是，福柯对这种“压抑说法”表示了质疑：从历史的角度看，性确实受到了压抑吗？权力机构真的只是压制性的吗？权力的禁律和否定真的是权力的普遍流行形式？福柯正是从权力出发，即研究权力的运作方式，它的流通渠道，它对个体的渗透形式，它的扩散踪迹，从而表明，权力有可能对性进行压制、拒绝，但同样也可能在激励、引发人们谈论性，扩散性的话语，加快性的影响，并使性得以广为流传，最终建立性的科学和知识。总之，话语生产、权力生产、知识生产，这些“权力的多样化技术”成为福柯要考察和讨论的核心，而对权力进行这种考察后的结论是，权力和权力机构并未压制住性，而是促使性话语增加，鼓励人们谈论性，表达性，并最终建立性的知识，“围绕着性，曾经出现过真正的话语爆炸”。
福柯是怎样得出这一与“压抑说”截然相反的结论呢？福柯对17世纪以来的有关性的宗教忏悔和自白进行了研究。这种忏悔和自白的最终目的当然是要消除肉体享乐，要让性的欲念成为羞耻的根源。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为了检查灵魂中的每个角落，为了不放过一丝一毫的邪念细节，教士守则要求忏悔务必事无巨细，“性的方方面面，它的枝枝节节，它的事后效应都应追根究底，白日梦中的幻觉，难以驱散的意象，身体和灵魂的魔力般的合谋，所有这些，都应细细道来”。
在现代西方社会中，为了忏悔和反省，人们必须无休无止地谈论性、谈论与肉体享乐相关的事情，人们将与性有关的一切置放于话语的折磨之下。而且，在18世纪前后，人们不仅在忏悔中谈论性，而且为了研究、计算、解释、说明性，这一次人们还在政治、经济、技术的范畴中谈论性。人们既从伦理的角度，也从理性的角度谈论性，人们将性作为对象进行妥善的管理，进行适当的调节，进行恰如其分的“治安”。这种性的“治安”，并不是对性进行严酷的抑制，而是用公共话语治理性，使性促进公共力量，服务公共利益。具体而言，就是使公民恰当地运用和控制自己的性。权力机构借此生产了性的知识。
事实上，在几乎所有被认为性被迫陷入沉默的地方，福柯都发现性话语的繁殖。福柯否认教育机构对青少年和儿童的性抑制。围绕着儿童的性活动，教育学家、医生、家长全都动员起来，试图消除儿童的手淫。为此，他们反复地谈论性，自己谈，也让儿童讲出来，让他们坦白和招供。他们谈论手淫的事实、范围及危害，设置监督机构，设想教育手法，他们在家庭内部建立了一整套防范性的性医学措施。
事实上，福柯挑战性地指出，这类意在消除手淫的行为和话语，却在滋生儿童的性行为，在传播性话语和性知识。儿童的手淫不仅从未得到根除，反而在这种性话语的围剿下加快发展，加快逃逸，加快渗透和扩散。手淫就此成为永恒的痼疾，似隐似现地存在下去，权力体制不仅仅未能消除和镇压儿童手淫，在生产性话语的同时，它还启示和扩散了手淫。
同样，几乎所有的性反常形式都受到了权力的生产。人们的最终目的也许是想要抑制反常的、夫妻之外的性活动，从而将性纳入正常的生育轨道，让性保持劳动力的再生产，维持社会的现有关系和体制。
那么，怎样抑制反常性活动呢？
首先，权力要明确界定那些本来模糊的无人问津的反常性活动形式，要对它们进行描述，为它们分类，给它们命名，要让它们有一个范围，一个看得见的能够分析的存在形式。而所有这些不是抹去了反常的性实践，不是根除了它们，也不是抑制了它们。权力和权力机构的所作所为恰恰是确定了它们，肯定了它们的存在，强化了它们的处境，让它们从匿名的状态中浮现出来，从沉默的状态中暴露出来。权力使它们定型了，使它们根植在社会中。福柯问，这难道是在消灭性反常？“不，这不是排斥这些异常的性状态，而是将它们具体化，局部性地强化。”
这些反常性实践一旦获得了可见性形式，权力就介入其中，权力试图对其进行监督，它要检查、提问，要做出报告，它想制止这些非生育性的性实践，但是，实际上呢？权力对性的干涉和介入使它自身也被色情化了，在干预性的同时，它也被性反咬一口，肉体的快感散播到权力上。权力对性的监督、窥视、干涉、检查、提问、审讯、抚摸，带有不可自制的兴奋感，它获得的每一份享乐细节，它搜寻到的每一个快感猎物，都使权力享受到了肉体乐趣，都使它色情化。权力和性实践的角逐反复进行，从不间断，它们相互诱惑，而又躲闪回避。就在这种无尽的追逐中，权力并没有制服性实践，并没有与它隔断、分开，而是和性实践，和反常的爱欲形式进行反复的螺旋般的渗透游戏。
事实上，“权力繁殖了独特的性态，它并不设置性的边界，它扩展了性的形式，并通过无限的渗透线路追逐它们；权力不排斥性，它生产和决定了多姿多彩的性形式”。“过去三个世纪的明显特征，不是关心如何掩盖性，也不是普遍地在语言上谨小慎微，而是发明了广泛多样的机制来谈论性、迫使人谈论性、诱导性自己谈论，来倾听、记录、改写和重新分配有关性的言谈。围绕着性，一张多变的确定和强制性制造的话语网络织成了。”确切地说，这三个世纪，社会是通过权力和权力机制有计划地刺激性话语的生产。
由于性被视作人的秘密，人的普遍问题，视作自我和主体的深渊，性的知识体系和科学体系就至关重要。显然，在这个社会中，性以及性话语是受到权力机制的驱使、生产和激发的，这个权力机制不是否定性的，而是“一个话语、特定知识、性感和权力组织起来的一个复杂网络的起动操作。它不是将粗俗的性推至模糊和无法抵抗的区域，而是相反，它将性传播到身体和事物的表面，唤取它，刻画它，让它开口，将它根植在现实中并让它诉说真理：这完全是一个熠熠发光的性阵列，它在快感和知识的互动中，在固执的权力中，在庞杂的话语中闪烁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