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坦尼克号》：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双重缺席——兼谈大众文化时代理论家的下岗与再就业

【20多年前旧文一篇】

影片《泰坦尼克号》的上映在我国造成巨大的文化热点，证明了一个大众文化的时代已经到来。在这个时代里，理论家们仍然固守书斋，研究些“人文主义”、“终极理想”之类的高深课题，未免会产生孤寂感，甚至会感到失去岗位的焦灼。然而，大众文化时代又是一个空前需要理论家的时代，大众们制造理论明星的热情几乎与制造影视明星的热情同样高涨（有余秋里现象为证），前提当然是你首先要与他们搭乘同一条船。这正是一个理论家们下岗与再就业的时代。

在“泰坦尼克号”这条船上，再就业的机会很多。

首先是现代主义理论的缺岗。罗丝是一个极富现代主义意识的青年女子，她登船时随身携带着立体派画家毕加索的作品，她言谈中随口引用着弗洛伊德的话，并且能够准确阐释其中反抗现存社会的寓意。她的身上有着现代人特有的那种压抑、焦虑和迷惘感。杰克更不用说，他是一名流浪汉画家，来自现代主义艺术发祥地巴黎，对于现代主义的感受，他处于比罗丝更前卫的地位。正因如此，他的玩世不恭、放荡不羁乃至颓废享乐的生活态度，对于良家女子罗丝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吸引力。

这种现代主义的意图，影片比比皆是：束胸表示压抑，裸体表示“本我”反抗；吐口水、喝酒、胡闹等等表示对社会道德规范的蔑视；杰克做着“在蓝天上飞翔”“在沙滩上跑马”的“白日梦”；罗丝以抽烟表示性别反抗，却遭到被掐掉的阉割；牧师在倾斜的甲板上为人们祷告，圣象四脚僵直地遭受灭顶之灾，蕴含“上帝死了”这句老生常谈的现代主义箴言……

对此，我们的理论家们不屑一顾，比这玄妙高深得多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他们也早已操练得烂熟，他们把《泰坦尼克号》里的这些寓意深刻的内容，一概称之为“标签式的幼稚手段”。

于是他们集体缺席。

然而，正是这种理论的缺席，让那些庸俗炒作有可趁之机。他们乘虚而入，移花接木，给影片主人公加上“平民与贵族”、“罗密欧与朱丽叶”、“金童玉女”、“才子佳人”等一大堆头衔，甚至完全抽去背景，大谈什么“人类之爱”或“三角关系”。影片中罗丝自杀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周围人们的无聊乏味与不可沟通，假如今天她有幸听到我们的这些乱点鸳鸯的评论，不再一次投入大海那才怪呢──而我们的理论家们则失去了一次杰克式的英雄救美重新上岗的天赐良机。

甚至连现实主义这一历来编制臃肿人浮于事的岗位，也发生了严重空缺。

杰克与罗丝的故事发生在“泰坦尼克号”上，“泰坦尼克号”是一个象征，象征着等级森严的人类社会。轮船舱位的等级方便地实现了这一寓意。于是我们看到，当头等舱乘客一个个趾高气扬招摇登船的时候，三等舱的乘客正被强行接受侮辱性的“卫生检查”；航行途中三等舱乘客被禁止出入头等舱空间包括甲板；面临沉船时刻三等舱所有铁门全被无情锁死，以确保头等舱乘客从容逃脱。而为了确保这种等级秩序，船员们──船上社会的警察们──不惜动用手铐、斧头和手枪。至于一些影评中津津乐道的“让妇女儿童先上”，确有其事，但她们首先必须是头等舱的妇女儿童，至于三等舱，则对不起，在这漂亮的口号下，刚刚放出一两个妇女，铁门便迫不及待地重新锁上，以至于后来我们不断看到这样的镜头：在急速倾斜下沉的甲板上，到处是哭泣无助的三等舱儿童（记载中头等舱儿童总共死掉一个）；以及这样的特写镜头：两个儿童在妈妈的故事中渐渐睡去，静候灭顶之灾的到来；一个儿童在妈妈的怀抱里冻死在冰海……与此同时，影片揭示的是，那些脱险的救生艇上严重缺员，按设计能够容纳一千二百人的救生艇，实际上只载有六七百人……

这是一种现实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的描写，尽管编剧与导演是美国佬，但是正如当年巴尔扎克能够超越他的阶级局限为他心爱的阶级唱丧歌，卡梅隆在编织美国式拯救故事的同时，没有隐瞒社会丑陋的一面，他说：“或许是我在自娱自慰，虚构一个故事来取乐，但事实上，我还是想把历史的坚实内容包裹在故事里边。”反而是我们这个有着现实主义和阶级斗争传统的国度，理论家们在巨大的社会不公面前一齐跳了槽，他们一面为“美好的人性”与“人类之爱”唱赞歌，一面把影片中的现实主义描写贬斥为“标签化”和“脸谱化”。

这当然是为了讨好大众。然而这也正是在大众文化时代里理论家们最严重的一种渎职行为！

西方有一种“冰山理论”，说冰山在大海里移动很宏伟壮观，那是因为它的八分之七在水底。“泰坦尼克号”把2.5亿的美金投入海底，从而留下了一些比浮出海面的故事更深刻些的东西。正是这些东西，本可以为我们的理论家们提供重新上岗的机会，可惜他们正忙于甲板上的谈情说爱谁也不愿跳下大海，结果失去了这次机会。

1998.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