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荒谬人生的第四种态度:做一个旁观者和梦想家

面对荒谬人生的第四种态度:做一个旁观者和梦想家

撰文/徐波

1998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葡萄牙文学家萨拉马戈认为,卡夫卡、博尔赫斯和佩索阿是三位最能代表二十世纪精神的作家。我与卡夫卡相遇较早,那是1981年左右,在西南师范学院读书,听《城堡》的翻译者汤永宽先生的关于西方现代小说的学术报告后,认认真真读起了卡夫卡的《城堡》等作品。于是,从卡夫卡我知道有许多走不近,绕不开的“城堡”,小说中和现实中都有许多惊心的“传唤”和莫名其妙的“审讯”。博尔赫斯的书是买了,读得比较零星,不过每次翻阅都有收获。至于葡萄牙作家佩索阿(Fernando Pessoa, 1888-1935)则是我五十岁以后的发现,读他的诗歌和散文总有感受,不觉得怪异,只觉得震撼。尤其是我现在已经退休,教师生涯已经结束,在余下的岁月中似乎可以像佩索阿那样做一个荒谬世界的旁观者和梦想家。

佩索阿和加缪都认识到人生的荒诞,佩索阿对荒诞人生有各种具体描述,加缪对荒诞本身有明确的定义。佩索阿说:“让我们像斯芬克斯一样,直到我们忘记自己是谁,尽管这样做不真实。事实上,我们是虚假的斯芬克斯,我们不知道现实中的我们是什么。认同生活的唯一办法是否定自己。荒谬即神圣。”他似乎认为人忘记自我,在现实中浑浑噩噩地活着即是人生的荒谬,而荒谬是我们的状态。有时候大梦初醒,我们会感到“我曾经的一切所为、所想和所有是一连串的屈服。既是对我以为属于我的虚假自我的屈服,又是对一定分量的周围环境的屈服。在这个恢复视觉的时刻,我突然发现自己很孤立,被放逐出境,我曾一直以为我是那里的公民。在我思想的深处,我不是我。”

加缪他认为所谓荒谬 , 就是无规律可循, 无法用理性解释。但是荒谬也不是理性的对立面而是“非理性的反面” 。荒谬是人对人与世界关系的一种把握 ,它可以说是一种理性的特殊形态,并非是不理性或非理性。加缪在《局外人》(1942 年)中向我们描述了一幅现代社会人被“异化” 的机械生活画面:“起床 、有轨电车,四小时办公或工厂打工,吃饭,有轨电车,又十四小时工作,吃饭,睡觉;星期一 、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同一节奏,循着此道走下去。”这就是加缪笔下荒谬世界中人的生活状态和生活方式。每个人向标准零件般按部就班的上班下班, 再上班再下班 ……

佩索阿和加缪都认为人生的荒谬是人疏远了存在的本真状态。在荒谬世界中,每个人都在“不知道我是谁”状态中孤独地生活并死亡,因此对他人和自己永远都是陌生人。卡夫卡对此种状态也有表述:我说的与我想的永远不一样, 我想的又与我愿意想的永远不一样 。一如佩索阿所说“我是我想成为的那个人和别人把我塑造成的那个人之间的裂缝”。

在加缪看来,丧失本真存在的人的荒谬性与异化密切联系。人会感觉自己是自己生活的“局外人”,是一个流放中的人,没有家园和故土,迷失方向又不知去向何方。既然人生注定荒谬,那么人应该如何面对荒谬?加缪指出,面对人生的荒谬大致有三种态度:生理上的自杀、哲学的自杀和反抗。

加缪说:“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便是自杀。判断人生值不值得活,等于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生理上的自杀作为第一种面对人生荒谬的态度,是以自身的方式解除荒谬,是与荒谬同归于尽,实际上最终没能摆脱荒谬。生理上的自杀也许是摆脱人生的无意义和荒谬重压的一种低成本方式,不过加缪认为这样的方式是一种逃避,是以绝对否定自我意识、否定个体生命来向荒谬世界屈服,无助于改变世界和存在本身的荒谬性, 是一种变向的利己主义。

第二种态度是“哲学的自杀”,这是精神领域的现象。如果生理上的自杀是消灭其肉体, 那么哲学上的自杀则是虚无其精神。这类自杀者认为现实世界是荒谬的,只有寄希望于哲学信念或宗教信仰,试图以此得到永久性的解脱。与生理自杀是对自我意识的否定相类似,虚无主义是一种对于人自身理性的绝对否定。

第三种态度是“反抗”,这是加缪特别强调的人之为人的根本所在,提出了“我反抗,故我在”的命题。反抗是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并已觉醒的人的行动。如果说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是把“我思”提高到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存在的唯一条件的高度,从而赋予人类理性,人类主体性以崇高地位,那么加缪的反抗更具有行动的力量和现实性。尽管反抗无法解决一切问题, 但至少能面对一切。反抗是拒绝神话,共同承担荒谬命运的现实体验,是面对荒谬人生挺身而起反抗其生存状态的全部创造。

加缪赋予反抗以人的存在意义,像西西弗那样勇敢地面对荒谬的命运,蔑视诸神,以行动反抗荒谬。人对荒谬的清醒既给他带来痛苦,同时也造成了他的胜利,这也可以认为是人的幸福。加缪的这种态度是直面惨淡人生的勇者的态度,是含笑的悲歌,当然这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具备的。面对人生的荒诞,佩索阿坚决做一个旁观者,一个梦想家!我认为他的态度也非常有意义,是面对荒谬人生的第四种态度。在一个崇尚名气,崇尚成功,愚昧而势利的时代,这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一个自认为是生活的失败者的态度。他是旁观者,不是加缪小说中那种局外人。既然生活于世中,他就清醒地认识到不可能冷漠地置身局外,但可以旁观,旁观他人,也旁观自己:

“我用旁人的身份,见证自己生命的逐渐耗尽,我期待的一切正慢慢沉没。我可以坦诚地说,不需要花环去体现生命的死亡,我亦没有渴望之物——即便在某一时刻,在梦境里的某一时刻,我所安放之物——无一不在我的窗下支离破碎,像一块成团的泥土,从高高的阳台上一个花盆里摔出,然后散落成一地残土。事情甚至似乎是这样的:命运总在想方设法让我喜欢上什么或想要得到什么,以便紧接着第二天它就能够告诉我,我得不到并将永远得不到我想要的。

然而,颇有讽刺意味的是,我就像一个自己的旁观者,从未失去观看的兴致,看看生活带给了我什么。尽管此时我已预先知道,每一个朦胧的希望终将化为一团幻影,我仍然带着特有的愉悦安享希望的幻灭。就像将苦与甜掺在一起,通过对比甜更显其甜。我是一个郁郁寡欢的战略家,每战皆失,我学会通过在每一次新的交战前勾画出不可避免的撤退细节来获得愉悦。

我的命运像一个不怀好意的造物追随着我,它只能对我自知无法得到的东西产生渴望。如果我在街上看到一个适婚年龄的姑娘,在那一瞬间我会去想象(尽管我看起来若无其事),如果她属于我会是什么样子。而铁的事实就是,十步之内她将去见那个明显是她丈夫或情人的人。浪漫将导致悲剧: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局外人可能会将它看做是一场喜剧;然而,我将两者混在一起,因为我既浪漫又是自己的局外人,我将页面翻过有讽刺意味的另一面。

有的人说,没有希望的生活令人难以忍受;还有的人说,希望使生活变得空洞。对我而言,无论停止希望或没有希望,生活都只是一幅将我画入其中并供我观看的外在图画。生活像一出没有情节的戏剧,仅用来悦人耳目——像前后不连贯的舞蹈,在风中沙沙作响的树叶,云彩里不断变化色彩的日光,以及城市里蜿蜒曲折的古老街道。

在很大程度上,我与自己写下的散文几乎一致。我用语句和段落将自己铺展开来,给自己加上标点,我一遍又一遍布置一连串意象,像一个用报纸将自己装扮成国王的孩子。我以这种方式用一连串词语创造了韵律,像一个疯子用干花编成花环戴在头上,这些干花在我梦里依然鲜活。最重要的是,我很冷静,像一个布娃娃开始注意到自己,偶尔摇头以便使帽子上的小铃铛发出声响,死者的生活叮叮当作响,对命运发出微弱的警示。

然而,在这平静的不满之中,以这种方式去思考的空虚感和单调感曾多少次缓缓注入我有意识的情绪里啊!我曾多少次感觉到,就像从断断续续的声音里听到了某种声音,我所感受到的这种生活的潜在苦涩与人类生活离得如此远——在这种生活里,除了产生自我意识什么也不会发生!我曾多少次从这样的自我放逐中醒来,我偶然看到,成为一个彻底的小人物是多么的好,这个快乐的人至少可以感受到真正的苦涩,这个知足的人可以感受到疲劳而不是单调,遭受苦难而不是想象自己遭受苦难,杀死自己,是的,而不是看见自己死亡!

我使自己成为书里的角色,过着人们从书里看到的生活。我的一切所感都只是感觉(与我的意愿背道而驰),以便我能记下我的所感。我的一切所思都立刻化为词语,混入扰乱思想的意象,铸成别样完整的韵律。经过这么多的自我修改,我毁掉我自己。经过这么多的独立思考,我不再是我而是我的思想。我探测自己的深度,并放弃这种探测。我终其一生想知道自己是否深刻,唯有用肉眼来探测——像井底幽暗而生动的倒影——映出我那张对自己的观察进行观察的脸。”

除了是旁观者,佩索阿还以梦想对抗人生的荒谬:“我只在做梦。这就是我的生活的全部意义。我唯一真正在乎的便是我的内心世界。我打开那扇通往梦想街道的窗户,看到那里的景象,便忘记了自我,这时候,我最深切的悲伤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我唯一的渴望便是做一个梦想家。那些与我谈论现实的人从来得不到我的关注。一直以来,我都属于那个我不属于的世界,属于那个我永远也做不了的那个人。不论我不曾拥有的是什么,且不论那有多么卑微,那都是为我写成的诗歌。我唯一的爱便是什么都不爱。我唯一的渴望便是什么都不渴望。我对生活唯一的要求便是请生活继续,但不要让我感觉到生活。我对爱唯一的请求便是请爱把远方的梦境延续下去。在我的内心世界里,所有这一切皆乃虚幻,我始终受到远方的吸引,而那朦胧的沟渠——在我的梦想世界里几乎超出了我的视线——相比我内心世界的其他地方,则拥有梦幻般的甜蜜,那甜蜜如此醉人,我不禁深深爱之。我至今仍心心念念,要创造一个虚幻世界,这份痴迷至死方休。”

面对荒谬的世界,佩索阿之所以要做一个旁观者,一个梦想家,他本人是这样解释的:“如果我逃避生活,逃避行动,逃避感觉,那么相信我,我只是不想去破坏我为自己虚构的个性轮廓。我想与自己想象的样子分毫不差,但事与愿违。如果我不得不屈服于生活,就是对我的毁灭。我想成为艺术品,尽管肉体无能为力,至少灵魂理当如此。”声称要活成“艺术品”的不止佩索阿,王尔德也曾说过“活着的目标就是成为一件艺术品”。当然,王尔德是衣着时髦的外在做派,而佩索阿则是内心的完美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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