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物·2020年7月师友赠书录（一）韦力撰

印章“有面居”

疫情期间难得跑出去了几天，北京从6月5日宣布，转天零时将疫情降为中级，第二天一早我就乘高铁前往山西寻访。六天之后北京新发地疫情再起，各种措施又严格了起来，我担心被关在外面，果断返京，仅仅的几天时间，可谓赶上了最佳的窗口期，虽然没能按计划完成此次的寻访，但借这个机会还是访得了几处遗迹，如果没有这个果断，今年上半年的寻访计划将归零。

山西的面食全国闻名，而我在外寻访时最怕耽误时间，于是养成了吃快餐的习惯，山西的面是又快又省事，故此程吃了多家面馆，其中一家据称是大同最具名气者。我把吃面的经历发在朋友圈中，众友人果然热闹一番，竟然有多个朋友问我是不是在写《觅面记》，起哄者之一就有江阴的陈龙先生。

陈龙先生说，《觅面记》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专题，同时赠我一个新堂号“有面居”，他说我天天能吃面，是很面儿的一件事，于是我欣然接受此堂号，今后见到江湖上的朋友时，可以自豪地说一句：我乃某某某，江湖人赠绰号有面居。

这本是与陈龙兄胡乱调侃之语，没想到今日收到了他的一部赠书，我给发微信表达谢意时，他却问我是否看到了“有面居”。这句话让我摸不到头脑，立即去电话问陈兄怎么回事，他说请朋友刻了一方“有面居”的印章，跟此书一并寄给了我。然而我拆开包装后，已经将包装物跟其他垃圾扔进了垃圾桶里，于是立即飞奔到垃圾桶去翻，然而查看一番，并没有找到印章，我以为陈龙兄是恶作剧，故意给他发微信说自己找到了，他说那就好，这又让我意识到可能不是调侃，于是把包装袋里的所有衬垫物都倒出来，细细查看，果然找到了一方黑乎乎的印章，映着阳光一看，材质竟然是黑牛角。

近三十年来，朋友给我刻的印章有几百方之多，牛角章却是所得的第一方。陈龙用此材质来刻章，不知是否经他有意挑选，以此表达我既有面儿，又牛叉烘烘。这有损我一如既往的谦恭，然我还是郑重地向陈龙道谢。他却说，印章不是他刻的，而是江阴一位叫徐晓岚的朋友所刻，我差点回他一句：干嘛不找纪晓岚来刻？

陈龙告诉我，徐晓岚先生的父亲原本就在刻字社工作，故徐先生的篆刻有家传，为此晓岚先生给陈龙刻了不少纸号用章。我看到这类章均为宋体字，一般的篆刻家还真刻不了。我又想到，“有面居”本来是一种调侃，没想到陈龙先生却麻烦朋友专门刻了这方印，这又让我犯了愁：此章我要到哪里派用场呢？

“有面居”这个堂号听上去像个面馆，其实也与书界大有关联。不论北京还是外地的书友，基本都会到琉璃厂去打卡，然而不知什么原因，琉璃厂附近的饭馆屡开屡倒，唯有一家不但不倒，还越来越大，这就是老浒记，该饭店专吃老北京菜，主食就是炸酱面，北京的书友大多认为，老浒记的炸酱面做得地道，故到此吃饭的人必点此面。而我带外地朋友到琉璃厂访书时，赶上中午，也只能去老浒记吃饭，同样必点炸酱面。这么多年过去了，老浒记已经成为了北京书友的聚会地点，经过这些书友们的传播，老浒记已经名扬天下，看来我有必要去它对面，也开上一家面馆。

《螺蛳壳中的曼陀罗：古籍影印蠡探》，南江涛

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2020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南江涛先生乃是国图出版社著名的编辑，我在国图社出的书大多经过他手，比如《芷兰斋书跋》系列，就是南江涛和王燕来两位先生操持的。这是我认识南先生以来，收到的第一本他个人的著作，内容是他发表在不同杂志上的文章结集，从总体上来概括，这些文章基本关涉古籍影印的方方面面。

古籍影印乃是近些年文史类出版社的热门话题之一，但少有人对这个话题进行系统的总结，近两年来南先生影印的几部古籍颇为畅销，比如他影印的原大彩印《河东先生集》，在40天内预订出260套，而后他趁热打铁，又将世綵堂双璧的另一部《昌黎先生集》原大彩印出版，这部书放在微店上销售，270套书在四个半小时内售罄，古籍影印能够畅销到这种程度，真的令人惊讶，从这个侧面也说明了南先生在策划上的成功。

本书分为三编：“蠡探编”应该是四十年来古籍出版的综述，“履冰编”为个案分析，“研酌编”则是南先生对于一些古籍问题的专研。他在第一编中给出了一些数据：我国1949年至2010年间，正式出版新编古籍丛书450种，囊括了各类典籍近5万种，之后他还有专文分析了2011年新编古籍出版的情况。

在另一篇文章中，南先生综述了旧方志影印出版的问题，同时谈到了方志数据库。他说国图多年来致力于旧志的数字化，目前已经将6000多种方志入库，供读者免费阅读、打印和下载。我在写一些地区性的历史遗迹时，常常苦恼于查不到原始史料，而方志中多存此类史料，恕我孤陋寡闻，我不知国图有这项服务，正是南先生的文章提醒我。他也提到了方志数据库有收费型商业运作，比如爱如生公司制作的中国方志库，其数据库中收录了汉魏至民国历代地方志著作1万种，全文超过了20亿字。

本书中《20世纪上半叶日本所编善本书影述略》一文是我感兴起的话题，该文讲到了中国古籍书影汇编著作之始，应当是杨守敬的《留真谱》，然而杨守敬在《留真谱》补编的序言中称：“余于日本医士森立之处，见其所摹古书数巨册，或摹期序，或摹其尾，皆有关考研者，使见者如遇真本面目，颜之《留真谱》。”可见，《留真谱》最早的创意乃是源自森立之，由此说明《留真谱》乃是日本人发明的，想来这也是南先生撰写此文的立意。他在文中列出了多种日本制作的《留真谱》，这类书大多是用珂罗版影印技术制作的，也有一些是用具有代表性的古书残页来制作。

南江涛在该文中首先举出的是秃氏祐祥编辑的《古梓残叶》，该书出版于昭和四年，秃氏祐祥是净土真宗本愿寺中的僧人，担任过龙谷大学的教授，书中收录有35种古籍，有中国的，也有朝鲜和日本的，其中有宋元版残叶，然该书没有标明制作数量，南先生猜测制作数量应该非常少，而国图藏本乃是桥川时雄旧藏。1918年到1946年间，桥川时雄在北京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等处任职，主持纂修了《续修四库全书提要》等，是著名的汉学家。二十余年前，该提要稿有一部分散失在琉璃厂，我却未能得到，偶向琉璃厂前辈魏广洲提及，魏老先生立即拿出来桥川给他写的几通信，我记得信的内容都是请魏先生代买中国典籍，其中一通信乃是桥川回日本后写来的，可见他对中国典籍的研究下了不小的工夫。

南先生在文中提到的实物类书影还有斋藤昌三编的《倭刊聚叶第一辑》，此书出版于昭和七年，编号限量发行50部，书中收录了50种有代表性的和刻本，其中最珍贵的5种用的是影印方式，其余均为原书叶剪贴。这种制作方法给我以启迪，因为我有一度也想制作这一类的书，但是宋元版市场价格太过珍贵，这使得制作成本高昂，如果按照斋藤的方式来制作，那么成本会大大降低，可惜经过友人提醒后，我始终找不到正规的申报门路，致使这个计划停留了近二十年无法实施。

这件事情做不下去的主要原因，乃是苏州文学山房主人江澄波老人的提醒，大概在1950年，文学山房制作了《明刻集锦》，其制作方法就是实物原叶，但江老说，有人到国家文物总局举报他们破坏文物，为此受到了通报批评，这个信息令我不知所措。其实文学山房当年出此书也很小心，他们请著名史学大家顾颉刚写了序言，顾先生在序中大赞这种方式乃是普及版本文化的最佳途径之一，但未成想，还是有人对此不认可。

然而这些年来，我见到日本这类书影有十几种之多，在彼邦为什么就能够制作呢？同时，近些年来市场上时常看到一些中国和日本古佛经的残页，有些是珍贵的唐写本和宋刊本，从残页的边缘来看，是人为裁剪下来的。我问过了解内情的朋友，原来这是日本的一种习惯：在年节里将残本古书，尤其是佛经，裁成小片后，装裱起来，赠送给晚辈，想想这真是不错的一种文化传承。

而这么多年来，我接触到大量的古书残本，除了珍稀的宋元孤本外，其实大多数残本存世量较大，然而能够见到这些残本的人，基本上是极少数的业内人士，普通人很少能够看到古书原物，如果用这些大量的残本来制作成《留真谱》，或者像日本那样，将残本装裱后作为礼物散发，这将对古书文化的普及起到重大作用。真希望我的梦想能够变成现实。

《常熟翁氏藏书研究》，曹培根著

广陵书社2019年12月第1版经1次印刷

此书为曹先生所赠。该书乃是王忠良先生所编“翁氏文化研究丛书”之一种，故书前有王先生所写总序。王先生原本任翁同龢纪念馆馆长，几个月前调到了常熟图书馆当馆长，这令他将翁同龢与藏书更加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

这些年来翁同龢的藏书，我见过不少，相应的资料也看过一些，但是当我读到曹培根先生的这部新作时，还是得到了许多未曾了解的新信息。他的这部专著将常熟翁氏藏书作了系统的梳理，使得一些重要书籍的递传过程明晰起来。曹先生在前言中说，常熟翁氏藏书应当从翁应祥兄弟讲起，历时400多年，十多代人，是典型的江南藏书世家，同时也谈到岛田翰所撰《皕宋楼藏书源流考》中，将翁氏藏书列为中国清末九大藏书之一。然而不知什么原因，翁氏藏书以前并没有受到重视，直到1987年傅嘉年先生访美时，在翁兴庆家看到了一批藏书，而后将访书记发在了1989年第三期的《书品》杂志上，方使得学界对翁氏藏书有所了解。2000年，翁兴庆将这批藏书整体转让给上海图书馆，翁氏藏书的重要性方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而我有幸系统地翻阅了这批书，却无缘得到其中的心仪之品，这个遗憾已经不可能得到补偿了。

曹先生在本书中先根据《海虞翁氏族谱》来简述常熟翁氏一支的来由。西晋末年，翁氏避石勒之乱，由原城南迁到浙江等地，元至元年间，其中一支迁居到了苏州，明永乐年间，苏州一支的翁景阳因家贫入赘常熟，成为了常熟翁氏始迁祖，翁同龢为其十五世孙。翁氏定居常熟后，世代耕读传家，经过十代人的努力，到明万历年间实现科举入仕，而后出了许多名人，入清之后，常熟翁氏更是科第联翩、簪缨不绝。

关于翁氏藏书最早的记载，乃是翁应祥所藏《皇明常熟文献志》，其为翁同龢的七世祖，翁应祥之后的藏书情况仅是零星记载，到翁同龢之父翁心存时，常熟翁氏藏书才有了大发展，所以曹培根先生称，翁心存是常熟翁氏家庭走向兴盛的关键人物。

翁心存在考中进士之前，曾在常熟藏书家张凤池家中坐馆。张家藏书从元代张孚算起，家藏延绵500余年，22世，著名藏书家张金吾就是张凤池之后。翁心存在张家饱览群籍，他在诗中说张家“有书数万卷，有田数千亩”。此外，翁心存还在常熟赵元恺家坐过馆，赵氏也是藏书世家，从赵承谦开始，经过赵用贤的松石斋、赵琦美的脉望馆，直到赵宗建的旧山楼，经过了十余世的收藏，也是常熟藏书世家之一。翁心存分别在这两家坐馆，难怪他藏书有那么高的眼界。同时翁心存与稽瑞楼主人陈揆即是亲戚，又是同学，还是邻居，这也说明了翁心存交往之人多与藏书有关者。

道光二年，翁心存中进士，而后两度入值上书房，做过武英殿总裁、国史馆总裁，历任吏部尚书、户部尚书等职，乃是晚清重臣，难怪曹先生说他是常熟翁氏的核心人物之一。

翁心存的长子翁同书继承父业，继续补充翁家藏书，可惜他在同治元年因两江总督曾国藩奏劾，被落职逮问论死，但因那时翁心存病重，朝廷同意其在父亲身边侍汤药，翁心存去世后，又命他持服百日，而后再入狱，同治二年改戍新疆，又命其赴甘肃军营效力，因军功又得四品顶戴。同治四年，翁同书卒于军，得以复原官。

对于翁同书被处罚的源由，曹先生在小注中有详细的辩析，因不涉及藏书，于此不展开来论。翁同书也是一位爱书如命者，当年他在扬州的江北大营任职时，于战争阶段仍然大量买书，以至于“卧室内除书籍外别无他物”，后来江北大营被太平军攻破，他所藏之书尽付劫灰，他在给翁同龢的信中写道，被毁之书有宋版《周易疏校本》《经典释文》等，叹息说，这些被毁之书“恐天壤间无别本矣。”正因这个原因，使得翁同书后来将购得之书分批寄回常熟家中。他在新疆戍边时，仍然读书校书，而这个时段的校本有一些藏在了上图、国图等处，而翁同书的藏书后来传给了孙辈翁赋孙。

常熟翁氏藏书最有名的是翁同龢，他是咸丰六年的状元，还是同治、光绪帝的师傅，做过刑、工、户部尚书，用帝党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为慈禧所忌，故于光绪二十四年“诏定国是”后第四天，被开缺回籍，戊戌政变后又即行革职。他在京期间搜集了大量的善本及碑帖，故曹培根称翁同龢是常熟翁氏家族藏书的集大成者。

翁同龢藏书的来源一是家传，其父翁心存、兄翁同书和翁同爵的藏书有一部分归了他，二是从日记中得知，他个人的购书量也很大，尤其是他购入了怡府藏书，使得藏书质量大为提高。

除此之外，曹先生详细讲述了翁氏藏书在翁同龢之后的递传过程，同时附有翁氏藏书目录，以及翁氏收藏精品点评等，人们若想了解常熟翁氏藏书，这可谓是资料最为丰富的一部书。

《有情月色》，玉兰儿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0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去年底玉兰儿告诉我她的新书要出版了，命我写几句推荐语，由此而让我读到了她精致的文字。然此书在出版过程中因为换了两个编辑，故封底忘记印上我的推荐语。玉兰儿赠我此书后的一个星期，告诉我书要二印了，可以把推荐语加上。在西方的藏书概念中，初版初印最值得追捧，看来将来该书不带推荐语者，才更具收藏价值。于是我在翻阅此书时，竟然多了三分小心。

本书的开本为标准32开，全书没有一张图片，这在读图时代的当下堪称难得。全书分为五个部分，“江南印象”乃是玉兰儿所撰游记，“有福读书”接近于抒情体的书话，“山居·花草月令”则为其品花的感受，“老月光”则是作者访旧的感悟，“红笺情”的格调与前不同，主体部分乃是作者写给已去世作家汪曾祺先生的书信。

相比较而言，我更喜欢前两部分。本书第一篇写的是茶事，作者首先引用了张岱《陶庵梦忆》中的所言，由此说明越王句践铸剑之处名“日铸”，而日铸所产之茶，也有锋棱之味。张岱又转引了欧阳修的所言：“两浙之茶，日铸第一”，王龟龄则曰：“龙山瑞草，日铸雪芽”，读到这段话，让我突然明白了方俞明先生所赠之茶名称的出处。

我正是通过方俞明先生结识玉兰儿的，在此之前，我并不知道方先生有种茶之好。几年前方先生寄来了几罐茶，金属茶叶盒上用墨笔写着“稽山瑞草”，方先生说这是他自己做的茶，这让我想起方先生原本就是农业口出身，做起来茶可谓是当行。以我对茶叶的有限了解，做茶极耽误工夫，而方先生在收藏越地文献以及研究方面都下了不小的工夫，他哪里来的大把的时间去做茶呢？

我的这些小疑惑从《有情月色》中找到了答案。玉兰儿说，方先生的茶园就坐落在日铸岭，他在那里盖了几坐泥墙房屋，室内摆放了一些炒茶工具，玉兰儿特地到那里观看了整个制茶过程，由此体味到制茶的不容易。方先生不但在那里制茶，还努力的劝说当地人保留古茶树，不要去改种经济效益更高的香榧。

对于方先生种茶的起因，玉兰儿在文中有着详细的叙述，原来方先生的种茶也跟藏古籍有关。某次方先生在一场古籍拍卖会上与人争抢一件唐末雕版的佛经，后来结识了那位争抢者窦先生。窦先生喜好品茶，在窦先生的询询善诱下，方先生也爱上了茶道，而后他诱使方先生在绍兴地区寻找老茶树，经过多次探访，方先生终于在日铸找到了，再而后经过一系列的试验，终于制成了口感上佳的稽山瑞草。

通过玉兰儿细腻的描述，让我更加明白制茶的不容易。去年底我在东莞讲座时，当地的主办人正在研制一款茶，我瞬间想到了方先生，于是由我拉纤，让其二人互通电话探讨茶道，方先生随即又寄给了这位朋友几罐茶。当时我感念方先生做事之爽快，但看到玉兰儿的描绘后，让我意识到随便索要茶叶，乃是一种不尊重朋友劳动的行为。

我记得第一次见到玉兰儿时谈到了《古书之美》，也讲到了她对读安妮文字的感受，她还讲到了安妮对我的描写，安妮谈到我长裤上有一条妥帖熨线，对于这句话，玉兰儿给出了如下的评价：

安妮宝贝给这样的男子定义为：严谨、有序，对礼节注重。可惜按我个人审美趋向，这道熨烫妥帖的线条恰恰是我最不喜欢的。我骨子里也许更趋向一种随意的风格。

这段描述可以窥得玉兰儿为人之真率：不喜欢就是不喜欢，丝毫不遮掩。在西方传统观念中，将裤子熨妥帖乃是表达对他人的尊重，我本想跟玉兰儿交流这个看法，又突然想到，她管理的工厂乃是生产内衣，她在着装方面乃是当行，说不定现在的服饰审美观已经有了变化，而我的审美情趣还停留在旧时代。得暇我将向她请教，看看能不能让自己的审美跟上时代。

从玉兰儿的文中，也能读到我们有着共同喜好之物。她有一篇《万物生》，这让我想到了萨顶顶的同名歌曲，不知什么原因，我欣赏不来萨顶顶的国际范，唯独对这首《万物生》有着兴趣，也许因为这首歌的歌词跳跃度极大，一首歌唱下来会让我不断思索，它每句歌词之间的逻辑在哪里，当然，我更喜欢用夸张的腔调来模仿此歌的唱法。但玉兰儿不会关注我所在意的庸俗层面，她的《万物生》是从另一个角度来探讨人活着的价值。

从总体来看，玉兰儿将她的工作与生活作了两分法，她注重情感层面的探索，对很多事情不人云亦云，用自己的善念去理解别人的动机。她所描绘的自然乃是其心中体悟之后的感觉，想来这种思维方式应当是受王门右派之影响。

《古刻名抄经眼录（增订本）》，江澄波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0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二十余年前，喜欢古书的人大多都有江澄波先生的《古刻名抄经眼录》和《江苏活字印书》这两部书，后来我几次前往苏州文学山房，均看到店里有售。江老先生说，他听闻到出版社还有库存，于是将剩下的那部分全部买了回来，即可在店内出售，也可以将它们赠给买古籍之人。但近些年这部书脱销了，我看到有人在孔网上卖高价，说明江老先生的这部书始终受到爱书人的人追捧，也许这就是出增订本的主要原因吧。

增订本与初版本的不同，一是体量上的区别，李军先生在本书的《代后记》中称，江翁费数月之力，手录近二十年来所见善本116种，增入《古刻名抄经眼录》中，使得全书篇幅扩充了近三分之一。本书前附了几十页彩色书影，同时附江翁近照一张，装订方式也由平装改为大32开精装。

本书前有吴格先生所撰序言，该序以准四六文的形式，阐述了天道轮回，世道罔替，而典籍不亡的历史，同时谈到他与江老交往的细节：“初接言谈，即为先生之和光同尘、恂恂儒雅所折服。”之后谈到了江老重理旧业，吴先生感慨说：

二十年间，藏家买家，水流云转，店址迁徙，业务盈缩，书店经营，几度顺逆，而先生之和颜悦色，敬慎勤劬，一如初见时风貌。

读到吴格先生的这段话，顿时让我眼前浮现出江老温和含蓄的面容。二十余年前，经杨成凯先生之介，我到江苏第一次见到了江老，接下来的几天，老先生带我在苏州城区内寻访古代藏书楼，他始终坚持步行，那时老先生的年龄大我一倍都不止，但其腿脚之便捷令我这晚生后辈汗颜。一路上他给我讲述着藏书家的掌故，很多故事都是他的亲历，他那一口的吴语，让我乍听起来颇费耳力，但一天下来，也能听懂个七八成。

从内容而言，本书乃是江老几十年来所见过，主要是所经手过的一些重要典籍，老人家以提要的方式点明每一部书的价值，同时讲到该书流传的掌故，而这样的亲历如果不是他记录下来，再不会有人知道。虽然说他所著录之书大多已辗转到不同的公馆，而各公馆也做了相应的著录，但江老的这部书无可替代。

李军的《代后记》中谈到中国古旧书业历史悠久，买卖双方乃是贩书者与藏书家，两者相互依存又暗自较力，同时两者的地位和境遇又相去甚远，古代私人藏书家大多学识渊博，勤于著述，故生平事迹为后世所熟知，但是贩书者的情况却不同：

与之相反，贩书者在古代地位较低、大多文化水平不高，一般被称为书商、书估或书贾，江南水乡有以小舟为交通工具从事经营活动都常被呼为飞凫人，至于洪亮吉口中的“掠贩家”实在已属美称了。

但是，李军也认为其实有些贩书者对版本烂熟于胸，但他们忙于养家糊口，很少将经眼之物记录下来，传之后世。他统计出叶昌炽的《藏书纪事诗》收录了700多家与藏书有关的人物，但为掠贩家立传者，不过百分之一。他又举出了黄丕烈所夸赞的“书贾中之巨擘”萃文斋主人钱听默，虽然他的事迹广为人知，但是如果查文献记载，却“反不足征”。

到了民国期间，有几位书商开始出版发行自己的经眼录，其中最有名者乃是孙殿起的《贩书偶记》、以及王文进的《文禄堂读书记》，这两部书自发行后，直到今日始终是爱书人的案头必备工具书。李军谈到苏州博古斋的柳蓉春父子曾写过一本《旧书经眼录》，可惜未曾发行。改革开放之后，雷梦水的《古书经眼录》和严宝善的《贩书经眼录》同样受到爱书人的追捧。

二十余年前，我曾到严宝善的店里去访书，当时带了一本他的著作请老先生签名，然老先生仅肯钤章，不肯签名，他的谦虚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同样，我见到江澄波老先生时，也是请他在《古刻名抄经眼录》上签名，江老却欣然命笔。二十年前的的情形，恍在眼前。

李军在后记中谈到了江翁《吴门贩书丛谈》杀青后的情形，同时谈到江翁的这三部书凝聚了他毕生心力，今后此三书将集于一社，汇成“江澄波文集”，这又会给爱书人多一个新的追求，期待着该文集的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