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龙 | 北宋华北战区军政区域规划与粮食补给
摘要：河北安抚使路是北宋在宋辽边界地区设立的军政区划。本文就河北安抚使路划分的原因从军事地理和粮食补给两个角度进行剖析，合理解释了河北各安抚使路的整体布局和形态差异，突出了军事交通地理和后勤补给运输路线在影响安抚使路划分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关键词：北宋安抚使路；军事地理；粮食补给
宋辽双方自澶渊之盟以后进入了漫长的和平军事对峙时期，为了保证北方边境的安全，北宋政府在宋辽边界屯驻了数十万边防军队，并对沿边地带的军政区域进行了精心的设计和规划。这一规划在地理上的表现较为明显，并以军事政治制度作为保证，即河北地区安抚使路的划分。河北安抚使路是北宋政府对沿边备战区域的统筹规划，各安抚使路由东向西依次排列在宋辽沿边地带，形成各自的军事作战系统和后勤补给体系。
现代军事理论认为，“战区”是指“为执行战略任务而划分的区域和设置的军队组织，也称战略区。……战区地理范围广大，是一个独立或相对独立的战场，具有立体的、多维的空间，能容纳战略集团的配置、展开和行动；设有领导指挥机构，部署有兵力兵器，建有军事交通及其他设施，是一个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条件等要素组成的综合体系，形成完整的区域性作战实体；拥有对辖区部队的指挥权，在军队指挥体制中是介于统帅部与战略战役军团之间的中间环节”。[1]根据以上的说明，我们可以将北宋对辽作战所涉及的河北东路、河北西路以及河东部分地区看作是一个“战区”。上述地区具有一定的地理范围，同时承担着同一个战略任务，即防备辽的进攻，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综合体系，部署着数十万边防守军，并建有塘泊等军事设施，控制着多条连接北宋与辽的军事道路。虽然该地区尚未统辖于一个军事统帅，但河北四安抚使路(高阳关路、真定府路、定州路和大名府路）仍然在兵力调动、粮食补给和边防整饬等方面相互协同，宋人也往往将这一地区统称为“河北”，从这几个方面来看，上述区域己经具备了现代军事理论中关于“战区”的定义，与北宋对西夏作战的“西北战区”相对应，我们可以称它为“华北战区”。
关于安抚使路的形成问题，清人吴廷燮《北宋经抚年表》[2]和今人李昌宪《宋代安抚使制度》[3]、赵冬梅《北宋前期边防统兵体制研究》[4]等都有所论述。他们分析了安抚使路的发展历史，认为：北宋初年到庆历年间华北地区就存在着“路”一级的行政建置，这种“路”被称作“都部署路”，它可以被看作是安抚使路的前身。直到庆历八年（1048年）四月，北宋政府正式分河北为四路，置四路安抚使，命知大名、真定府、瀛（高阳关）、定州者领之，在结构上与陕西路模式一致。但河北地区的安抚使路为何如此设置？各路为何形状各异、面积大小相差悬殊？又为何如此布局？以往的研究对这些问题没有给予过多关注，本文则尝试从历史军事地理和粮食补给的角度予以回答。
本文通过研究发现，太行山东麓自然地理和军事交通地理在真定、定州、高阳关、大名府四安抚使路的划分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同时，河北四安抚使路还充分考虑了沿边地区粮食补给过程中粮食聚集地、需求地的分布以及运输路线的选择等实际情况，是北宋沿边地区军事区域规划的成功案例。
一、河北安抚使路划分的军事地理因素
河北安抚使路的划分有着深层次的军事地理因素。有学者认为兵乱是河北地区设立安抚使路的动因，[5]但实际上，河北地区作为宋辽沿边的大后方，北宋政府很早就开始在此规划军政区域，其着眼点显然是对辽防御的宏观军事战略，而不是为了防止兵变。庆历以前，河北地区就存在定州、真定府、高阳关三都部署路，己经基本奠定了安抚使路划分的格局。而关于安抚使各路的设立，宋代富弼就曾经提出构想并指出其宏观战略防御的重要意义：
定为右臂，沧为左臂，瀛为腹心，北京为头角。此四城者，河朔之所望也。余十五城为指爪支节，乃四城之所使者。定、瀛、沧各置一帅，北京置一大帅，余十五城分属定、瀛、沧三路，悉择善将守之。[6]
富弼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阐明自己对整个河北沿边军事区域划分的构想：这个仿佛时刻准备搏斗的武士面向北方，左右两臂正对着辽，其目的不言而喻。
判大名府程琳也提出了类似的的区划构想，即将河北地区划分为镇定路、高阳关路、沧霸路以及大名府路。
程琳自大名府徙永兴军，言曰：河朔地方数千里，连城三十六，民物繁庶，川原坦平。自景德以前，敌数入寇，官军虽众，罕有成功。盖定州、真定府、高阳关三路之兵，形势不接，召发之际，交错非便。况建都全魏以制北方，而兵隶定州、真定府路，其势倒置。请分河朔兵为四路，以镇、定十州军为一路，合并十万人；高阳关十一州军为一路，合兵八万人；沧、霸七州军为一路，合兵四万人；北京九州军为一路，合兵八万人。[7]
可见，北宋朝臣构想河北分路时主要考虑的因素是防止“敌数入寇”，即防御辽的进攻，维护北方边境的安全，而不是为了防止兵乱。
我们注意到，富弼、程琳的建议与后来实际实行的安抚使路略有不同。其主要区别在于二人都建议定州、镇州等地为一路，沧州为一路，而后来实际情况是定州自成一路，镇州与其邻近区域设为真定府路，而沧州并未设路。对此，判大名府夏竦给予了解释：
镇、定二路，当敌寇之冲，万一有警，各籍重兵控守要害，迭为应援，若合为一，则兵柄太重，减之则不足以备敌。又沧州久隶高阳关，道里颇近，濒海斥卤，地形沮洳，东北三百里，野无居民，非敌人蹊径，万一有警，可决漳、御河东灌，塘淀隔阂，敌马未易奔冲，不必别建一路。惟北京为河朔根本，宜宿重兵，控扼大河，内则屏蔽王畿，外则声援诸路，请以大名府、澶怀卫滨棣德博州、通利军建为北京路。[8]
最终，仁宗皇帝下诏“分河北兵马为四路，北京、澶怀卫德博滨棣州、通利军保顺军合为大名府路，瀛莫雄霸恩冀沧州、永静乾宁保定信安军合为高阳关路，镇、邢、洺、相、赵、磁州合为真定府路，定保深祁州、北平广信安肃顺安永宁军合为定州路。凡屯兵将领，悉如其议，惟四路各置安抚使焉”。[9]
四路的大体格局是真定、定州、高阳关三路在宋辽边界由西向东排列并呈纵向展开，大名府路则横亘三路之南，筑起一道屏障，也是防卫京畿的最后一道防线。真定、定州、高阳关三路南北纵向展开的空间大小不尽相同，其中，定州路南北比较短窄，而真定、高阳关路则南北延展较长，且在定州路南相汇合。大名府路则呈现出东北一西南延伸的狭长形态。（图1）
对于河北四路的划分，特别是真定府、定州划为两路，很多文官武将都表示不理解，因为这一地区恰好是太行山东麓南北交通要道，应该划归一个军政区域管辖，他们的态度多与富弼、程琳一样，主张“镇、定不可裂付二将，宜及平时并为一路”，[10]其理由是：
夫镇、定一体也，自先帝以来为一道，帅专而兵不分，故定揕其胸，则镇捣其胁，势自然耳。今判为二，其显然有害者，屯寨山川要险之地裂而有之，平时号令文移不能一，贼脱叩营垒，则彼此不相谋，尚肯任此责邪！请合镇、定为一路，以将相大臣领之，无事时镇为治所，有事时则迁治定，指授诸将，权一而责有归，策之上也。[11]
但实际上，由于受到太行山东麓自然地理和军事交通地理的影响，河北四安抚使路的设立与地理格局划分十分正确，除了夏竦提到的“若合为一，则兵柄太重”的原因外，河北安抚使路的划分充分考虑了军事地理的影响，即使用现代军事地理学的理论来分析，河北四路的布局都依然显示出极强的合理性。
现代军事理论在讨论战术时，常常使用正面和侧翼的概念，“正面突击是最原始的一种方法，如同相扑搏斗者那样，与对手进行面对面的冲撞，显不出有多大的军事才能和想象力。可是如果你在人员、武器、技术、纪律或士气上占有优势，那就会有利于你以最直接的方式彻底解决战斗”，[12]“侧翼攻击是试图从侧面或后方打击敌人。其最原始的形式是利用地形，对敌人进行出奇不意的打击”。[13]如同个人之间的搏斗一样，军队正面攻击与防御的能力都是最强的，而侧翼就相对薄弱些，在战斗中，任何一方都希望以自己强大的正面去对抗敌人，而尽量减少侧翼的暴露，防守的一方尤其是如此，倘若是进攻一方，那还要积极寻找敌人的侧翼来进行攻击。
河北四路位于北宋境内，其主要担当的是防御任务，因此，作为具有独立军事指挥权的各安抚使路就要做到尽量减少侧翼的暴露，而以正面对抗进攻之敌。宋辽边界线河北段漫长又无险阻，对于处于防守态势的宋军来说，边防任务难度不小。因此，为了避免顾此失彼，北宋政府将东西延展的边界防务分成三段，每一段暴露给辽军的正面并不大，而三路的侧翼则彼此相依靠，互相支援与协助，或者依托自然地理上的屏障，如山脉、塘泊等。这样每个安抚使路都可以在很小的正面上集中较强的兵力，起到较好的防御效果。高阳关对敌正面稍长，但由于其滨海地区无法通行，又有黄河等河流的影响，实际上，其布防地段的长短与其他两路并没有太大区别。
这三段防务的划分从军事理论上讲是比较科学的，从宋辽战争的实际情况看也是合乎情理的。这三段防线分别控制着三条沟通宋辽之间的交通道路。定州路设立的目的十分明确，就是控制太行山东麓山脚下的南北大道，这里位于塘泊的最西端，属于山麓、平原的结合地带，没有险要的地理形势可以利用，“保州以西至山下数十里，亡水塘之阻，虏骑可以平入”，[14]因此北宋政府在这里屯集了重兵，其兵力部署在河北四路中当居首位。太行山山前地区相对平坦，且少塘泊作为阻碍，“保州以东、顺安军以西，有平川横袤三十余里，南北迳直，并无险阻”，[15]也正是因此，“本路边防事，重兵皆在定州”。[16]由于防务较重，定州路控制的范围也相对较小，目的就是为了集中兵力阻止辽军从这里南下。
《宋史·兵志》保存了一份较为详细的北宋兵力分布情况，从河北四路的兵力部署上也可以看出它们划分的军事地理意义。[17]从《宋史·兵志》所记载的数据可以看出，仁宗庆历时期驻守河北路的总指挥数为254，[18]以每指挥500人来计算，则河北地区共有禁军12万7千人，其中步兵113指挥，计56500人，占445%；骑兵141指挥，计70500人，占其中的55.5%。每安抚使路的具体部署情况如下：
定州路：71指挥（骑兵47指挥，占66%)，35500人，占华北战区总兵力28%。
真定府路：49指挥（骑兵25指挥，占51%)，24500人，占华北战区总兵力19.3%。
高阳关路：82指挥（骑兵51指挥，占62%)，41000人，占华北战区总兵力32.3%。
大名府路：52指挥（骑兵18指挥，占34.6%)，26000人，占华北战区总兵力20.4%。
兵力部署的统计显示，河北路禁军兵力主要集中在定州路和高阳关路，两路兵力占据了60%还多，而高阳关路中处于河北中南部的恩、冀二州兵力达到了37指挥，占高阳关路的75.5%，因而高阳关沿边地区只有12指挥，由此可见，河北沿边地区处于太行山前定州路的禁军占有绝对优势。（图2)
图2北宋华北战区兵力部署图（庆历时期）
从骑兵的数据分析来看，也能够验证河北安抚使路划分的军事地理意义。河北路骑兵占大多数，这主要是由于河北地区地形宽广坦阔，利于骑兵实施冲击，“夫自河以北，地若砥平，与日天尽，不见堆阜，非用步之利也”，[19]因此，尽管骑兵不是宋军的优势兵种，但在如此地理条件下，面对辽军骑兵的冲击，北宋政府也不得不在河北地区布置大量骑兵进行对抗。河北骑兵的分布主要集中在太行山前大路地区和河北南部腹地，如定州路骑兵47指挥，真定府路太行山前诸州骑兵达到25指挥，两路骑兵之和占全部河北路骑兵的1/2，可见，太行山山前州军定州路与真定府路的骑兵占据了华北战区骑兵的绝大部分。不仅骑兵分布具有这一特点，从整个华北战区兵力部署来开，太行山山前州军以及河北中南部腹地也是宋军兵力集结的重点区域。这一布置特点与缘边地理环境以及宋辽军政形式密切相关。
真定府路北端控制着飞狐口，这条道路在北宋初年常常被辽人利用作为南下侵略的通道，与太行山东麓、河北平原的道路相比，这条“间道”的作用丝毫不逊色多少，“匈奴寇边多由飞狐易州界道东西口过阳山子，度满城，入自广信之西”，[20]一旦辽兵从此进入，不仅可以绕开部署在定州地区的重兵，而且可以直接插入宋军腹地，因此，北宋政府不得不对此重点布防。但是这一条道路处在山区间，崎岖山路对于辽军骑兵冲击力的发挥有一定限制作用，宋军防守压力与其他两路相比较小，因此，真定府路在控制飞狐口道路的同时也承担着另一个重要任务，即为太行山东麓定州方向筑起第二道防线。“真定路，由顺安安肃、保定州界，自边吴淀望赵旷川、长城口，乃契丹出入要害之地，东西不及一百五十里”。[21]正是出于上面的考虑，北宋政府打破了自然山川的界限，使真定府路一方面控制太行山间的道路，一方面又作为定州路的梯队，防御太行山前大路。因为真定府路与定州路控制着不同的交通道路，如夏竦所言，两路“各籍重兵控守要害”，[22]各自在军事交通地理上有不同的守御任务，北宋政府才把他们划分为两个安抚使路。按照《宋史·兵志》的记载，真定府路太行山山前州军驻军相对较多，一方面是这里是定州路的后方，山前平坦大路需要派兵驻守，另一方面则是这一地区的农业状况稍好，且交通方便，粮食补给易于得到。宋辽沿边东段地区由于有大量塘泊沼泽存在，北宋政府在这一地区的驻防兵力并不多。
高阳关路重点控制雄州、霸州之间的道路，这条道路是塘泊之间的孔隙，辽军数次攻击宋都是从这条道路返回的。除此以外，高阳关路还要兼顾到由北部边境直达沧州的道路，不过，由于这里滨海，沼泽遍布，加之黄河频繁改道，辽军利用的可能性较小，高阳关的防务重点还在雄霸二州之间。“景德前，（雄霸）二州塘水不相接，因名东塘、西塘。二塘之交，荡然可以为虏骑归路。遂置保定军介于二州，以当贼冲。厥后开导不己，二塘相连，虽不甚浩渺，而贼路亦少梗矣。然或穷冬冰坚，或旱岁水竭，亦可以济，未为必安之地。虽然，但少以兵控扼之，则虏骑无以过矣。自余东从泥姑海口，西至保州一带，数百里皆水塘弥漫，若用以为险，可以作限”。[23]
三路之间的接合部则较好地利用了自然地理环境，真定路与定州之间为太行山，定州路与高阳关路之间为人工塘泊。这样沿边各路相互配合，相互支援，“缘四路帅府分统州军，其势当如络脉之相通，缓急寇至，即候望相及，犄角相应，坚壁出战，皆合事机，而敌人腹背怀惧，其势自溃”。[24]
正是出于上述军事交通地理和太行山东麓自然地理状况的考虑，以及宋辽间军事冲突的历史经验，北宋政府才不顾朝臣的反对和不解，将定州路与真定府路分开，使其各自承担不同的军事防御任务。至于朝臣们设立沧州一路的建议也没能被北宋政府采纳，其主要原因除了夏竦提出的“濒海斥卤，地形沮洳，东北三百里，野无居民，非敌人蹊径”[25]等因素外，其出于粮食补给的考虑也不能被忽视。
而大名府路则是华北战区与东京开封之间的最后屏障，是沿边三路的总后方。“大河之北，魏为咽喉，历代已来，号为巨屏，岁屯锐旅以备”，[26]“京师，天下之根本也。澶、魏，河朔之咽喉也。镇、定，股肱之地也”。[27]因此，大名地区要单独设立为一个安抚使路，其守备力量在各地中为最强也就不足为怪了。
二、河北安抚使路划分的粮食补给意义
在考虑到军事地理因素的同时，北宋政府也没有忽视河北安抚使路划分的粮食补给意义。战时，兵力调动和军事指挥对战局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而在和平时期，保证后勤补给则是军队的核心任务，特别是对于像宋辽边界这样集中了庞大兵力的地区更是如此。
为了守御边境，北宋在河北沿边屯驻了大量军队，尽管宋辽长期处于和平无战事的状态，但河北地区的禁军、厢军总数仍然维持在三十万左右，“河朔之兵，不啻三十万”。[28]除了禁军、厢军以外，河北地区还有为数不少的乡军，如仁宗时期，河北地区曾招纳乡军近三十万。“康定初，诏河北、河东添籍强壮，河北凡二十九万三千……庆历二年，籍河北强壮，得二十九万五千，拣十之七为义勇”。[29]由此计算，河北沿边地区的总兵力最多的时候可以到达六十到七十万左右。
如何满足这六、七十万边防军的粮食补给问题是北宋政府面临的一项巨大挑战。由于沿边屯田并不能满足军队的粮食需求，更多的时候，北宋政府需要从后方调拨粮食到宋辽边界。江淮地区生产的粮食每年有六百万石经汴河运往开封，北宋政府正是从这六百万石中拿出一部分继续调往河北，“计江淮岁运粮六百万，以一岁之入，仅能充朝廷之用，三分二在军旅，一在冗食，所蓄聚不盈数”。[30]河北地区粮食调拨路线通常有陆路、水路两条路线，而这两条运输路线对河北安抚使路的划分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北宋华北战区的粮食供给地在江淮地区。江淮地区粮食产量大，且有便利的运河将粮食运往北方，迫于无奈，北宋政府将汴河漕运粮食中的一部分调往河北沿边，作为边防守军的后勤补给。这样一来，江淮地区成为了河北沿边粮食调拨的主要供给地。庆历八年（1048年）九月，仁宗皇帝“诏三司以今年江、淮漕米转给河北州军”。[31]此外，京西南北两路也有少量粮食运往河北，“会度支使李惟清上言河北军储无备，请发河南食器军州转粟以赴”。[32]京西北路供给河北军粮的地区主要集中在蔡河沿岸州军，“近遣光禄寺丞杜纯相度于沿蔡河州军置籴场，计置辇运，以食河北路。可更于沿黄河州县计置，除朝廷赐本钱外，同转运司计脚费以闻”；[33]而京西南路供给河北军粮的地区主要集中在邓州地区，“邓州五县，其四在山，三分居民，二皆客户。昨来差配，约共出十万贯钱，乃可运二万硕粮至莫州”。[34]
要把粮食从江淮地区运到河北沿边地区，太行山东麓大路是不可回避的运输路线。北宋的陆路粮食调拨集中在太行山东麓地带，主要是太行山前诸州军如怀州等地将粮食运往北部的定州、邢州、赵州等地，“诏诸路近河北州县，令民输税于河北，以足定州军储”；[35]再如“河北西路转运司言，欲以怀州武陟县五等以上人户、秋税移赴邢、赵州缺粮仓输纳”。[36]真定府路以太行山东麓大道为轴线，囊括了道路南段如邢州、洺州、相州、卫州等地。宋军粮食陆路运输线的大部分都在真定府路境内。真定府路的划分保证了粮食陆路运输线的相对完整，有利于粮食补给的统一安排和调拨。在多数时期，真定府路的边防压力不大，其主要任务则是做好定州防线的第二梯队并保护好陆路粮食运输。
除了陆路粮食补给以外，更多的时候北宋依靠水路运输来满足前线守军的粮食需求。北宋时期，从江南到东京开封再到河北沿边恰好河网密布，人工运河众多，这为北宋政府从水路调拨粮食提供了可能。
水路调拨路线有两种选择：一是经黄河行进至黎阳，将粮食卸下，通过陆路搬运至御河再度装船，沿御河运至乾宁军；一是经黄河行进至大名附近的马陵道口，将粮食卸下，然后再组织或“和雇车乘到城中临御河仓贮纳”，[37]以备御河纲船随时装载发赴乾宁军等沿边驻军之地。（图3)“河北路州军赏给茶食等，以至应接沿边榷场要用之物，并自黄河运至黎阳出卸，转入御河，……向者，朝廷曾赐米河北，亦于黎阳或马陵道口下卸，倒装转致，费亦不多”。[38]查看《中国历史地图集》发现，[39]在北宋时期黄河卫州境内有“黎阳监”而下游安利军境内也有“黎阳”地名，笔者认为，文献中所指黎阳，当是安利军黎阳。安利军黎阳对岸即是滑州白马津，这里是黄河著名渡口，说明这里的水文条件适宜船舶停靠，载有大量粮食的漕船必须选择水流较缓的港口停泊，才能保证货物下卸的安全。漕粮在大名下卸后，须雇佣人力将粮食搬运到临御河的仓储中，“勘会前年自汴入黄河，运粳米二十二万五百余石，至北京下卸，止用钱四千五百四十余贯，和雇车乘般至城中，临御河仓储纳。若般一百万斛至北京，只计陆脚钱一万五六千贯。若却要于御河装船，般赴沿边，无所不可，用力不多”[40]。
图3北宋河北沿边粮食补给路线图
经过黎阳与马陵道口的这两条线，路程相差无几，所费工时也几乎相当，大概经黎阳转至御河的陆路运输稍远。但需要指出的是，黎阳位置在黄河滑州白马津附近，即在濮阳上游，在此处即转入御河，则不受黄河自濮阳商胡、小吴以下河道分为北流、东流影响；而大名马陵道口，在大名城东，据邹逸麟研究，“今大名旧城东门外十里处有地名上马头，大致即古马陵道口故址”，[41]只有黄河商胡北流河道才经过大名城东的马陵道口，商胡北流始于庆历八年（1048年），熙宁二年（1069年）被堵闭，行水二十一年，这说明，只有在这段时期，从江淮调拨至宋辽边界的粮食才有可能在马陵道口进行周转，而其他时段均需经黎阳周转。即使是黄河小吴北流和元符北流也不经过马陵道口，而是在大名城西经过，马陵道口作为军粮漕运的中转站只存在于庆历八年（1048年）到熙宁二年（1069年）的二十一年间。
至此，漕运军粮便转入御河，御河起源于卫州共城县之西门泉，往北经通利、乾宁等地入界河达于海。北宋时，御河运道是北宋前期河北边粮运输一条十分重要的水上运输线，“河北沿边居河路州军所要支瞻军储，自来全籍潮御河相兼辇运般供”，[42]可见，御河运道的主要任务就是“运军食馈边”。[43]御河的终点为乾宁军，粮食运到乾宁军后在由此转送到沿边各个地区，补给前线守军。“河北卫州东北有御河达乾宁军，其运物亦廷臣主之”，[44]包拯曾经指出：“御河上自怀、卫通利军，下至沿边州军，顺流搬运斛斗，无便于此”。[45]为了保证御河粮运，北宋还专门设置了管理御河运输的官员，“以河北转运使高继申为河北南路都转运使，起居郎郭沁为御河至关南水路转运使，鸿胪寺丞王在田为陆路转运判官，著作佐郎崔迈为水路转运判官”。[46]
来自蔡河沿河地区的粮食因“汴、蔡两河间有丁字河，可因其故道凿堤置闸，引汴水入蔡河，以通舟运，运河成可漕”，[47]所以其水运路线自蔡河转入汴河后即与来自江淮地区的漕粮相汇，以下的行进路线完全相同，不需赘述。
总之，北宋时期，华北战区粮食调拨的水运路线大致是由江淮地区经汴河至开封，再至荥泽入黄河，沿黄河行进至白马津，由人工将粮食搬运至黎阳临御河粮仓，在装船沿御河运至乾宁军。庆历八年（1048年）至熙宁二年（1069年）的二十一年间，漕运北上的粮食也可以选择在大名城东马陵道口下卸，转至城西御河装船继续发运。
可见，粮食调拨的水运路线大致是由江淮地区经汴河至开封，再至荥泽入黄河，沿黄河行进至白马津，由人工将粮食搬运至黎阳临御河粮仓，在装船沿御河运至乾宁军（图3)。由此，御河运道成为北宋前期河北边粮运输一条十分重要的水上运输线，而高阳关路的划分就与御河的粮食运输有密切关系。
高阳关路的布局略呈东北——西南向，御河贯穿全路，御河起源于卫州共城县之西门泉，往北经通利、乾宁等地入界河达于海，作为北方边防粮食补给的水运线路，御河的作用至关重要。高阳关路布局迁就御河走向，因此略呈东北一西南向，其在完成雄霸二州防务的同时也要兼顾御河水运，高阳关所辖边界州军如雄、霸、保定军等地，正是御河粮运补给的终极目标，粮食经御河到达乾宁军后，再辗转至前线。如果将沧州从高阳关路析出自成一路，则御河粮食运输路线在河北的完整性将被打破，这不利于粮食调拨的统筹安排与统一管理。
大名府路基本由黄河沿岸州军组成，是沿边三路后方的一道屏障，“大河之北，魏为咽喉，历代已来，号为巨屏，岁屯锐旅以备”。[48]更为重要的是，大名府路是沿边三路粮食筹集地与中转站，来自东京甚至江淮地区的粮食要经过大名府这个枢纽再搬运至沿边地区。粮运的数量和线路在这里重新分配和设计，以满足前线的具体需求。因此，大名府路作为沿边三路的依托和粮食供应源，地位十分重要，这一点从四路置官的情况就可以看出，“四路各置都部署一人、钤辖二人、都监四人。平时只以河北安抚使总制诸路，有警则北京置四路行营都部署，择尝任两府重臣为之”，[49]一旦边防出现紧急情况，大名府则作为统筹全边的机构，统一指挥沿边各路。
三、结论
河北安抚使路的设立充分考虑了太行山东麓宋辽边界的军事交通地理和自然地理的情况，以三个安抚使路由东向西横向展开，每一路的正面防御距离较短，能够保证各路在较短的防线上集中优势兵力作战。各路间的结合部均依托自然地理的界限，或以太行山山脉为界或以沿边塘泊为限，用自然地理的屏障弥补各路结合部的薄弱防御。三个安抚使路各控制一条宋辽之间的交通道路，军事交通地理意义十分显著。在三个安抚使路之南又设立大名府路，作为首都开封的最后一道屏障和三个安抚使路的战略后方。
除了军事地理的影响以外，河北安抚使路的设立也充分考虑了粮食补给的因素。真定府路保证了陆路粮食运输线的完整和安全，而高阳关路的布局则迁就水运粮食路线御河的走向，保证水运粮食补给的畅通和安全。大名府路则坐镇后方，成为粮食集结地和水陆运输的起点，其对军需粮食的统筹调拨和分配，更具有战略意义。
最后，如果我们比较一下河北安抚使路的格局与北宋西北陕西四路的划分，则会发现二者的构想有异曲同工之处。二者都是以陆路或水路交通线作为安抚使路的轴线，都是以自然地理界限作为路与路之间的结合部。在陕西四路，呈西北东南走向的河流谷地成为安抚使路的轴线，各安抚使路间以分水岭作为分界；而在河北三路，陆路交通或水路交通成为安抚使路的轴线，各安抚使路间以山岭或水塘作为分界线。这更进一步说明，在与辽和西夏对峙的沿边地区，北宋政府从军事交通地理与粮食补给的实际出发，精心设计规划，并成功找到了布局军事区域的合理方案。
按：作者程龙（1976—），男，辽宁沈阳人，任职于北京语言大学。原文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2年第3辑。图片来源，网络。原文注脚已删除，为便于读者了解原文引用史料或特别说明之处，正文中用“[1][2][3]”等字样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