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知识就是力量”？——培根论知识创新

撰文/徐波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崇尚古典古代，以搜集和保存古典文献，复兴古代学术为己任。在他们看来，求知的目的在于积累既存知识，达致博学，而不是生产新知识。然而，这种情况在文艺复兴晚期有了变化，人们表现出对各种新事物的极大关注，有更多的人文主义者在赞扬古典古代的同时，维护自己生活的时代，相信未来时代会有更多创新。到17世纪，随着欧洲人的远洋航行和对外扩张的发展，以及学术人员流动和书籍传播，人们对知识创新的态度有了更明显变化，学者们不再全神贯注于评注古典古籍，而是转向讨论新的理论和观察。笛卡尔呼唤对既存哲学进行全面改造，忽略现有文献积累，从最初的原则重建人类知识。培根虽然也对当时人们拘泥于古典文献积累有意见，但他没有笛卡尔那么极端。他的思想集中体现了从晚期人文主义向启蒙时代复杂的思想和文化转变，为西方近代知识创新思想和科学方法奠定了基础。

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年）在自然哲学和科学方法领域是西欧从传统社会迈向近代这一转型时期的巨人。他的学术贡献是多方面，他论述法律、国家和宗教；评述当代政治；思考社会和伦理问题；撰写历史著作，对近代哲学思想、科学方法和史学研究有杰出贡献。培根有宏大的学术抱负，曾计划分六个部分来写一部巨著《伟大的复兴》（Instauratio Magna）：在第一部分分析人类知识现状；第二部分阐述一种新的科学方法；第三部分汇集实验数据；第四部分解释他的新科学工作方法；第五部分提出一些暂定的结论；最后一部分综述用他的新方法所获得的知识。

在构建这一宏大计划时，他首先在《学术的进展》（Advancement of Learning, 1605年）一书中对人类知识进行了分类。根据他的观点，“人类的理解能力是人类知识之所在，人类知识的各部分对应于人类的三种理解能力：历史与记忆相关，诗歌与想象相关，哲学与理智相关。”从1605年出版《学术的进展》到1623年发表其拉丁文版《论学术进步》（De Augmentis Scientianum），培根对人类认识过程的理解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在《论学术进步》中，他把人类的三种理解能力联系起来考虑，认为它们共同构成人类的思想能力。同时，他提出了另外一种知识分类方法，即根据各学科不同的主题，基于个别事物和抽象概念之间的区别来分类。他认为，历史和诗学与哲学形成鲜明对照，因为它们关注的对象是有时空局限的个别事物，而哲学关注的是理性从感官印象抽象得来的概念，不是具体的个别事物。历史与诗歌的差异只在于后者处理想象虚构的个别事物，前者处理真实的个别事物。

根据培根对知识的分类，人类知识由历史、诗歌和哲学三大学科组成。历史又再分为自然史和政治史两种主要类型。这两个类型的种差是前者关乎自然的“事迹”，后者则关乎人类的事迹，因而历史都关注所作所为。由此得出结论，培根的历史观念使自然与习惯之间的古老区别，即非人为事物与人为事物之间的区别成为次要的或无关紧要的。培根确实把人与自然区别开了，但并不认为历史的是人为的，而自然的就是非人为的。也就是说，历史的和人类的并没有被等同起来，与自然的和非人类的相对。他认为，历史不只是关乎人类事务的科学，它仅仅是关于真实的个别事物的知识学科。培根所谓自然史被分为三种，“正常的自然”、“变异的自然”和“被改变或加工的自然”，或者自然造物、自然奇迹和人类行为的历史，由此，他把技艺和实验的历史划归自然史。

因此，在《论学术进步》中，培根认为自然史有双重用处：它要么是叙述的，要么是归纳的。自然史可以只是自然中自身有趣的特殊现象的叙述，也可以是“可靠而合法的归纳法的材料”。虽然后者以前从未曾做过，但它是极为重要的工作，因为这样一种自然史是“哲学之母”。培根是说自然史不仅是自然哲学的基础，而且是所有科学的基础。哲学或理性知识并不能建基于自身之上，而必须建基于非哲学的历史科学。这种对传统的激进颠覆的重要性不应该被低估。它意味着因为自然史既包含自然所为，也包含人类对自然所为（技艺或实验），所以哲学就建基于活动和变化：普遍相对于特殊是第二位的，理性相对于想象、记忆和感官是第二位的。在《学术的进展》中，培根用金字塔的比喻来描述科学的结构和自然史的基础作用：“知识就像金字塔，历史是其基础。自然哲学也是如此，自然史是它的基础；基础之上是物理学，物理学之上是形而上学。”因此知识是根据特殊与普遍的关系，用归纳法结构起来的。历史的个别事物是基础，接着是不那么具有普遍性的物理学法则，越往上的物理学法则越具有普遍性，直到最一般的物理学法则。历史学与物理学、形而上学之间不仅存在种类上的差异，而且在物理学与形而上学之间还存在程度上，即普遍性水平上的差异。据此，原来的历史学、诗学和哲学的知识三分有三个学科处在同一水平上的含义，所以必定要做重大改变，因为诗学在此被完全省略了，自然史具有对其他学科优越地位。

培根关于人类知识的分类非常复杂，在《学术的进展》的其他篇章中对学科结构的论述与其金字塔比喻有矛盾。然而，有一点非常明确：既不是第一哲学，也不是形而上学是哲学的基础学科，只有自然史才是哲学的基础学科。自然史通过提供解释自然所需的材料而为哲学奠定基础，正如感官印象为理性的抽象概念形成提供必要的材料一样。因此，哲学和科学建基于历史一如理性建基于感性经验基础上一样，因为经验是对细节的观察，自然史就是对这些观察的记录或记忆。自然史的基础作用表明，培根思想的真正核心，正确理解培根哲学的关键是自然史而不是方法。虽然方法对科学的可能性非常重要，但应该记住培根的归纳法强调方法所针对的材料。没有自然史就不可能有自然的知识。培根在《自然和实验史》序中对此有清楚的表述：“因此，如果没有《自然史》，我的《工具论》即便完成了也不会推进科学的复兴，反之，如果没有《工具论》，自然史照样会极大促进科学复兴。”

从上述两种培根的人类知识分类法，我们可以看到，培根对第一种分类法中表现出来的过分机械，过分简单化的官能心理学倾向是不满意的，而必须整体考虑人类理性。他认为，人类理性是积极的和生产性的，理性的内容和对象是由理性所造的，因而不是外在于或与它无关的东西。理性不是开放的容器，而确实是一个积极的“巧匠”，它自由的活动只受制于“自然法则”。这种局限性把理性与想象区分开来，想象和幻想除了它本身的规则外，不受任何法则的约束。培根关于理性，即人类思想能力的能动性的论述就是他的知识创新思想出发点和基础。

培根的全新的自然史观念使他对人类知识的性质和目的，自然史的作用都有与前人截然不同的观点。首先，他认为，我们必须先要有充分而优秀的自然和实验的历史，这是一切科学知识的基础，因为我们不能想象或假设自然所为，但能够发现自然所为，或自然可能必定要做的事情。自然史能够为自然哲学奠定基础，而自然哲学则能够使人类知识的总体目标成为可能，从而改造大自然，生产新产品，做出新发明。这就要求我们理解自然本身运行的过程，即理解自然现象产生的原因。因此，为了解自然运作的过程，人作用于自然所遵循的原则必然是“积极的原则”。它们与古人的“惰性原则”形成对照，古人的惰性原则不是要拓展人类知识，增加人类知识。所谓惰性原则，是指那些告诉我们事物都是现存做好了的，而不是告诉我们是什么因素或用什么方法导致了这一切。

为阐述自己的知识创新思想，培根对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关于事物变化的概念进行了批判。他认为亚里士多德的变化范畴仅仅指出了“事物的发生，而几乎没有告知事物发生的方式”。同样，柏拉图对变化理解也只是看事物接近或参与不变的理念的程度，也没有告诉我们怎样引起这些变化。这是忽略人的能动作用的理解，是脱离实践的理论。我们关键不是要知晓事物是什么，即它们理想的本质存在，而是要知道它们如何运行，即它们的生产性因素。因而“积极原则”是从探究事物变化中的不变的因素转向追寻事物本身的变化及其直接原因。旧有的非实践理论以不变和稳定为其目标，而新的实践理论以运动和运动事物为目标。普遍的运动过程成为了哲学研究的特有对象。

培根虽然遵照传统，认为哲学是要探究万事万物的重要原因和原则，但他关于原因的知识是指事物如何产生的知识，因此，他从根本上改造了古人对哲学的界定。换句话说，了解事物的原因就是要知晓该事物是怎样产生的：探究一个给定结果的原因就意味着能够引起那个结果。仅仅知道某事物是自然所为，不能说我们就知道或理解了某事物，我们必须要能够人为地使它产生出来。后者是判断我们是否理解自然事物或现象的充分必要标准。用培根的话来说，知道原因就是知道怎样亲手生产或创造一个新的自然或自然现象。我们理解事物的“性质”不是要知晓特殊个别事物的本质，而是要了解事物客观的和主要的属性，是要知道怎样产生事物的主要属性。例如，如果我们能造出热的物体，即把一个冷物体变成热物体，那么我们就了解了热的性质。为了引起变化和制造事物，我们必须要能把复合体分解成简单物体，也就是说，我们要了解简单的属性，或事物的各组成部分。这就涉及到要把复杂的属性和复杂的物体分解为它们的简单的各部分。一旦完成了整体分解为部分的步骤，各部分必须被综合起来，重建一个整体。只有这第二步完成了才能说对该物体有了真正的了解，因为直到那时候我们就能造出或生产出了某种东西。知识最终是再造自然所造或已造之物，知识与力量的协调一致就在于这种将知转变为造，理论转变为实践的过程中。

据上述，培根著名的格言“知识就是力量”把知识等同于力量，并不仅仅意味着知识是或可能是有用的，而是说知识赋予人们驾驭和改造自然的力量，并且，知识本身就是运用人的能力于自然。知识是运用人的能力于自然，这导致了制造或生产某物。这一观点解释了实验在科学知识中的关键性作用，因为在实验中人们作用于自然，发挥其能力于自然。在实验室中进行的实验证明了人类劳动因素是科学不可或缺的。知识成果是劳动的产物。知识不是闲暇自由发挥的成就，而是艰苦劳作的创新发明。这样一来似乎就把传统的“自由学科”变成了“实用的学科”。培根把知识转变为力量引起了传统上关于“美德”和美好人生的观念的根本性的改变。人生幸福不再在于非功利的自由沉思，而是在于追求实用和成果，即“改善人类的境况”的理论联系实际的艰苦劳作中。旧有的思想家是事物永恒原则的高傲追求者的观念为仁慈而谦卑的新事物的发明者，即制造者或创造者的新观念所取代。最后，在人的本性概念上产生了一个相应的变化：作为“理性动物”的人转变为自然的仆人和解释者。

培根拒绝承认世界是一个系统，这是人性和美德的传统理解的这些转变的基础。把世界看作一个系统的理论认为，世界有固定和稳定的中心。培根不承认世界有不变的中心，因为万物皆有变动。“单纯而绝对的静止，无论是在部分还是整体中都不存在，被认为如此的东西都是运动的某些障碍、阻力和平衡的结果。”而且，在不败坏的天堂与易腐败的人世之间没有根本区别。培根拒不接受这种亚里士多德学说，因为它产生自肤浅和迷信。有一个适用于天堂的哲学，又有一个关于人世的哲学，这种观点是异教傲慢的产物。培根承认自己的观点是尖锐的，它摧毁了哲学家沉思默想的幸福。假如自然是运动不息的，那么，人生仅就其自然性而言，就必定是生生不息的。美好的人生就成为了效仿自然生生不息的运动变化的生产活动。

一个秩序井然，可理解的有目的整体的世界被代之以一个没有目的，对人类的需要和欲求漠然视之的世界。由于自然中没有永恒的秩序、等级和目的，所以全部秩序和目的都得自人类根据自己的意愿和行动创造秩序的能力。万物皆是无中心的流动的，人类必须以自己为中心来组织自然。而且，这不是在自然中找一个点，而是在自然之上确定一个点来达成，即人要做自然的主人或主宰。因此，人类最终的目的是把非人化的荒野人化，从而建构一个人为的“第二世界”。

这种人为的世界不只是叠加在自然之上的不同的层面，而且是与自然共存的。当然，它是对第一自然世界的激进改造或再造。这样的改造是可能的，因为人为的事物不是在形式上或本质上，而只在直接原因上不同于自然造物。例如，蜂蜜与人造的糖，雨后彩虹与人在阳光下喷水造的彩虹没有本质区别。人作为直接原因而不是自然作为直接原因，这二者之间的区别根本是无关紧要的，因为人的活动仅仅是消除了障碍，以便自然能实现其目的。由于抛弃了自然造物与人造物之间的截然不可逾越的区别，培根声称，这就避免了把技艺仅仅看作是对自然的一种补充的“微妙错误”，技艺有足够的能力完成自然着手而未完成的东西，或者能够纠自然之偏，但是，技艺没有能力做出彻底改变，从基础上动摇自然造物。用人的知识和能力来消除自然的差异转而又使用培根的新的归纳法来消除人类心智的差异成为可能。“因为我探索知识的方法大大有助于消除人类的智力差异，几乎没有为个人发挥留什么余地，因为它依靠最确实的法则和论证来完成一切。”这意味着科学被化约为方法，因而可以传授给任何人。理论知识仅仅是技艺实践的精通：哲学就是对技艺方法的掌握。

参考文献：

1.培根：《学术的进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2.培根：《新工具》，商务印书馆1986年。

3.Francis Bacon, Preparative toward a Natural and Experimental History, Taggard and Thompson, 18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