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选自《广州传》 作者：叶曙明
嘉靖四十四年（1565），总督吴桂芳主持在广州南城外加筑外城，因为外城临江，故没有再开凿壕沟。工程一年完竣。这次扩筑南城，主要是因为正南门、归德门外，已发展为一个繁盛的商业区，需加以保护。吴桂芳在《议筑广东省会外城疏》中写道：“广东省城正南、归德等门外，濠畔、高第、卖麻等街，商民绸缪，财货积聚，乃为两广所恃以为利府，奸宄垂涎以为奇货之地也。”由于没有城墙保护，一旦发生盗警，商民惊慌奔走， 如陷水火，所以“必须建筑外城，以图宁固”。
广州最后一次筑城，是在清顺治四年（1647），总督佟养甲筑东西二鸡翼城。这次筑城完工后，广州城墙全长约9700米，高约7.6米，宽约6米。其后除维修倒塌的城墙外，再没有筑新城墙了。广州的城墙修筑史，至此告一段落。经过几百年星霜变迁，民国时几乎把全部城墙都铲平了， 幸存下来的残迹，已经不多。在越秀公园的镇海路上，还有一段长1137米，最高不超过10米的明代城墙，以红砂岩条石作墙基， 上砌青灰色大型城墙砖。崇祯十三年（1640）曾修葺过北城墙， 增高了七尺，加厚了墙基，内砌女墙，加雉堞五尺，增筑敌台两座，城上每隔二十丈置台阶，方便上落城墙。越秀山上这一段， 大概就是这次修葺后的城墙。在东门、西门和南门外，都有瓮城。瓮城是在城门外再建一座小城，形成一个像陶器“瓮”的空间，人们出入城池，都要从瓮城经过，这是为了军事防御。因为敌人攻城时，经常会采用放火烧城门的办法，瓮城可以从两边夹击企图靠近城门的敌人。广州东门的瓮城是矩形的，西门瓮城是梯形的，内城南面的归德门、大南门和小南门的，都是半圆形的。民国时拆城墙， 大部分的瓮城都被拆毁了，但正西门的瓮城还有部分残基，被压在马路与房屋下面。
1996年和1998年两次发掘，清理出残存的基址东西长18.45米，南北宽18.15米，高3.7米。墙体以红砂岩条石包边，横竖错缝叠砌，灰浆粘接，墙芯以泥土夯实，墙体宽四五米，可以看出进行过多次修葺。南墙壁有一处用白色花岗岩条石砌筑拱形门阙，年代较晚。在明代七个城门中，这是唯一保存至今且较为完整的瓮城基址。洪武初年，广州的很多建设，都被说成与朱亮祖有关。其实朱亮祖在广州只待了一年，《明史》说他为人骄矜，“勇悍善战而不知学，所为多不法”。由于他的诬告，广州的一位官员，被朝廷治罪而死，真相揭露后，朱元璋龙颜大怒，召朱亮祖父子到帝都金陵，以鞭子抽死。朱亮祖以侯礼下葬，其子则被剥皮，悬于闹市，以儆效尤。望海楼的火灾，无法从广州人的梦中抹去。城里人口越密集，火灾危险性越大，危害也越大。为了对付火灾，历年来除了不断疏浚六脉渠和护城壕，使其保持较高的水位，可以提供救火之用外，每条街还必须挖一口太平井，平时用石板盖住井口，不准随便汲水，遇火警时移开石板，汲水灭火。家家户户都要准备大水桶，确保蓄有足够的水。一旦发现失火，人们就会冲到街上狂呼：“火烛啦！火烛啦！走火啊！”沿街拼命敲打铜锣，传递警报。青壮年拎起水桶去救火，老弱妇孺则赶紧收拾细软逃命。比望海楼失火更早的时候，在洪武元年（1368），也有一场火灾，震动了全城，那就是五仙观的失火。这座位于城中心的宫观，在烈火之中，瞬间化为焦土，让人们再次领略到火的恐怖。
这是重修后的五仙观最早的照片。英国业余摄影师约翰·克里斯拍摄于1858年。洪武六年（1373），位于蕃坊西侧的护国仁王禅寺，也被一场大火烧毁。这两处都是人居密集的闹市，火势蔓延，后果难以想象。为了让火警以最快速度，传达全城民众，洪武七年（1374），行省参知政事汪广洋在仁王寺废墟的东面、坡山古渡山坡上，修筑了一座禁钟楼。在这座专为报火警而建的崇楼内，悬挂一口青铜巨钟，钟体高3.04米，径2.1米，重约5000公斤，为广东现存最大的古代铜钟。钟体上铸有“大明国洪武十一年岁次戊午孟春十八日辛卯广东等处承宣布政使司铸造”等篆文。钟底下以方形竖井直通门洞，形成巨大的共鸣器，令钟声更加洪亮，扣之“声闻十里”。当城中发生火烛时，就会有人鸣钟报警，呼唤扑救。清康熙朝《广州府志》记载：“铸钟体制洪大，高一丈，遇火警，按四方击之。”
久而久之，钟声每响，民众便知有灾情发生，乃至闻钟色变，坊间甚至口耳相传，钟声会引发灾难。《广东新语》载：“五仙观有大禁钟，洪武初永嘉侯朱亮祖所铸，然不敢击。岁乙酉，有司命击之，城中婴儿女死者千余。于是婴儿女皆着绛衣， 系小银钟以厌之。”清人黄芝撰《粤小记》亦记载：“坡山五仙观大钟，相传不可击，击则疫大作。乾隆丙午重建钟楼，是岁附近居人疫死甚伙。又传钟有二，其雌飞入白鹅潭，击雄则雌应， 海水为之激扬。”人皆畏惧不敢敲击，故称“禁钟”。广州民间，流传着不少关于禁钟的故事。其中一则说：朱亮祖在广州监造禁钟，但万斤巨钟铸好，却因为太重，无法把它挂到钟楼上。官府四处张榜，悬赏五百两银，招募能够把巨钟挂上钟楼的人。时东郊有贫户冯柱，因交不起田租，被田主逼着要拿女儿去抵债。某日，神仙降临冯家，嘱冯女去揭榜，并交给她一条细藤说，用这条藤系住大钟，暗呼请大仙帮手，大钟自会稳稳地挂上去。冯女去揭了榜，这事轰动全城，围观者人山人海。冯女按照神仙所说，把藤穿过钟耳，搭过横梁，然后暗叫一声“请大仙帮手！”把藤轻轻一扯，巨钟果然被扯起，悬挂到钟楼之上。围观者无不称奇。冯家领到赏银，从此过上好日子。
另一则故事说：清朝光绪年间，有一个外国商人闻说此事， 大感惊奇，认为那条钟藤是宝物，于是出高价向官府买下，换了一条铁链去挂钟。当外国商人乘船回国时，想把钟藤放到水中清洗，不料钟藤甫一沾水，顿时狂风骤起，白浪滔天，钟藤化作金龙，跃入海中，翻波戏浪，冲天而去。许多广州人都相信这口钟是有灵性的。禁钟楼坐北朝南，外观是一座城楼式建筑。初建时为木结构，后渐颓坏，万历年间（1573－1620）进行了重建。新禁钟楼通高17.45米，分作两层，下层是用红砂岩砌筑的城门式基台， 外壁漆以绛红色，台宽14米，深12米，高7米，中间为拱券洞门，前后贯通。清代顺治十二年（1655），靖南王又曾大修此楼，并在楼前立碑纪之。清代乾隆五十一年（1786）与五十三年（1788），两次修葺。1986年再次进行了修葺。禁钟楼现存上层为木构架檐梁式结构，呈长方形，面宽11.83 米，进深9.73米，重檐歇山顶，正脊饰宝珠鳌鱼，十三架梁四柱，除脊桁为圆桁外，其余为方桁，金柱及础石柱简洁雄浑，古拙朴素。正檩底部书“时大清乾隆岁次戊申季冬吉旦”及“募化重建立”字样，檐下悬“岭南第一楼”匾。楼四面开敞无壁，设置木栏杆，可供凭栏远眺。楼基是一座高大的方台，占地面积50 多平方米，用明代时的红砂岩砌筑，为明代遗构，宽13.9米，深11.9米，高6.8米。中间开一拱形甬道，高5.7米，宽3.8米，贯通南北，外观状似城门。上层木构架连楼基总高17.45米。整个结构具明代遗风。屈大均把禁钟楼与观海楼、镇海楼、拱北楼合称为“四大崇楼”。除禁钟楼外，其余三楼都先后被回禄光顾过。观海楼在西城外，元末毁于兵火。拱北楼即宋代的清海军楼，元代改为广东道楼，洪武七年（1374），进行过大规模修葺，又称为双门鼓楼，或称谯楼，为广州城中心的标志。但清代乾隆四十九年（1784），紧挨着拱北楼的六纛神庙失火，二者均化作瓦砾堆。州人重新建造拱北楼，但清代嘉庆十三年（1808）又被烧毁。其后再次修复，但清代咸丰七年（1857）英法联军进攻广州，拱北楼再次遭兵火损坏。时人梁熙南写诗记其事：“夷祸接踵起，轰天火万团。垒垒十三行，一望颓瓦砖。妖雾敷城内，兹楼亦倾颠。”广州人对火灾，有着深刻的记忆与恐惧。禁钟楼建好后，官府在它前面重建五仙观。两者原本并无关系，因“火”而走到一起，人们也就把它们视为一体了。坡山古渡以前是最繁华的码头商业区，但到明代，珠江岸线已向南推移，西澳不再是码头了，蕃坊的商业区，逐渐向更南的方向转移，移到濠畔街和西关一带。昔日人烟稠密的蕃坊，日渐冷清，竟有大片的闲地，用于兴建钟楼与宫观。重建后的五仙观，初名通明阁，或名玉皇阁，坐北朝南， 依坡山而建，占地甚广，有十多处殿堂，包括玉皇阁、五仙祠、三元殿、老君堂、慈悲堂、真武殿、文昌阁、洪圣殿、金花庙、孙圣殿、关帝殿、御风亭、仙人迹、穗石亭、丹井、祖师坛、照壁、牌坊、山门等。宫观前后，古树成林，盘郁森翠，水木之气，平地生风。这座宏大的道观建筑，与伊斯兰的光塔寺近在咫尺，望衡对宇，五仙观举行祭祀和清真寺举行祈祷的声音，互相都能听到，人们也不以为奇，相待各尽礼仪。民国以后，五仙观被民居逐渐蚕食，面积越缩越小。20世纪80年代，五仙观仅存嘉靖十六年（1537）的后殿、清代乾隆五十三年（1788）的钟楼、清代同治十年（1871）的仪门及清代的东斋、西斋和岭南第一楼等部分建筑。从2000年开始，广州市对五仙观进行修复工程，清拆了周边的民居和商铺，对古观头门外的东、西廊、牌坊及玉皇阁、穗石亭等，也进行了重修。牌坊面阔三间，进深二间，用12柱，梁柱与斗栱等木构件均为黑色， 屋脊为龙舟脊，饰卷草纹，正面嵌有“五羊仙迹”匾，背面为“穗石洞天”匾。
仪门上方有“五仙古观”石额，是同治十年（1871）大学士、两广总督瑞麟所书写的。东廊有“药王殿”石额。后殿面阔12.4米， 进深10米，高8米，绿琉璃瓦重檐歇山顶，脊饰琉璃龙纹、宝珠、鳌鱼，外檐施乳栿出两跳插拱承托挑檐桁，富有明代早期建筑风格。正桁上刻有“大明嘉靖十六年十一月拾贰”等字。内檐施三杪六铺作斗栱，四壁作间隔用，原为方格门窗，灵巧通透， 极富岭南特色，是广州现存最完整的明代建筑。《广州传》目前在筹备印刷当中，预计发货时间为6月中旬。
【内容简介】
《广州传》以丰富详实的史料、通俗明快的语言，娓娓讲述了广州这座城市从新石器时代到1949年间，从“化外之地”变成外贸重镇、几经毁灭又重获繁荣的跌宕历史。
全书以朝代为划分，四条线索穿插书写。一是城市形态的变化，比如广州这座城是怎样从无到有，它的城池、建筑、街道是怎样建起来的。二是生活形态，尤其是衣、食、住、行、玩的变化，以及民间的各种习俗、节庆。三是经济形态的变化：广州是靠什么发起来的？不是靠工业、农业，而是靠商业，尤其是对外贸易。广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在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外贸史上，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四是文化形态的变化，包括广州的文化、教育、宗教、民间艺术与工艺等。
【作者简介】
叶曙明，广东作家，近代史研究者，颇具代表性的广东历史文化专家，有“广东文化的代言人”之称。1980年起开始写作，并从事图书编辑出版工作，曾任职于花城出版社、广东省出版总公司、广东潇洒杂志社、广东教育出版社。有著作《草莽中国》《军阀》《重返五四现场》《百年激荡：20世纪广东实录》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