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圣日尔曼足球队发迹史

作者丨李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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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幕降临，位于法国巴黎16区的王子公园体育场开始热闹了起来。

球迷们挥舞着应援围巾，扛着所属球迷团队的旗帜，还有人点燃了红蓝色火焰的燃烧弹。滚滚浓烟中，超过5000人呼喊着口号涌入球场内。

他们都是巴黎圣日耳曼队（PSG）的支持者。8月23日这天，对球迷们格外重要，因为他们支持的球队已经闯入欧洲冠军联赛的决赛，将与德国拜仁慕尼黑队争夺欧洲职业球队比赛的最高奖杯。

比赛在1500公里外的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光明球场举行。出于防疫要求，两队要在没有观众的情况下进行欧冠决赛。PSG球迷虽然不能到现场助威，但被允许进入巴黎的主场观看大屏幕直播。

晚上9点，比赛开始了。90分钟之后，结果令PSG球迷失望，巴黎圣日耳曼以0比1的比分与冠军失之交臂。但这已经是球队取得的最好成绩，也是法国首都的足球俱乐部取得的最好成绩。

23日晚欧冠决赛，巴黎圣日耳曼主场外的防暴警察

作为近代最著名的大都会之一，巴黎在足球方面的知名度远不及伦敦、马德里、柏林等其他欧洲著名城市，近五十年来它只有PSG一支甲级俱乐部。

当PSG从一支默默无闻的法国球队成长为一支欧冠亚军球队，它并没有凝聚起所有巴黎人的认同意识，反而造成巨大的撕裂。背后体现的是，巴黎不同阶层50年来社会生活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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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足球运动：从精英到无产阶级

欧冠决赛结束后，巴黎乱了。

PSG球迷涌上了香榭丽舍大街，这本该是夺冠后游行庆祝的地方，但现在他们垂着头互相安慰。临近午夜，部分球迷散去，气氛开始变得疯狂起来：留在香街的暴力分子点燃十多辆汽车，砸碎商店玻璃，奢侈品店被一扫而空。

赛前巴黎市长伊达尔戈曾呼吁球迷“成熟地进行庆祝活动”，并为此提前部署了3000名安全部队，但于事无补。据巴黎警察局24日报告，骚乱中有151人被拘留，49人是未成年，还有16名警察受伤。

赛后走上香榭丽舍大街的PSG球迷

这场骚乱并不出乎巴黎人的意料，PSG球迷的暴力并不是出于对球队失利的不满，而是纯粹将比赛作为情绪的宣泄口——如果赢的是PSG，场面恐怕更加混乱。

这几年，以足球之名占领香街、打砸抢烧，已经成为重大比赛后巴黎的常态。无论是2018年世界杯法国夺冠、2019年非洲杯阿尔及利亚夺冠，还是今年8月19日巴黎圣日耳曼击败莱比锡进入欧冠决赛，暴力事件从未缺席。

参与暴力事件的主要是年轻人，他们大多是郊区移民或是移民后裔，也是PSG的支持者。

实际上在巴黎，足球最开始跟普通老百姓无关，而是精英阶层玩的游戏。

英国是欧洲最早流行踢足球的地方。19世纪，伴随英法之间的密切交往，足球也慢慢流传到法国。

1863年，英国人在巴黎创立了第一家法国足球俱乐部。这是由一群生活在巴黎的英国绅士建立，他们在征得巴黎当局允许后，经常在布洛涅森林的场地举行足球比赛，这让巴黎人大吃一惊。

就这样，巴黎的精英阶层开始加入英国绅士们的运动。

1900年的一个“桌上足球“游戏桌上绘有当时巴黎人在郊区森林踢球的场景

20世纪时，足球已经成为欧洲最流行的运动，各国足球协会认为应当成立一个国际性组织促进交流。英国是当时竞技比赛最活跃也是水平最高的国家，荷兰足协秘书希斯霍曼建议英格兰足协牵头创建一个国际性的足球组织。但傲慢的英国人迟迟不给回复，精明的法国人发现了这个机会。

法国正在经历他们的美好时光。20世纪初，法国成为拥有最多海外殖民地的国家，政府资金雄厚，巴黎的精英阶层也乐于投资在竞技体育上。

1904年，在巴黎方面的倡导下，法国、荷兰和西班牙等七个西欧国家在巴黎创立了国际足联（FIFA），时至今日它还保持着法文名缩写(Fédération internationale de football association）。

但此时，巴黎平民依然觉得足球与他们的生活毫不相干。法国历史学家米歇尔·默克尔说：“足球受到质疑，人们认为它是资产阶级和天主教的特权，违背了法国大革命期间树立的‘共和’价值观。”

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了巨大改变。当时法国军队与英国盟军一起驻扎在法国北部，足球给战场上带来了真正的快乐。据《世界足球》记载，1915年9月至1918年冬季间，英法军队之间举行了至少60场球赛，当地法国居民也经常受邀观战和参赛。

1914年英法士兵在勒阿弗尔即兴开始一场足球赛

法国军队中65％的士兵来自乡下或城市工人阶级，他们以前很少接触足球运动，是一战让足球在法国民众中普及起来。

足球终于在巴黎成了一项大众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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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移民需要寄托

随着足球的无产阶级化，它不再是精英巴黎人普遍关注的运动。比如曾经受精英阶层追捧的红星足球俱乐部，就已经不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红星是法国历史上第二家足球俱乐部，由巴黎人儒勒·雷米特于1897年创立，雷米特后来担任国际足联主席，并主持开创了世界杯比赛。

二战之后，红星的支持者以左派为主，大多来自北部郊区，在社会运动方面格外积极，俱乐部也将自己定位为“郊区的工人阶级俱乐部”。这让巴黎的精英们望而却步。

作为法甲的创始俱乐部之一，红星在甲级联赛中度过了19个赛季。从1975年开始，红星成绩不佳被降级，此后一直在低级别联赛中徘徊，这让更多球迷离开。

此时，巴黎急需一支配得上首都城市地位的足球俱乐部，来凝聚更广泛市民的归属感。

更重要的是，20世纪后期，葡萄牙及北非、西非的移民纷纷涌入巴黎，新的郊区将老城区包围，巴黎大区分成了郊区的大巴黎和市中心小巴黎两个概念。1946年，整个巴黎大区有660居民，其中270万居住在小巴黎,而更多人住在郊区。

巴黎郊区的一个车站，附近是政府为移民、低收入者提供的廉租房

郊区和市中心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差异，对在住在郊区的数以百万计的新移民来说，他们急需在异乡找到一个身份认同的依托。

足球作为一项经济实惠的运动，已然成为郊区居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眼下他们更想要一支高水平的足球俱乐部，来承载他们的寄托和信仰。

这时候，巴黎圣日耳曼队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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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分界线上的球队

20世纪中期的巴黎，略微有些尴尬。同样是国际性大都市，伦敦有5家英超球队，除了最年轻的切尔西成立于1905年，阿森纳、热刺、西汉姆联和富勒姆早在19世纪末已经进入市民们的日常生活。

巴黎面临的情况是，红星等几家俱乐部摇摇欲坠，处在破产或降级的边缘。法国足协看不下去了，他们决定复兴巴黎足球，打算建立一个能够代表城市地位的强大俱乐部。

他们决定将巴黎FC和圣日耳曼体育场俱乐部合并。巴黎FC是一家1969年才成立的空壳俱乐部，没有球员和教练，但资金充裕，受政府扶持。而圣日耳曼体育场是一家位于偏远郊区的俱乐部，他们的长处是球队表现良好，刚刚升入了乙级联赛。

一切按照巴黎市政府的计划，1970年两家俱乐部合并，巴黎圣日耳曼（PSG）诞生了。

新成立的PSG资金和人才都很充裕，迅速闯入法甲。但没过多久，巴黎市政府认为，要有一家纯粹的“巴黎人的俱乐部”，他们让本来就由政府扶持的巴黎FC分离出去。

当权者让巴黎FC带走了所有专业球员并留在甲级联赛，郊区出身的PSG被迫带着业余球员降级。

巴黎圣日耳曼的主场王子公园球场

没想到，到了1974年，两家俱乐部的命运完全翻转，PSG升入甲级联赛，巴黎FC降级。当年PSG就搬入了王子公园球场，直到现在都是他们的主场。

巧的是，王子公园球场恰好位于小巴黎和大巴黎的分界处，也就意味着都市和郊区交汇点。PSG后来起起伏伏的50年，也见证了两个阶层之间的隔阂和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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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迷与球迷的斗争

巴黎足球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一家俱乐部里有几个不同的球迷团队相互斗争。

跟英国一样，“激进球迷组织（Ultras）”是足球文化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这些团体成员主要通过在看台上燃烧信号弹、发出统一的呼号、拉起横幅标语等藐视权威的行为，来表达对主队的热爱，让对手感受恐怖的氛围。

巴黎圣日耳曼观赛中的激进球迷

但巴黎的激进球迷冲突并不是发生在不同俱乐部之间，而是在PSG的内斗。

PSG的“激进球迷组织”名字中通常带有“布洛涅（Boulogne）”和“奥特伊（Auteuil）”两个地名，这两个词也完全体现出两类群体的精神内核。

布洛涅森林正是王子公园球场所在地，历史上是王室的活动场所，附近还有罗兰加洛斯网球场等高端体育场地，“布洛涅男孩”等团体成员也以白人为主。

而名字中带“奥特伊”的球迷组织以郊区移民为主，奥特伊门是距离王子公园球场最近的公交枢纽，同时也是郊区通往城区的分界点。

两个球迷团体的直接冲突，正是体现了巴黎右派白人和郊区穷人之间的隔阂。

2003年，巴黎圣日耳曼遭遇了成立以来最严重的低迷期，球迷团体之间的暴力行为也开始频繁起来，媒体上PSG从体育版面成为社会版面的常客。5月，一些“奥特伊们”在看台上打出“未来属于我们”的横幅，庆祝他们的团体成立10周年——它被认为是宣战：奥特伊是未来，而布洛涅是过去。

这引起“布洛涅们”的强烈不满，他们之中不乏极右翼的白人至上主义者，希望“摆脱黑人和阿拉伯人的郊区”。

而“奥特伊们”最初希望以和平方式反抗种族主义，尽管他们没有显得像布洛涅一样政治化，但最终选择做足球流氓。PSG每逢主场比赛时，王子公园球场里震动耳膜的不仅是球迷为主队加油的声音，往往布洛涅和奥特伊的对骂声比球赛更精彩。

表面上球队战绩不佳让球迷积攒了暴躁情绪，但布洛涅和奥特伊之争揭示了更严重的社会问题：存在于巴黎社会多年的种族紧张形势。

这背后跟2003年欧盟提出的“家庭团聚”政策相关，它意味着通过婚姻关系或者儿童偷渡，一家人都可以合法地团聚在巴黎，并且获得永久居留许可。据法国官方统计，2003年移民数量比上一年增加了10.2％，而巴黎是绝大部分人的目的地。

随着新移民越来越多，布洛涅和奥特伊的对抗情绪在2010年达到顶峰。

当年2月，PSG和马赛的比赛开场两个小时前，在防暴警察的眼皮下，场馆外一大群“布洛涅男孩”组织的足球流氓袭击了“跨越奥特伊”的成员，并将他们堵在体育场的入口通道。

此时已经在体育场内落座的“奥特伊们”得知消息，纷纷离开看台，发起反攻。斗殴中，一群奥特伊对一名落单的“布洛涅男孩”成员拳打脚踢，他被送往医院后不幸离世。

2010年4月，悲剧发生几周后，球迷向受害者Yann Lorence致敬

此事惊动了整个法国。时任法国总统萨科齐作为PSG头号球迷，决心要铲除这种流氓行为。随后一些有暴力记录的球迷登上黑名单，所有“激进球迷组织”都被解散，这也让比赛气氛大不如前。

但没过几年，两个组织又改头换面，卷土重来。

2016年“奥特伊们”成立了Collectif Ultras Paris（CUP），说服PSG允许他们进场，CUP如今是PSG唯一认可的“激进球迷组织”。“布洛涅们”也另立新组织，准备重返球场。

类似的冲突又多了起来，一直延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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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塔尔人来了

2010年11月23日，爱丽舍宫进行了一场十分重要的宴请。

作为主人的萨科齐，邀请欧足联主席普拉蒂尼、卡塔尔王储阿勒萨尼到他的官邸共进午餐，这显示出法国总统十足的诚意。

吃饭的动机很明确，9天后是世界足联大会，将投票决定2022年世界杯主办国，卡塔尔势在必得，而它的最大竞争对手是美国。

普拉蒂尼曾表示，他将投票支持美国举办2022年世界杯，而在那次午餐后，他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将四张欧洲选票从美国转移给了卡塔尔，并让这个中东国家首次获得了世界杯的主办权。

卡塔尔也没有白请法国人帮忙，卡塔尔投资局下的一家公司后来为普拉蒂尼的儿子找了份工作。更重要的是，午餐过去7个月后，卡塔尔人拯救了处于崩溃边缘的巴黎圣日耳曼队。

上世纪90年代，巴黎圣日耳曼队曾短暂地风光过，那时候它在法国国内是仅次于马赛的顶级俱乐部。

1995年，它第一次进入欧洲冠军联赛半决赛，但此后很快就被其他欧洲俱乐部远远甩在身后。到了2000年代，PSG遭遇财政危机，排名掉落，2003年他们不得不把队内最高薪的罗纳尔迪尼奥出售给巴塞罗那队，但也没能挽回颓势。

2010年时PSG已经举步维艰，幸好此时等到了卡塔尔人的巨资支持。卡塔尔体育投资基金出资5000万欧元收购了俱乐部70%的股份，其中有1500万到2000万欧元用于偿还债务。

此后PSG变得出手阔绰起来，在转会上毫不吝啬，先后挖来伊布拉希莫维奇、蒂亚戈·席尔瓦、迪马里亚等世界级球员，2017年巴西球星内马尔的转会费更是达到破纪录的2.22亿欧元。

23日欧冠决赛颁奖，内马尔遗憾告别欧冠奖杯

PSG还以法甲第一高薪请来冠军教头意大利人安切洛蒂，2012-2013赛季，他率领PSG时隔19年再夺法甲冠军。

在欧洲赛场上，自卡塔尔人接手后，PSG已经4次进入欧冠八强。2014年PSG主席、卡塔尔人阿尔赫费莱立下豪言壮志：“我们的目标非常明确——五年内成为欧洲最好的俱乐部之一，赢得欧洲冠军联赛。”

谁也没想到，2020年的夏天，他们距离卡塔尔人立下的豪言壮语，只有一步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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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元即一切？

“壕”，这是如今球迷对巴黎圣日耳曼队的普遍印象、PSG的球迷也承认，俱乐部的崛起的确离不开卡塔尔财团的资助。

但是，卡塔尔人的巨额投入不仅带来了好成绩，也带来了新的分裂。

2016年，PSG投入7500万欧元对王子公园球场进行升级，VIP席位数量从1200增加到4500个。在设计师看来，翻修后的VIP入口堪比巴黎歌剧院大厅，但他显然没考虑球场周边喝啤酒和抽烟的忠实球迷们的感受。

负责改建项目的建筑师汤姆·希恩表示：“巴黎是一个非常豪华的城市，我们试图让王子公园球场成为一个别致高级的地方。”

“别致高级”与穷人无关。在卡塔尔人的帮助下，巴黎正在从郊区居民手中收回这家俱乐部。

新老板重新设计了PSG的队徽，“Paris”一词在埃菲尔铁塔上方格外显眼，下方是小字“Saint-Germain”（圣日耳曼）。

修改前后的队徽，新队徽铁塔下是法国国花鸢尾花，历史上是王室和宗教象征

副首席执行官布朗说：“我们叫巴黎圣日耳曼，但最重要的是，我们代表巴黎。”在新品牌手册中，PSG被重新定义为：巴黎的优雅、美丽和卓越。

这对许多忠实球迷来说是个令人失望的决定，巴黎圣日耳曼似乎在跟它的大部分球迷们渐行渐远。

“自从卡塔尔人进行投资以来，俱乐部的管理层想要打造一个更受欢迎的俱乐部，但他们改掉了球场，改掉了队徽，他们在抹掉过去。”现年38岁的克里斯托夫·乌德利对《纽约时报》评价道，“他们希望给PSG做出最具吸引力的包装，这还是足球吗？这纯粹就是营销产品。”

根据《442》调查显示，卡塔尔财团为巴黎带来的金元足球，甚至已经让部分巴黎死忠球迷感到厌恶。一些受访者说，这不再是一支巴黎的球队，而是一支卡塔尔人的球队，PSG已经忘记自己从郊区圣日耳曼体育场成长起来的日子。

翻新后的王子公园球场

乌得利曾经是“越过奥特伊”的成员，经常代表球迷团体与俱乐部沟通。据他透露，卡塔尔人接手后，没有与任何球迷团体接触，而王子公园的门票价格现在已经“仅适用于特定人群”。

2015年欧冠PSG主场迎战切尔西时，只要120欧就可以选到中间位置，到2019年的欧冠比赛，PSG对曼联的最低票价已经达到200欧。改建后的球场年收入从2000万欧元激增至1亿欧元。

乌得利感叹：“PSG已经成为精英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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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曾改变的事情

不仅让郊区球迷不满，住在小巴黎里的精英阶层也不认同PSG的某些理念，尤其是重用移民后裔作为主力球员。

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上，一个巴黎郊区出身的天才球员横空出世，他就是那年还不满19岁的姆巴佩。他是一个移民后代，母亲来自阿尔及利亚，父亲来自喀麦隆。

姆巴佩在巴黎郊区第93省的邦迪长大。像其他大巴黎地区一样，这里仿佛是在一个法国村庄上建起的前苏联城市，钢筋水泥的政府公共租房大楼中点缀着一些快餐店。

2018年，在世界杯上拿到冠军后，姆巴佩将奖金捐给了慈善机构。随后，他成为法国年轻人的偶像：年少有为，谦虚善良。

当然，作为巴黎圣日耳曼队中的一名职业球员，姆巴佩也是遍布巴黎郊区的数百个业余足球俱乐部里年轻人的目标。他们都想成为下一个姆巴佩，离开廉租房，到达巴黎圣日耳曼，或是更远的地方。

2019年12月21日，法甲PSG对阵亚眠，姆巴佩职业生涯第200场比赛，赛前给一个冲入球场的小球迷签名

然而，8月23日PSG在决赛中的失利，让姆巴佩遭遇了两年来最严重的质疑。他被批评在PSG一直踢顺风球，进步缓慢，决赛中浪费了太多机会，体育媒体直接打出不及格的5.5分：“他根本找不到射门的感觉。”

事实上，这背后是长久以来社会对移民球员的偏见。法国的不少移民球员被污化为“雇佣军”，尽管他们合法拥有法国国籍，甚至已经是移民二代或三代。而他们的出格行为被无限放大，并且总是与移民出身和郊区犯罪联系起来：博格巴是吊儿郎当的顽童，本泽马是敲诈队友的骗子、拒绝唱国歌的阿尔及利亚人。

无论时间过去了多久、PSG变得有多强大，欧冠决赛后的冲突提醒着人们，环绕小巴黎的交通线依然是社会和种族的边界。

如今巴黎大区有1220万人口，住在小巴黎的人数反而在下降，只有210万人。环线向内是“文明”、“轻松”的巴黎，向外是完全另一个世界。

普瓦捷大学社会学教授斯特凡·博德总结道：“对于许多法国人来说，足球意味着工人阶级的圈子，郊区意味着败类。”

事实也说明了一些问题，2019年整个巴黎大区的失业率为7.4%，其中巴黎郊区的失业率达到11%，郊区青年失业率超过20%。

姆巴佩在邦迪时的教练里卡迪。他认为培养人才还不够，还需要帮助郊区年轻人适应社会

虽然夺得欧洲亚军，但在一些精英人士看来，巴黎圣日耳曼队依然是“一个没有历史、没有身份认同的假俱乐部，支持者喜欢大巴黎的原因无非就是慕强。今天输了也在意料之内”。

而在郊区的年轻人看来，姆巴佩代表的PSG不会止于一次失败：“比起拿过5次欧冠的拜仁，我们只是缺了点经验。”

姆巴佩的肖像画依然装饰在他成长的地方，邦迪住宅区的楼外，楼的前面有条高速公路，通向小巴黎。那副画像下写着：“邦迪——未来无限可能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