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与他的周期理论
F·A·哈耶克无疑是现代最有影响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作为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的学生、米塞斯的门徒和同事、以及奥地利学派一代理论家中最杰出的代表，哈耶克在英语世界对奥地利学派思想所做的传播比任何一个人都要成功。约翰·希克斯1967年说，“当我们要最后写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分析史的时候，这一剧本中（这确实是一出戏剧）的主角之一将会是哈耶克教授···我们几乎忘了曾有一段时间哈耶克的理论是凯恩斯理论最重要的对手”。不幸的是，哈耶克的经济周期理论最终因为凯恩斯革命而被弃置一旁。然而，最终当哈耶克与瑞典人贡纳尔·缪尔达尔一同获得197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时，他的这一理论又重新得到了承认。哈耶克是个多产的作家，笔耕不辍将近70年；他的文集最近由芝加哥大学和劳特利奇出版社出版，共有19卷之多。
生平和工作
哈耶克的一生历经整个20世纪，这期间他都生活在几个最伟大的知识分子学术圈之中。弗里德里希·奥古斯都·冯·哈耶克1899年生于维也纳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哈耶克就读于维也纳大学，在1921和1923年分别获得博士学位。哈耶克在19岁时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进入大学，当时维也纳大学是世界上三个最佳的学习经济学的地方（另外两个是斯德哥尔摩和英国的剑桥）。尽管他入学注册的是法学，但是他的主要兴趣却是经济学和心理学，对心理学感兴趣是受到了从维塞尔和维塞尔的同事奥特马·斯班（Othmar Spann）那学到的马赫的知觉论的影响，而对经济学的兴趣则是由于植根于哈耶克他们那代人的费边社会主义的改革派思想。
像那个时代以及后来的许多学生一样，哈耶克选择专业不是因为专业本身，而是想改善社会条件——战后维也纳的穷困每天都在提醒这种必要性。社会主义似乎提供了一种解决办法。1922年米塞斯出版了他的《Die Gemeinwirtschaft》，后来翻译成《社会主义》一书。哈耶克回忆说：“当这书一出现，对所有我们阅读这本书的年轻人来说，从此世界和以前不再一样了”）。《社会主义》一书是米塞斯对两年前他的一篇先锋文章的详细阐述，讨论了经济计算要求有市场作为生产手段；没有这样一个市场就没有办法确立这些生产手段的价值，因此也就没有办法在生产中对这些手段进行有效配置。米塞斯对中央计划经济毁灭性的打击使哈耶克转向了自由放任主义（laissez-faire），同时还包括威廉·勒普克、莱昂纳尔·罗宾斯和贝蒂儿·奥林。大概是从那时起，哈耶克开始参加米塞斯著名的私人研讨会。通常，参与者都是在那时没有什么学术名誉或其他正式头衔的人，这包括哈耶克、戈特弗里德·哈勃勒、弗里茨·马克卢普、奥斯卡·摩根斯坦、保罗·罗森斯坦—罗丹、理查德·冯·施特里格尔、卡尔·施列辛格、菲利克斯·考夫曼、阿尔弗雷德·舒茨、埃里克·沃格林、小卡尔·门格尔，以及其他一些不知名的人。那些年私人研讨会是维也纳经济学术圈的中心，吸引了像伦敦的罗宾斯和伯克利的霍华德·S·埃利斯这样的访问者。后来，哈耶克作为这个群体的第一个离开了维也纳；其他大部分人，包括米塞斯自己，也都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相继离开了。
米塞斯早期专注于货币和银行理论，他将奥地利学派的边际效用原理有效地运用于货币价值分析，然后基于英国货币学派的原理和瑞典经济学家克努特·维克赛尔的思想草拟了一个商业周期的理论。哈耶克将这一成果作为他研究商业周期的起点，根据银行信用扩张解释经济周期的起源，并根据资本不良投资来解释周期的传递。他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最终使它受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讲座邀请，之后在1931年又得到了该学院的经济学和统计学图克教席。在那他发现他处于一群充满活力和令人兴奋的人群之中，这里我们只列出那些最著名的：罗宾斯、希克斯、普朗特、罗伯森、格里高利、勒纳、鲍尔丁，还有沙克尔。哈耶克为他们带来了他那与众不同的观点，然后“奥地利”的经济周期理论逐渐为大家所知并接受。在伦敦经济学院哈耶克讲授他提炼出来的米塞斯经济周期理论，在凯恩斯的《通论》1936年出世以前，他的这一理论在英国和美国迅速获得了追随者并且成为当时大家所偏爱的对大萧条的解释。哈耶克和凯恩斯在30年代早期在《经济学杂志》上对凯恩斯所写的《货币论》曾有争论。作为凯恩斯最主要的专业上的反对者，哈耶克完全有能力对《通论》进行充分地驳斥。但是他从没这样做。部分原因无疑是由于凯恩斯的个人魅力和他那传奇性的修辞技巧，而且哈耶克通常不愿与同事卷入直接的冲突。哈耶克还把凯恩斯当做一起反对战时通胀的盟友，不想因此损害这一关系。而且，像哈耶克后来解释的，凯恩斯不断地变换他的理论框架，哈耶克无法对《通论》做出有重点的详细评论，因为凯恩斯可能再次改主意。哈耶克认为一个好的课程也许能产生一个更完善精美的庞巴维克资本理论，于是开始致力于这一想法。不幸的是，《纯粹资本理论》一书直到1941年才完成，这时凯恩斯的宏观模型已经稳固地建立起来了。
然而，仅仅在很短的几年内，奥地利学派的命运就发生了戏剧性地逆转。首先，作为完整的商业周期理论的一部分，奥地利学派的资本理论遭到了意大利出生的剑桥经济学家皮尔洛·斯拉法和美国人弗兰克·赖特的攻击，而商业周期理论已经在大家对《通论》的热情当中被遗忘了。其次，从哈耶克搬到伦敦开始到40年代早期，奥地利经济学家们因为个人原因和政治原因离开了维也纳，因此作为一个学派它在维也纳的存在结束了。米塞斯1934年离开维也纳去了日内瓦，后来又去了纽约，在那他一个人孤独地继续研究；哈耶克在伦敦经济学院待到了1950年，然后加入了芝加哥大学的社会思想委员会。其他和哈耶克同一代的奥地利经济学家在美国都变得很出名：戈特弗里德·哈伯勒在哈佛, 弗里茨·马克卢普和奥斯卡·摩根斯坦在普林斯顿，保罗·罗森斯坦—罗丹在麻省理工，但是他们的研究似乎都和门格尔奠基的奥地利传统相去甚远了。
在芝加哥，哈耶克再次发现他置身于一群令人炫目的人群当中：经济系由赖特、米尔顿·弗里德曼，后来由乔治·斯蒂格勒领衔，这是世界上最好的经济系之一；阿伦（Aaron）领导的法学院不久第一个创立了法与经济学。但是经济理论，特别是推理的风格迅速发生了变化：保罗·萨缪尔森的《经济分析基础》1947年面世，建立了经济学对物理学的模仿，1953年弗里德曼的论文《实证经济学》建立了经济学分析方法的新标准。此外，哈耶克停止了在经济理论方面的研究，转而集中于心理学、哲学和政治学，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进入了一个较长的灰暗时期。在这一时期延续奥地利传统的许多重要工作是由罗斯巴德（1956、1962、1963a,b）、柯兹纳（1963，1966,1973）和拉赫曼（1956）完成的，但是至少在公众领域，奥地利学派基本进入了休眠期。
当197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哈耶克时，对奥地利学派的兴趣突然间不期而至，重新复燃。而这不是所谓的“奥地利复兴”的首要事件，同一年早些时候在南罗约顿召开了纪念性会议，但哈耶克在经济学领域被重新发掘无疑是奥地利经济学复兴的决定性事件。哈耶克的作品被教授给下一代，哈耶克还出现在70年代中期的人文研究所会议上。他笔耕不辍，1988年以89岁高龄又出版了《致命的自负》。哈耶克1992年逝世于德国弗莱堡，1961年离开芝加哥以后他一直生活在那。
商业周期理论
哈耶克在经济学领域有着复杂的传奇。在主流经济学家当中，他为人所知是因为他那本流行的《通往奴役之路》（1944）和他30年代和40年代在知识方面的研究(Hayek, 1937, 1945)。经济周期理论方面的学者知道他的早期在产业波动方面的研究，现代信息理论家们常常感谢哈耶克在价格信号方面的研究，尽管他的结论总是有争议。哈耶克在政治哲学（Hayek，1960）、法学理论（Hayek，1973-79）和心理学（Hayek，1952b）方面的研究也同样有名。在奥地利经济学派当中，哈耶克的影响无疑是广阔的，然而最近他的这种影响却引起了争论。他对自发秩序的强调和他对复杂体系的研究曾对许多奥地利经济学家产生广泛影响。另一些人却宁愿强调哈耶克在技术经济学方面，特别是在资本和经济周期方面的研究，认为哈耶克和米塞斯在社会秩序方面的观点是有区别的。（尽管米塞斯是一个理性主义者和功利主义者，而哈耶克集中关注理性的有限性，这基于他对资本主义的辩护，资本主义的能力就是运用有限知识和通过试错来学习。）
哈耶克关于资本、货币和商业周期方面的著作被广泛认为是对经济学最重要的贡献(Hicks,1967；Machlup, 1976b)。以米塞斯的《货币与信用理论》（1912）为基础，哈耶克解释了整体经济产出和就业的波动是如何与经济的资本结构相关联的。在《价格与生产》（1931）中他提出了著名的“哈耶克三角”用于解释资本品价值和它们在生产时间序列中的位置之间的关系。因为生产是要花费时间的，生产要素必须现在就用于生产最终商品，而最终商品要等到它们出售之后才能体现价值。然而，资本是异质性的。由于资本品用于生产，它们从通用材料和构成要素转变为专门用于生产最终商品的中间产品。因此，如果最终商品的需求发生变化的话，这些资产并不能轻易转用于其他生产。因此在现代资本运用经济中，宏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之一是跨期合作协调：资本品和消费品之间的资源配置怎样才能符合当前和未来消费之间的消费者偏好？作为哈耶克最雄心勃勃的作品，在《纯粹资本理论》（1941）中他解释了生产的经济结构是如何依赖于资本品的各种特征——耐用性、互补性、替代性、专用性等等。这种结构可以用投入的各种“投资期限”来表述，这是庞巴维克的“迂回生产”概念的扩展，用来衡量生产随时间而占用资源的程度。
在《价格与生产》（1931）和《货币理论与经济周期》（1933b）中哈耶克解释了货币是如何通过降低利率，低于米塞斯（源自维克赛尔）所说的“自然利率”，从而注入到经济中扰乱生产的跨期结构。大多数关于货币对价格和产出效应的理论（那时和之后）仅只考虑货币总供给在价格层面及总产出或总投资方面的影响。而由米塞斯和哈耶克发展起来的奥地利学派的理论关注的是货币进入经济的途径（“注入效应”），以及它如何影响特定部门的相关价格和投资。在哈耶克的框架里，如果在某些生产阶段的投资不能促使生产结构符合消费者的跨期偏好的话，那么它就是“不良投资”。信用扩张引起的利率降低导致资源流向资本密集型生产和前期生产（这种投资需求更具有利率弹性），因此“拉长”了生产期。如果因为消费者为了利于将来而改变当前的消费偏好，并由此导致利率降低，那么生产的长期结构就要做出适当的、协调的反应。然而，因为信用扩张引起的利率降低可能是一个“错误信号”，会导致生产结构的变化不符合消费者的跨期偏好。这种由于投资增长导致的繁荣是虚假的。最终，市场参与者会意识到没有足够的储蓄去满足所有的新投资项目；当所有的这些不良投资被发现并清偿时，这种虚假繁荣的泡沫就破裂了。因此每一个包含了信用扩张的虚假繁荣都是自行逆转的。利率降到自然率之下引起的不良投资，而对这种不良投资的清偿正是经济恢复的表现，这样才能恢复生产的时间结构以吻合消费者的跨期偏好。
作为一个发现过程的知识、价格和竞争。哈耶克的作品在传播知识和自发秩序方面也颇为人所知，但也更富争议。在《经济学与知识》（1937）和《社会中的知识运用》（1945）中哈耶克认为在面对社会时，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不是通常教科书上所说的竞争目标间的给定资源配置。“我们不如说（经济学核心问题）是这样一个问题，比其他任何社会成员都了解如何最佳利用资源，这些结果的相对重要性只有这些个人自己知道。或者简短来说，是在任何人都不可能获得完全知识的情况下对知识的运用问题”。
哈耶克认为，使经济体系有效运转所必须的大多数知识不是那些“科学的”或者技术性知识——这些知识是对统治着自然和社会现象的规则在意识上的觉醒——而是“隐性”知识，它是特异的、碎片式地理解“时空环境”。这种隐性知识即使对那些拥有它们的人来说也经常认知不到它，更不可能通过一个核心权威来传播这种知识。市场可能通过某种“发现过程”来运用这种隐性知识，在这种过程中，作为个人追求自身目标的非有意结果，信息通过经济不知不觉地传播。事实上，哈耶克对作为一组均衡条件（市场参与者的数量、产品特征等等）的新古典“竞争”概念和作为争胜过程的老竞争概念的区分，深刻影响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
对哈耶克来说，市场竞争产生了一种特定秩序——这种秩序是“人类行为而不是人类设计的”产物（该短语哈耶克借用自亚当·斯密的导师亚当·弗格森）。这种“自发秩序”是无数个人的独立行为所产生的一个体系，这些为着自己的个人并非有意或预见到他们的行为会产生总体利益。为了区分这种秩序与那种精心策划的计划体系，哈耶克（1968c）使用了希腊词cosmos来表示自发秩序，taxis表示有意识地计划。Cosmos的例子包括作为整体的市场体系、货币、习惯法，甚至语言。而taxis是设计或构建的组织，例如一个企业(firm)或者局（bureau）；它们是“在无意识合作的海洋中具有自我意识力量的小岛，就像凝结在一桶脱臼牛奶中的一块块黄油。”
很多评论家把哈耶克在知识、发现和竞争方面的贡献看做是参与20年代和30年代的社会主义经济计算争论的产物。以哈耶克的观点看，社会主义者的错误在于没有看到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是自发秩序的必然产物，它不可能通过人为的计划来操控其组织从而有效运行。这是因为计划秩序只能处理复杂性有限的问题。而自发秩序会通过自然选择过程演化，因此不需要设计，甚至不需要单个人完全理解它。（节选自彼得.G.克莱因著 谷兴志译：《资本家与企业家》，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5年）
哈耶克语录：
1.我们可以解释头脑运行的原理，但不能解释其细节。
2.信用扩张使投资临时性地超出了储蓄，导致资本品产业的过度投资。一旦您不能通过信用扩张来为进一步的投资提供资金，那么事情就反转了。
3.只能解释范式，不能解释范式的具体形态。
4.注入货币生产了大量的假信息。注入货币，人为地扭曲了价格系统。它导致您去做假如价格系统没有被破坏时，您不会去做的事。
5.如我们把发行货币的权利交给政府，那么我们就不可能有“好”的货币。除非剥夺政府对货币发行的垄断，把货币发行权交还给竞争性的私人部门，好的货币就不会出现。
6.在我有生之年（哈耶克于1992年去世）看不到竞争性货币。
7.受到压制的通货膨胀（价格控制）比价格不受控制的公开的通货膨胀更糟糕。
8.我们现在的政治秩序迫使政治家做非常愚蠢的事情，他们知道这种事情非常愚蠢。
9.美国宪法的制定者是真正伟大的人物，也许是迄今为止最为聪明的政治科学家。但我可以跟您说一点，他们的意图是如何被完全误解的。您记得第九修正案吗？“本宪法对某些权利的列举，不得被解释为否定或忽视由人民保留的其他权利” Nothing in this Constitution is to restrict thepeople of the rights retained by the people。这个修正案从没有被使用，当然，其意图是政府的权利应该由宪法列举。
10.如我们的目的是是让人类能够生存，那么就必须创造和保持市场社会。如破坏市场社会，那么目前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口都注定会死去。
11.米塞斯的讨论班比大学更重要，大学里没有那么有启发的老师。
12.我从未同情过宏观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由于凯恩斯的影响，它们作为一种奇怪的范式而成为了一种时尚。就宏观经济学而言，这是非常明显的，但凯恩斯本人对计量经济学的评价并不高，事实上他是不赞同计量经济学。但是，由于他强调总量，总收入，总需求，这事实上鼓励了宏观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因此，他成为了数学化的计量经济学的精神教父，尽管这不是他本人的意图。
13.我现在倾向于把经济学概念表述为“流”，而不是均衡的力量。正如其字面意思所表达的那样，我们应该像考虑不规则的河床中决定水流的运动的因素一样来考虑经济，这会使我们有更好的理解。
14.演化和主观主义只不过是同一件事的不同形式而已。如果决定性因素是个人的知识和态度，则偏好和效用的特定问题对于作为驱动因素的个人行为和习惯来说，只是次要因素。在我看来，主观主义事实上变成了个人主义，方法论个人主义。（以上语录选自”NOBEL PRIZE-WINNING ECONOMIST:Friedrich A. vonHayek”,Universityof California,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