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存于暂且可言的时代

晚清以降，外患迭乘，时局艰迫，朝野上下，为之思变，欲短期内设法挽救，勿稍延缓。之后，驰禁网，开言路，士风更张，遂争言舍旧，争言自强，争言西法，纷纷然谋学会，谋报馆。言路既开，士人观点不再遮掩，思想对撞，火花闪烁。各种辩论刊诸报端，热议坊间，道理越辩越明，逻辑越捋越清，直言谠论渐为文人共性。

古风中的士人，表达不同意见多行委婉。李煜有《醉落魄》一阙，由词而人，卓人月《古今词统》为此喟叹：“天何不使后主现文士身而必予以天子位？不配才，殊为恨恨。”李渔则不以为然：“此娼妇倚门腔，梨园献丑态也。不料填词之家，竟以此事诽谤美人。而后之读词者，又只重情趣，不问美丑，复相传为韵事，谬乎不谬乎？无论情节难堪，即就字句文浅者论之，烂嚼打人诸腔口，几于俗杀，岂雅人词内所宜？”陈廷焯《词则》也说：“风流秀曼，失人君之度矣。”不虚美，不隐恶，或褒或贬不易，有道是有会必至、有至必颂者也夥。

平议古今，通驿中外，发言盈庭；月旦人物，品藻文章，何其快哉。而对“逢人且说三分话”式的城府，闻一多的解读是“两边玩弄，两边镇压，两边劝谕，做人又做鬼”。文笔纵横，一往无敌，威武不屈，胆略过人，民国风范胡适曾多次写下“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句子，以倡新风，以求深入人心为最后希望。入世之士梁漱溟者，棍打一大片，曾数落过张君劢、丁文江、吴鼎昌等多位学人：“这些虽有学问能出头说话的先生，对社会问题却缺欠研究精神，他们提出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有些话说了等于没说，不说倒好些，说了更糊涂。”在同类面前保持立场，同样需要勇气，本可委婉以言，却要当面锣对面鼓，再经辗转传播附会，好事之徒，道听途说，难免招误解，以致横肆议论，顾忌全无，然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

李恩绩《爱俪园梦影录》对王国维有个印象，“对人很不会讲应酬话，更不会客气”。郑振铎似乎也是这样的人，老舍喜收藏，以其所蓄邀郑振铎观之，有些话实在不想说，因为太过残酷，却还是忍不住冲口而出三字评：“都得扔。”一个大江万顷，无波之声，一个精能之至，缘坡附涧，虽曰生活于同一时期，较之郑振铎，王国维无疑老派人物。拖小辫与着西装，毕竟不同，整容先整心，直言者心必自由。

人如钱币，皆有两面。生前不敢说，死后敢说，死后不便攻击，却可以赞美方式，曲意阿私，言之凿凿，其技无穷矣。鲁迅以自身独具的敏锐，早已料到这一点：“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离开那个时代太久，再次看到这般精彩，依旧有些震惊。

收敛安静，为治家之法，节制寡言，乃保身之策。民国士人中，不全是一概的直言不讳，一语道破，不乏隐约其辞、说鬼谈禅者，他们深道皇朝统宇、士无言权的传统，自己不是生活在一个可言的国家，只是苟存于暂且可言的时代。临事而惧，心有余悸而噤不敢谈，现实社会何以成为这般模样，成因在历史，据之推测未来，自会有几分准确，他们都是聪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