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拓集王羲之书圣教序

贞观十九年（六四五）六月，房玄龄协助正月回国的玄奘在弘福寺组织了包括沙门辩机等人的规模宏大的译场，创译从印度带回的佛经。贞观二十二年（六四八）春，太宗在收到玄奘两次上书为新译佛经作序的请求之后，亲笔撰写了《大唐三藏圣教序》；同年六月，太子李治作《述三藏圣记》。这就是著名的《三藏圣教序记》。

作为两朝帝王亲撰的文章，高宗朝四次刻石立碑：永徽四年（六五三）十月十五日的褚遂良书《雁塔圣教序》，显庆二年（六五七）十二月十五日的王行满书《招提寺圣教序》，龙朔三年（六六三）六月廿三日的褚遂良书《同州圣教序》，咸亨三年（六七二）十二月八日的怀仁集王羲之书《三藏圣教序记》。其中怀仁集王羲之书《三藏圣教序记》动议最早，刻石却最晚。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七载：“时弘福寺寺主圆定及京城僧等，请镌二序文于金石，藏之寺宇，帝可之。后寺僧怀仁等乃鸠集晋右军将军王羲之书，勒于碑石焉。”

此碑是在皇家同意了寺庙的申请之后，由怀仁集王羲之字而成。碑高三百十二厘米，宽一百四十厘米，凡三十行，行八十五六字不等，总计两千余字，是目前存世字数最多的王羲之书法集字作品。因额刻七座佛像，故俗称“七佛碑”。此碑原立于长安弘福寺，今存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

怀仁本擅书法，其遍观内府所藏“二王”法帖，自贞观二十二年至咸亨三年（六四八—六七二），聚二十余年之力，集王羲之法帖中行书字而成此中国历史上第一块影响深远的集字碑。

此碑虽为行书，却字字独立，不相勾连；虽为集字，笔意却上下贯通，恍如出自手书，堪称集字碑的最佳典范。

《集王圣教序》的集成，使王羲之的书法菁华得以保存和广泛流传，正如朱文钧题跋所言：“王书所存，此为渊薮……山阴法乳，惟赖此以传。”

此碑较其他三块《圣教序》碑，多了太宗答敕、高宗谢启和玄奘译《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尾题：“太子太傅尚书左仆射燕国公于志宁、中书令南阳县开国男来济、礼部尚书高阳县开国男许敬宗、守黄门侍郎兼左庶子薛元超、守中书侍郎兼右庶子李义府等奉敕润色。咸亨三年（六七二）十二月八日京城法侣建立，文林郎诸葛神力勒石，武骑尉朱静藏镌字。”历代碑刻中，润色、建立、勒石、镌字如此分工具体、责任分明的，也非常少见。

作为书法名碑，此碑拓本当时定有不少，《虚舟题跋》载王士祯家旧藏有唐拓朱砂本，惜不知所在，目前存世最早本是宋拓。张彦生《善本碑帖录》著录此碑各个时期拓本：“北宋拓早本字瘦硬，北宋晚拓字肥润，南宋拓字渐瘦无力，宋末元明初拓字瘦秃，明末清初拓字秃瘦，中有漫漶。”国家图书馆藏本为南宋拓本，第十五行“圣慈所被”之“慈”字仅损两点，十七行“鹿苑”之“鹿”字中部完好，二十四行“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之“蜜”字完好无损，二〇〇九年入选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名录号为〇二八八七。

此本为割裱本，一册，题跋二开，题端零点五开，墨本二十开，半开五行，行十字；册高三十三点五厘米，宽十九厘米，墨心高二十五厘米，宽十三点八厘米。清荣涟、方峙、张廷济、邱杏格、程瑶田、刘文铸递藏，有朱文钧一九三三年正月题签及题跋数段，钤“辽海从龙旧“裔”“邱”“杏格”“益斋珍藏之印”“瀼溪”“清仪阁”“秀水金氏兰坡过目”“襄平丘氏式好斋珍藏金石书画章”“杏格印”“延陵子孙”“小字柬珍”“荣涟之印”“洞泉”“辨谷老民”“方峙之印”“江帆”“萧山朱氏 审定秘玩”“翼盦”等印。

朱氏题跋中记述了这部拓本的传奇经历：此本藏于刘文铸（铁厂）家时首阙三叶，以他本补足，曾以不能完璧为遗憾，并对朱氏屡叹。一九三二年冬朱氏遇宋本《圣教序》三叶，此时刘文铸已离世三年，朱氏将此三叶与文铸子刘茂纯对勘，发现正是一本，延津之合，顿复旧观，乃相与叫绝。刘茂纯将全本重新装裱之后，请朱文钧题跋，文钧校勘之后，一再题跋，记下此本的传奇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