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选信：一声叹息
一声叹息
王选信
侄子来电话说，村子拆迁已列入政府计划。
拆迁说了几年，也没见动静，莫非又是道听途说？虽然疑惑，想想侄子单位和政府有关系，消息渠道多，或许是真的？
心里空空的，好端端一个古老村庄，说拆迁就拆迁？回去看看。
吃罢早饭，急乎乎地坐公交回家。好在老家离住的地方不远，倒两次车，就到了村口。
坐上回村的车，心一下子松弛了，五味杂陈也涌了上来。几十年了，村子起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七十年代前的村子，破破烂烂，弯曲不平的街道，高低不一的瓦房，人们身上穿着不是灰色就是白色的衣服，脸上挂着饥饿的色彩，贫穷破败是现实的写照。各家门前不是堆着从土壕拉回来的黄土，就是从后院猪圈中拉出来的土粪，酸臭气味在街道上弥漫。不下雨还好，下雨天，街道上溢满了没过脚脖的稀泥，尤其七八月淋雨季节，街道上屎尿横流，不穿泥屐很难出门。人在街道上行走，要得像袋鼠一样，蹦着跳着寻找地上稍高部位和稀泥较少的地方。
房屋的墙都是用土坯垒成的，也有家境更差的家庭，背墙山墙檐墙都是用黄土打成的，用木板做成模子，里面填上黄土，用青石夯一夯一夯打起来，也有用木椽作模子打的。淋雨像石块一样压的人透不过气来，怕房瓦漏雨，怕背墙裂缝，怕山墙塌陷，经常见不少家主人，披着蓑衣戴着草帽，在雨中搬石头，拿木板木椽顶住即将倾倒的背墙。背墙倒了，弄不好会出人命的。淋雨季节，也是困难家庭最难熬的日子。隔壁三婶家两间鞍间房一处下塌了，湿透了半截炕，三叔冒雨借来梯子爬上山墙，用炕上的破席和从三爷家借来的一张塑料布盖在塌陷处，勉强度过了淋雨季节。
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还没有计划生育这一说，人多力量大，人多好办事，充斥着社会的角角落落。一家四五个孩子比比皆是。牛娃弟兄五个，北边只有两间厦房，兄弟五个晚上只能挤在一个炕上睡觉，一挤就是十年，最后实在无法住了，弟兄几个才团结起来，打胡基拉土，到南山砍柴，积攒点家当，七十年代初期，才在院子南边盖起了三间厦房，解决了住宿问题。黑虎弟兄七个，家大嘴多，粮食年年不够吃，尤其到了青黄不接的二三月份，每顿饭不是麸子疙瘩，就是苞谷面拌野菜糊口。
文革前世玉伯当生产队长的时候，一个劳动日还值四五毛钱，到了文革后期，一个劳动日仅值两毛左右，一个壮汉辛辛苦苦劳作一天，日头从东边背到西边，挣得的工分仅购买当时最便宜的两盒经济牌香烟（一盒经济牌香烟8分钱）。到了七十年代后期，农村实行分田到户后，自家种自家地，农民种田的积极性释放出来了，才彻底解决了温饱问题。温饱问题一解决，人们就开始追求精神生活，几十年的老旧房屋拆除了，翻新成宽敞高大的鞍间房。1988年，乡上进行农村道路规划，村上按照上级规划精神，把原本弯弯曲曲，长短不一、方向不同的道路、庄基，统一划分为两间宽，南北走向的“井田制”。我家原本东西走向的四间庄子变成了三院两间宽南北走向的庄子。母亲已经去世，新盖四间鞍间房归弟弟所有，其中最南边一间恰好在道路规划之内被村上拆除，弟弟无钱搬迁，剩下孤零零的两间鞍间房在风雨中飘摇，当时我回家处理此事时，街道上拆的乱七八糟，怎么也找不到回家的路，问年轻人不知道，最后在几个上了岁数老人的指引下，才七拐八拐的找到了家。
对新规划的街道，大队用拖拉机进行了深翻，家家门前破破烂烂，庄前屋后的树木全砍了，不少围墙也拆除了，到处是黄土，到处是泥巴。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修整，街道规模基本形成，到了2005年，镇上又提出乡村道路硬化，采取以村为主，乡上补助的办法，把南北东西大街小道，全部铺成了水泥路。街道两边的楼房随即也雨后春笋般的建起来，有两层的，有三层的，经济较好的家庭还有建四层五层的，盖一层楼房已经很少了。所有楼房外边上都贴着漂亮的瓷片，美观大气，远远的望去，就闻到了现代化农村的气息。
2003年，西安外国语大学入驻家乡，北村500亩土地被征用，2004年外院开始施工，北院是教学区，南院是家属区，加之村南陕西省通讯技术学院扩建和香积大道的开通，和经过外院西门口的翰林路、经过东门口的文苑路、经过北门口的凤林路已把村子紧紧包围了，周围的土地也被开发商几乎蚕食殆尽。
村子要拆迁了，心里总有一股难以言说的痛苦。这是我的家乡，这是从古到今，演绎着许多故事的地方，这是祖祖辈辈栖息的地方，是生我养我的地方，土地里埋着逝去的亲人。为了眼前的利益，打着合村并镇，征地拆迁的旗号，把这个悠久的村庄要从地图上抹去，变成一个站牌或者只能在历史书上查到的符号。
面对着拆迁，小时候的记忆又浮现在我的脑海：
家乡的毛毛雨是那么样的细密，那么样的绵软，无声的细雨，像牛毛一样的落下。落在人身上软绵绵的，尤其二三月份，春雨贵如油，一月半月不下雨，树木和田野里的麦苗都张着饥渴的嘴巴，酝酿了好长时间的春雨总算落下了，密密地落在身上，不但没有潮湿的感觉，反而有种滋润温馨的舒服。七八月份干旱，苞谷在死亡线上挣扎，忽然天气突变，从南山或从西边涌上来一大块黑云，瞬间变成了大雨暴雨，雨越下越大，好像从天上倾倒似的，这时候不但不感到害怕，心中还像卸下了一块石头似的轻松。站在屋檐下或能够避雨的地方，望着瀑布一样的雨滴，大口大口地吸着带有泥土味的空气，心里爽快极了。
瓦沿下的雨水一串一串地滴下，先还是密密的，连成串儿，尔后就缓了，晶莹着、亮着、一嘟噜一嘟噜，最后只听见“啪”“啪”的声音，声音带有禅意。房檐下的黄土上，滴出了一个一个的圆坑，小圆坑在房檐下整齐的排列着，像一排排站立的士兵。
夜半时分，偶尔一两声狗叫声惊醒了睡梦中的我，我不但不感觉讨厌，反而感到熟悉和亲切。睡意全无，我支棱着两只耳朵细心地听着分析着，是否有生人从街道经过或有小偷进了院子，根据狗叫声来判断是人来了还是狼来了。若狗只是泛泛叫两声，是听到了某种无关痛痒声音的本能反应，若是遇到生人，叫声是显得威武洪亮，若是小偷进了院子或狼进了院子，狗叫声中带有恐怖的气氛，听的人毛骨悚然。
无边的黑暗笼罩着村庄，星星在天上特别明亮，你在外村办完事向村子走去，四面一片寂静，自己能听见自己心跳，路旁稍微有点动静，足以让你毛发倒竖。前边是无边的黑暗，后边亦是无边的黑暗，你看不到方向，高一脚低一脚凭着感觉前行，忽然听见狗叫声，尽管不暴烈不连声，更谈不上热烈，脚步一下子放慢了，抬起低着的头，看见黑乎乎村庄中有一家两家灯亮着，心里豁然——有了到家的感觉。
生产队饲养室里骡马牛的气味和粪便的酸臭味一样令人回味。一盏马灯，发出昏暗的黄光，吃饱草料的牲口，有的站着有的卧着，有的不停的打着响鼻，有的摇着长脸的头。老黄牛卧在新垫的黄土上安详地倒嚼，嘴边溢满了白沫。
冬天，外面西北风飕飕地刮着，灰蒙蒙的天空中飘着铜钱大的雪花，当饲养员的我大搂着我坐在饲养室的热炕上，听志谦伯连说带笑地谝《三国》。
“扑嗒嗒”，黑骡子拉下一串串屎蛋蛋，“欻欻欻”，老黄牛又尿了。呛人的旱烟味和腥臭味、草香味怎么也冲不出挂着草莲的大门。‘
夏收来临，树上的“算黄算割”早早地发出提示。收麦早一天不行，晚一天也不行。收的早，麦子浆没有灌饱，麦粒干瘪瘪的，磨面麸子多白面少。收的晚，麦壳儿一炸，圆咕噜噜的粒儿弹到地里，一年的心血付之东流。黄丽鸟（黄瓜娄铁瓜娄）是农民的兄弟，不等天明，就在树上“算黄算割，算黄算割”的鸣叫，反复提醒大家不敢错过农时，熟一片麦子割一片麦子。黄丽鸟成了我心中的神鸟，它来无影去无踪，它是那样的美丽，那样的纯洁，那样地讨人喜欢。我不知道它从什么地方来，还来的这样准时，等麦子收割完了，展翅高飞走了，回到什么地方去，一直是我心中的迷。更奇怪的是，我从没见过它的幼子，好像它不生不死，像骡子一样根本就没有后代。
土地占完了，种上高楼大厦，一个一个村庄慢慢地消失了，神鸟还会来么？
……
在水泥大楼空隙中穿行的公交忽然一声刹车，广播里传来“终点站到了”的提示，一下子把我拉到了现实。揉揉眼睛，看看窗外，车停在了西安外国语大学门前。
外国语大学占了北村的大部分土地，北村和南村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住在南村的我走回去也就十分钟路程。
沿着宽阔的水泥路我孤零零向前走去，陪伴我的，只有路两边郁郁葱葱的柏树松树。入冬了，天冷了，成群结队的麻雀并不感到寒冷，在树枝上“喳喳”地叫着。
先走村长家，村长是门中的侄子。
还等我开口，侄子就知道我要问啥。
“小居安拆成了一片废墟，赤蓝桥去年也拆迁了，康杜村拆迁和不拆迁一样，只剩下村中的街道和街道两边耸立高空的楼房。”侄子忧郁地说。“村上的土地几乎占去了五分之四，开发商虎视眈眈……”
还能说什么，拆迁成了趋势。一个人的力量或几个人的力量无异于螳臂当车。
在回家的路上，心似油烹似的难受。或许，回不了几回老家了，明年或者后年，村庄就像小居安现在一样，变成了一堆废墟。祖祖辈辈居住的村庄拆了，古老的乡村文化毁了，我站在废墟上哭泣。
拆迁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我一时竟没了分辨能力。农民没了土地，还叫农民么？说是工人没有工作，说是农民没有土地。一次性买断，美其名曰住上了高楼大厦，岂不知，农民成了高楼大上的“鸟”，饿了渴了，都得用手中有限的钱财购买粮食和水，有些目光较远的人，还知道投资后代教育，争取儿孙以后走出笼子，寻找新的生活，目光短浅的人，拿着这些有限的钱财，迷失了心智，感觉腰壮气粗，吃喝玩乐，看不到前面的沟沟坎坎。死水怕瓢舀，一旦挥霍殆尽，就沦落为社会最底层的人。
钱买断的生活，钱买断了生命。若土地在手，只要能动能走，只要勤劳地在地里刨刨，就能得到能吃的东西，不至于饿肚子。没了土地，哪怕是一根葱一棵菜，一口水一把米，都得掏钱买。
只看眼前看不到以后，终究会吃大亏的。
马上到车站了，回头再看看村庄，村庄在寒风中战栗。
形影相吊的我在寒风中叹息！
作者简介：王选信，长安作协会员，陕西省散文学会会员。文章散见于报刊杂志和网络媒体，出版散文集《枯枝上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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