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庄子》缮性 | 现代庄子

一、安恬守静出智慧

这样的人很不少吧，早在童年已被儒师灌了一脑袋的仁义礼乐，塞了一肚皮的富贵荣华。天性被扭曲了。正德被扳歪了。一副庸俗嘴脸，不好恭维他。现在据说醒悟，他要发愤求学以恢复天性，他要深刻反思以回归正德。问他：“求学学什么？”他答：“读儒圣的书。”问他：“反思怎样思？”他答：“听儒贤的话。”他哪知道，那些书愈读天性愈渺茫，那些话愈听正德愈遥远。糊涂虫是这类人的共名，我还能说什么。

古人修道，不在乎读不读，不在乎听不听，总在恬静。安恬守静自然能培养出智慧来。智慧培养出来，不拿到社会上去滥用，还须用于自我反省。这便是用智慧反哺恬静了。智慧与恬静循环不已的互相促进，以恢复天性的和谐，从而得道。古人修道，以自己的德行影响别人。别人得助，也许从此走上正路，但是这种影响是潜默的，非强加的。以自己的德行强加别人，只能扭曲别人的天性。

二、社会愈发展愈恶劣

太古时代，人类日子过得混混茫茫，共同分享恬淡。彼此甘于寂寞。那时天地间的阴阳二气，各自安静，互相谐和。鬼神都无为，不制造麻烦，一年四季循环有序，从不乱套，一切生命活够天年，从不短寿。人固然已掌握相应的知识，但是不去推广应用。这是最单一的至德之世，连酋长也没有。当时大家做任何事一律随顺自然，根本不必有为，所以无为而治都还谈不上呢。

后来才是远古时代，非单一的至德之世，上有酋长了，下有百姓了。大酋长燧人发明用火，大酋长伏牺发明畜牧，他们相继以无为治天下，由于物质生活有所改善，人类日子过得好了。虽然仍是至德之世，大家顺随自然，毕竟难返单一状态。这是德衰了的结果。

再后来德更衰，国王取代了大酋长，炎帝黄帝相继以有为治天下。这是有德之世，大家不再顺随自然，生活方式开始装模作样。所幸者尚安定，百姓得过且过。

再再后来，德衰到底，有德之世遂结束。尧帝舜帝带头以文明治天下，所以官阶增设，百姓划分等级，生活方式更加装模作样，而且五花八门。文明社会，狡诈取代淳厚，浮华取代朴实。只要能见效，哪怕背道。只要行得通，哪怕丧德。于是大家不顾天性，想怎样便怎样。人人怀着忮心，互相嫉妒。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官方用尽心智和能力，仍嫌不够。于是又在文明教化之外，颁布条文治罪，另添扑板打臀。条文坑害老实，扑板威慑心灵。百姓从此困惑迷乱，丧失了原始的天真。

这样看来，社会抛弃无为的大道，大道远离有为的社会，已经很久了。社会与大道互相离弃了，不想再合作，还去邀请道友振兴社会，还去呼吁社会宏扬大道，岂非空话也哉！有人认为关键就在圣人不肯出山。须知当今现状，大道绝无机会振兴社会，社会绝无兴趣宏扬大道。哪怕恭请隐居的圣人出山来，他的那一套圣德仍然吃不开，他就天天坐在十字街头，还是精神隐士一个。

这可恼的社会，你纵然不隐，也等于隐了。不是你要隐，是你被隐了。隐士，有现代的，有古代的。现代隐士愤世嫉俗，动辄不屑，显得不群，较情绪化。古代隐士不是藏身不肯亮相，不是闭嘴不愿议政，不是怀才不想报国，只是机会不到罢了。机会一到，他的主义大行天下，实现了无为的理想国，他自己便同天下人一起回归单一状态，再也不留个人功名，使天下人都忘记他。机会不到，他的主义走投无路，这是道穷，他便转入地下，树根似的深深隐藏，心安理得，静待春回大地。可见无论顺境逆境他都不显不赫，不象一些现代隐士，机会一到，红得发紫。这是他养生保命的方法。

三、知识三不，道德二不

修身原则，也有现代的，也有古代的。现代修身，以有为为原则。古代修身，以无为为原则。古人修身，如何对待知识，有三不焉。

一不粉饰知识。真知识本来是朴素的，如实传授便是。不可花言巧语，逞辩嘴而吹之。

二不误用知识，知识对人未必有益。给世界添麻烦的知识，给未来贻灾祸的知识，皆不可用。

三不迷恋知识。求知识而亏健康，爱知识而成书呆，放弃了作为人应享有的正得，有损正德。

这三不归结为站稳自己超然不群的立场，恢复人的天性，让知识引我们顺从自然，实现无为。除了无为，还有什么可为的呢？没有了。

修身还包括行道与识德。行道既然以实现无为为目标，道就必须大行天下。所以，行道不能小行一乡，做些修修补补的工作，还冒充成绩。识德既然以恢复天性为目标，德就必须大处着眼。所以，识德不能小处窥察，得些琐琐碎碎的见识，还当作德行。琐碎见识有害于德。修补工作有损于道。

这二不仍然归结为站稳自己端正的立场，不去俯身迁就小行小识，如此而已。

四、倒挂的人得志了

通过修身，实现自我。自我实现了，人便得志了，这就是说，你心头盼望的全都有了。人心头盼望的彼此不同，这就是人各有志了。

古人质朴，所谓得志，绝非指的坐小车啦戴官帽啦等等。只要自己心头满意，程序高到十分，没法再添半分快乐，在古人看来，便是得志了。

现代士人很难满意，不过只要有小车坐，有官帽戴，在他们看来便是得志了。当然，情形并不全是这样。现代有极个别恬淡之士，古风犹存，认为小车和官帽与天性无关，与正德无关，有也可，无也可。在他看来，一切身外之物，包括车帽，如果来了，也是过路投宿之客。客来投宿，店主设法谢绝，客走，没法挽留。所以，戴着高品帽，坐着豪华车，驰过洛阳双阙下，也不见他自我感觉有多良好。一旦垮台，贫了贱了，布衣草鞋，寒伧一似在下庄周，他也不向世俗低头。昔年的车帽，今朝的衣鞋，在他心头，有相同的满意程度。固然不见得欢喜，但也不至于忧愁。从前是怎样，现在也是怎样罢了。可惜这类恬淡之士太少。

绝大多数现代士人，一旦爬上显士阶层，便视富贵荣华如体内的心肝脾肺，有了便得志了。得志便乐不可支了。你提刀要给他一一割去拿走，他是如何痛苦，那副要死不得活的样子，可想而知。据我猜测，当初得志，他那乐不可支很可能羼了假，未必十分快乐。志能得，也能失。患得患失，所以当官兢兢业业，早晨乾乾，夜晚惕惕。他那快乐的笑脸掩盖着恐慌的内心，何尝真快乐呢。

年轻时在洛阳看杂技，高竿顶上倒挂金钩，好有趣！瞧那演员，脚蹬天，脸朝地，挂在半空，回旋如意。上下颠倒，堪称国技。后来投身社会，懂得一些道理，才发现这玩意儿根本不稀奇。那么多的士人，你瞧，在玩倒挂金钩的人生游戏。他们颠倒了物我的关系：捞到了车帽，淹没了自己；丢失了天性，学得了仁义；洗褪了正德，染透了庸俗；换来了恐慌，付出了闲逸。就那样鸡鸭似的倒提，不能下地，直到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