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Courtney Stewart
千百年来，伊斯兰的神秘主义分支，苏非主义（Sufis）的精神信仰、仪式和实践就不断第带给诗人、艺术家创作诗歌、艺术品的灵感。苏非们，或者作为资助人，或者作为艺术家、建筑师或是诗人，对于伊斯兰艺术和文化做出了很多贡献。“苏非”（sufis）这个词来自于阿拉伯语“suf”，意思是羊毛，然后引申为禁欲主义者和神秘主义者所穿着的羊毛外套。苏非就经常身着这样的羊毛外套。
（作品：17世纪《苏非的肖像》（Portrait of a Sufi））
苏非经常是身着简单的外套，宣示自己对于物质世界的奢侈的弃绝。苏菲主义的追溯者经常被称为faqir或苦行僧（dervish），这些词汇在阿拉伯语或是波斯语中的意思是“贫穷”。
（作品：16世纪《苦行僧的肖像》（Portrait of a Dervish））从伊斯兰教诞生直到现在，苏非和他们的仪式都一致伴随着正统伊斯兰教以及其他正统的穆斯林实践。苏非主义并不是一个内在逻辑统一的运动，它更多是一系列信仰和宗教奉献的实践，它不是正统伊斯兰教。苏非在伊斯兰世界里广为流行——从摩洛哥到印度——且形式各异，有的是禁欲主义，有的是完全的与世隔绝。 苏非们有时是年轻王子们的顾问或是精神导师，有的时候甚至是伟大王朝的建造者，比如伊朗的萨法维王朝(Safavid Dynasty)（1501-1722）的顾问。
（17世纪后半叶的作品《年轻人与苦行僧》（Youth and Dervish））为苏非所做的插图，如果其他苏非主义的追随者所创造的物品一样，可以让我们一探这神秘主义的信仰、实践的内在精髓。时至今日，苏非依然广泛存在于这个世界的各个角落，甚至一些苏非依然因为政治时局的变动而面对着迫害。比如， 19世纪晚期法国对塞内加尔苏非圣人Ahmadu Bamba（1850-1927）的强制流放，或是1925年土耳其的政治强人，建国者穆斯塔法·凯末尔（Mustafa Kemal Atatürk）（链接：土耳其的强人政治）对于所有苏非团体的解散。但是，重要的苏非圣人们的圣殿和陵墓依然是远近追随者或是仰慕者热衷于瞻仰的圣地，他们来到这些地方，寻求精神上的指引和祝福。
（19世纪，苏非圣人Shaikh Mu'in al-Din Hasan Chishti的肖像）
苏非有很多教团（tariqas），比如 Mouride，Naqshbandi，Mevlevi，Chishti以及 Bektashi。这些团体遵守特定的实践，在各自的仪式中使用一些特定的物品。 但是所有的教团都有同样的一个实践，就是新成员（murids）加入的时候，会被要求宣示自己的决心，决心走上这一条净化之路，“揭开无知的面纱”。一旦被任何一个教团所接纳，新成员（murids）将会得到来自有经验的大师，名为sheikh或pir的直接指导。这种由大师传给学生的教授知识的方法，成为silsila（即“锁链”），据说这种神圣的授课和仪式可以上溯好几代，直至先知穆罕默德时期。
苏非的传统中非常重视师徒关系，师徒即是“同路人”（tariqa），共同达到更高层次的意识境界。 称为苦行僧（dervish）并不是一件可以自己做到的事情。因而，学徒需要紧密地追随各自师父（sheikh或pir）的指导。师父（sheikh或pir）会指导徒弟（murid）经过禁欲和精神发展的数个阶段（maqam）并最终达到和神圣的统一。不同的苏非教团在学习的阶段设置上略有不同，但是一般而言是七到八个阶段，经过这些阶段，徒弟才可以达到他最后的目的。“道路”的第一个阶段是忏悔（tawba），意味着告别罪恶，以及对世俗世界的弃绝（zuhud），因为世俗世界会让心灵远离真主。其他的阶段包括从低级自我或是肉欲中彻底远离，彻底的禁欲（wara）;献身于贫困 (faqr) ; 在漫长而艰难的道路上保持耐心（sabr）；对于在路上遭遇的一切，包括挑战，始终心怀感激（shukr）。苏非最终会达到一个对神圣的爱的喜悦的阶段(rida)，而后是完全对于真主的顺服(tawakkul)，并最终达到与神圣的统一（tawhid）。最后一个阶段称为fana，这是每一个苏非的重要目标，当他达到这个阶段后，他将完全沉浸在真主之中。对于伊朗和土耳其的苏非教团来说，在仪式和接纳新成员中，一些特定的器具和衣着是非常必要的外套，比如长袖的名为khirqa的袍子，表明一个人已经被正式接纳为某一苏非教团的成员。
（16世纪晚期到17世纪早期的《苦行僧》，身着khirqa的袍子）有一些外套是由师父授予徒弟的，并且会带上这位师父的精神祝福。苦行僧通常会携带一个kashkul，或称为乞讨钵，这样陌生人或是其他的苏非就会认出他，拥抱、喂食或救济他。
（ A.D. 1717–18，伊朗，乞讨钵）
一个空的乞讨钵有的时候会被解释为苏非的无我的隐喻，意味着他的心通过放弃所有尘世的欲望而空，只等待神圣知识来填满和滋养他。对于一个云游四方、除了必需品什么也没有的苦行僧而言，这个乞讨钵是一个重要的物品。斧子（tarbar或tabarzin）也是他的一个重要物品，它不仅是他的武器，也是一种与世俗世界联系一“斧”两断的隐喻。一般而言，只有苏非教团中地位较高的成员才可以携带斧头。
苏非不注重宗教法规，神学或是哲学，或是其他一切的书面作品，苏非通过自省和内在的神圣体验去感受真主。“打翻墨水瓶，撕掉书本”是许多神话中用来隐喻成为苏非的第一步。自我审视发现真主的道路有很多，包括自我幽闭（khalwa）。这个方法最早据说是先知穆罕默德采用的，他隐居到麦加旁希拉山脉附近的洞穴里，以可以避开打扰地沉思。 苏非发展了这项做法，且发展出khalwa的传统，在这项实践中，一个人自我幽闭，远离纷扰直至四十天。由于这样的生活方式，包括长时间的祈祷、冥想、禁食，绘画作品经常把苏非描绘成一个憔悴、衣衫破烂不整的、头发也打结的形象——这些画作都是苏非艰辛之路的物理意义上的展示。
（Majnun（阿拉伯语的疯子，实际上是一位为爱疯狂的东方版罗密欧） in the Wilderness））其他的苏非仪式——特别是sama舞蹈，在这种仪式中所有人都力图通过集体和庆祝的音乐和运动达到心醉神迷的状态。在sama中，参与者会演奏一种叫做ney的笛子，敲打一种名为daf的小鼓和其他大鼓，然后唱歌和舞蹈。
（ (ca. 1450–1535/36)时期，《舞蹈的苦行僧》（The Dancing Dervishes））这种sama的仪式有一种可以引发“（wajd）找到”的幸福感的作用，它可以让参与者暂时忘记尘世和世俗的困扰，让他们达到一个被神圣所拥抱的忘我的崇高境界。
（Allegory of Worldly and Otherworldly Drunkenness））
在参加sama仪式或是自我幽闭(khalwa）的仪式时，苏非往往都会重复dhikr（回忆或是奉献的行为），这个默念的词经常真主之名，或是Shahad（“万物非主，唯有真主”）或者是一些《古兰经》的句子。
苏非的观点和信念常常以具有隐喻意味的诗歌表达出来，比如鲁米(Rumi)（1207-1273）,哈菲兹（Hafiz）（1315-1390），阿塔尔（Farid al-Din'Attar）（大约1142-1220），尼扎米（Nizami）（约1141-1217）以及阿米尔（Amir Khusrau Dihlavi）（1253-1325）等等的诗歌。这些苏非的大师的诗歌应用美妙的诗句，教育着他们的追随者，他们用故事作比喻，让自己的想法通俗易懂。以阿塔尔的故事《鸟的语言》(Mantiq al-tair )为例，它叙说了一个三十只鸟儿同行寻找传说中的鸟儿大鹏鸟（Simurgh）做他们的王的故事。
这群鸟儿在寻找自己的国王的路途中，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也在精神上获得了充分的成长。这段艰难的旅途，在很大意义上是对成为苏非的那些阶段的模仿。当这些鸟儿最终找到大鹏鸟的时候，这些鸟儿发现：所谓的大鹏鸟，就是他们自己。这些鸟儿明白了自己所寻找的东西，一直都在自己心中。这首诗毫无疑问是充满隐喻的，它象征着苏非在寻找真主的路途上，最终发现真主就在他们心中。
15世纪早期有很多《鸟儿的语言》的精美手抄本。这些手抄本有精美的插图，讲述这个苏非的故事。还有一些苏非的诗歌、故事或是画作，描绘了Majnun（阿拉伯语的“疯子”）是如何热烈地追寻着自己所爱的萊拉（Laila），这个故事时常被比喻为苏非对于和真主联结的渴望。
（ca. 1472–ca. 1536，萊拉和疯子在学校（Laila and Majnun in School））
关于饮酒和醉酒状态的诗歌同样也在苏非中盛行。在这些诗歌中，醉酒可以帮助苏非达到狂喜的状态，而且它也是一种符号化的象征，象征着天堂中神圣的爱和光芒。醉酒带来的状态，不仅仅是身体上的状态，而且是一个隐喻。
19世纪开始，关于这些非常重要的神话的诗歌开始被翻译成英语和其他语言。时至今天，这些文本也非常流行，比如美国作家科勒曼（Coleman Barks）(1937年生）对于鲁米作品的翻译就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并导致了新时代的精神运动（New Age spiritual movements），影响了大量的公众。20世纪的对于这些苏非诗歌的翻译淡化了伊斯兰教义原先的意思，使得文本对于真主和《古兰经》的严格依赖变得不那么严格了。只有这些诗歌的原文包含了伊斯兰教的基本意义。鲁米的《玛斯纳维》（Masnavi），有时被称为“波斯文的《古兰经》”就是文本在翻译中丧失其原先的宗教意义的例子之一。
（A.D. 1488–89，鲁米的《玛斯纳维》）
在17世纪晚期到18世纪，来自欧洲的探险家、商人开始涉足波斯、土耳其和印度等地，他们的游记中对现苏非的仪式和他们的行为等做出了记载。 由于对苏非神秘的行为深感兴趣，旅行家们比如弗兰西斯（François Bernier (1620–1688)），让·白提斯克（Jean-Baptiste Tavernier (1605–1689)）以及阿布（Aubry de La Mottraye (1674–1743)）在探访这些苦行僧的居所（被称为 tekke，khanaqah，dargah或者zawiyya）时，对苏非的仪式做了仔细的观察。阿布的探险游记在17世纪晚期以英文和法文出版，在18世纪时这本书配上了英国艺术家威廉姆（William Hogarth (1697–1764)）的著名插图。
（木版画，1697–1764 伦敦，
《清真寺内跳舞的苦行僧》
（The Inside of a Mosque, the Dervishes Dancing ））
这些书籍和插图在欧洲广为流传，让更多的人了解了这些令人着迷的神秘团体的生活和行为。
在现代艺术中，苏非的主题和意象依然是艺术家们的灵感之源，比如帕维奇（Parviz Tanavoli (生于1937)）就在他的作品《化为乌有的诗人》( Poet Turning into Heech) (2012.39)中表达了那种对于“自我”的压制。
（2007，加拿大，Poet Turning into Heech，
heech在波斯语里意为“虚无”）
卡米(Y. Z. Kami)(生于1956)在他的作品《无穷的祈祷者XXVIII》( Endless Prayers XXVIII (2014.62)中使用了抽象的螺旋和鲁米诗歌的文本，象征着苦行僧狂喜的sama舞蹈中不尽的旋转。
（2009年，美国，《无尽的祈祷者》（Endless Prayers））
这些艺术作品的魅力和意蕴依然有着广泛的吸引力，也象征着伊斯兰最早期的神秘主义的生生不息。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