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者的宿命

胸中有灯火，腹中有学问。梁启超从政之余著书立说，《饮冰室合集》1400余万言，尚不包括15万字的《梁启超家书》。弟子吴其昌记述之，精力最佳时，“为文恒三数日不寐，作竟乃息。每作辄数万言，十数万言，常手稿笑付门弟子辈曰：‘汝辈玩了两日，吾乃成书一本，吾睡觉去矣。’”年均写作量达39万字之多，这在手书年代，乃不可思议之事。

不光著述宏富，彩笔行文，质量且高，有条理，文言文得恰当，有层次，白话白得干净。推出的所谓新民体，“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大风泱泱，大潮滂滂，笔锋感情充沛，吴其昌形容之：“至于雷鸣潮吼，恣睢淋漓，叱咤风云，震骇心魂；时或哀感曼呜，长歌代哭，湘兰汉月，血沸神销，以饱带情感之笔，写流利畅达之文，洋洋万言，雅俗共赏，读时则摄魂忘疲，读竟或怒发冲冠，或热泪湿纸，此非阿谀，惟有梁启超之文如此耳！”一时间举国趋之，如饮狂泉，张元济《致汪康年书》为此道：“乡人有年逾七旬素称守旧者，读其文且慕之，且赞之。其摄力何若是大耶!”

中西交会之际，登高远望，极目苍茫，其思索之深刻，见识之卓越，早已超越同时代学人。他认为以暴力革命推翻清廷，于民主共和，种瓜得豆，《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即云，凡以强力取得政权者，必以强力维护之，结果会加倍地专制，“历史上久困君主专制之国，一旦以武力颠覆中央政府，于彼时也，惟仍以专制行之，且视前此之专制更加倍蓰焉，则国本其庶可定。所谓刑乱国用重典是也”。《中国史序论》则抨击旧史“不过叙述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是帝王家谱”。《新民说》指出，国家由国民组成，国家与国民间，如身体与四肢五脏、七筋八脉关系，“未有四肢已断，五脏已瘵，筋脉已伤，血轮已涸，而身犹能存者；则亦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涣散、混浊，而国犹能立者”。由此推断，国家乃国民共有财产，非某一王朝之私有，《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之前途》云：“国者积民而成，舍民之外，则无有国。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国不可得而亡，是之谓国民。”救国必先拯民，天生民，各具赋异，此即悲天悯人情怀。

民兴与仁，士奋于学，其友徐佛苏尝言：“先生平昔眼中无书，手中无笔之日亦绝少。” 无论冬夏，五点起床，每日工作十小时，不读万国之书，不知万国之事，除看完必读报刊、中日文书籍，还要摘录若干材料。读书庞杂，而能博闻强记，是位百科全书式人物。与之有一比的鲁迅，一生写作1000万字，其中著作600万字，辑校、译著、书信约400万字，自言“哪里有什么天才，我只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用在工作上了”。书桌前俯伏一生的张恨水著述则超过3000万字，女儿张政回忆：“父亲大约每日九点钟开始写作，直到下午六七点钟，才放下笔吃晚饭。饭后稍事休息，然后写到夜里十二点钟，日复一日，从不间断……爸爸伏案而作，夜深人静，只有窗前一丛茅竹的影子，和他默默相对。”虽曰通俗小说，平易畅达，殊不知那是另一领域的高峰。

一日不写，一日无进项；一月不写，家中闹粮荒。通过写作养家活口，自是写作者的营生。三点睡，五更醒，写作之路，这般艰难，而通过从政、教学也可达到同样目的，且能超值体面，却不必如此熬油费灯，手肘成胝。其可取之处，试图通过写作方式，传播思想，以期启蒙民众，虽曰世界未能如其所是。久而久之，便会生出舍我其谁的使命感，写作已然生命的一部分，屏弃万缘，惟以写作自课，写作者的宿命，不过尔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