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安路18弄20号荣德生上海故居
高安路18弄20号的荣德生住宅建于1939年,3层混合结构。坐落在徐汇区高安路一条僻静的弄堂里。花园并不宽大,楼房亦不豪奢,是一幢非常实用、风格简洁的住宅楼,很能匹配荣老先生注重实际、淡泊虚名的实业家品性。


1956年该住宅捐给国家,改为徐汇区少年之家,1960年改名为徐汇区少年宫至今。2005年该建筑例为优秀历史建筑。

但自20世纪30年代初九一八、一·二八事变以后,民族灾难深重,企业经营日艰。荣氏兄弟也历遭厄运,茂新、福新、申新一、八厂被炸,五、六、七厂也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受此浩劫,荣氏兄弟痛苦万状。正当一筹莫展之际,有人发起筹组“上海市民协会”,荣宗敬不明真相,列名参加,后因涉嫌汉奸组织,各方压力重重。为表明不与日伪发生瓜葛,1938年1月4日,荣宗敬秘密离开上海去香港。因饱受惊吓,忧郁成疾,于2月10日在香港病逝。荣宗敬去世后,荣德生不愿出任总经理,而让大侄、长子,次侄、次子分任协理与襄理,处理公司事务。他“计划另创一个规模宏大的天元实业公司”,待时世和平时实施。整个抗日战争时期,荣德生一直蛰居上海,编写《乐农自订行年纪要》,过寓公生活。
抗日战争结束后,在高安路这幢楼房里,荣德生重振旧业,恢复了被日寇破坏的茂新、福新、申新各厂外,还计划筹办天元棉、毛、丝、麻综合纺织厂,开设开源机器工程公司,筹办福利垦殖公司等。1945年底,荣德生拥有18家棉纺厂、16家面粉厂和其他工厂,是中国屈指可数的大企业家。1946年荣德生仅从申新二厂、五厂获取红利就达5万余两黄金。
正当荣德生生意兴隆、事业发达的时候,谁知天有不测风云。抗战胜利后的上海,绑匪趁乱横行不法,绑票暗杀成风,谁有钱谁就有生命之虞,一会儿是“钻石大王”、嘉定银行总经理范回春被绑,一会儿又是“五金大王”唐宝昌被绑,而荣德生先生是“面粉大王”兼“棉纱大王”,可谓双重“大王”,果然也遭了绑票!1946年4月25日上午荣德生和儿子荣一心、女婿唐熊源同乘汽车外出,谁知车子刚到弄堂口,迎面窜出3个绑匪,手持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的通行证强行拦车,将荣一心、唐熊源赶下车,再把荣老先生劫持到一辆军车上飞驰而去。荣家花园一下子像炸开了锅,全家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弄得一时不知所措,惊恐不安,各地的亲戚朋友也纷纷赶来或探听消息,或出谋献策,社会上更是群情哗然,飞短流长,说言四起。直到一个星期之后,荣家才接到绑匪的电话,说要50万美元的赎金,否则就撕票。荣氏家人救人心切,千方百计筹集外汇。因为当时资金大都用于投资扩建恢复旧业,手头并无多少机动,50万美元绝非易事,又怕弄迟了绑匪会撕票,所以也不敢报告警方。一家人为那50万美金跑进跑出,急得团团转。33天之后,50万美金付清,荣老先生总算平安回家了。
而蒋介石闻后却勃然大怒,居然在他眼皮子底下一会儿绑票,一会儿赎票的,遂下令破案。又过月余,特务头子毛森破了此案,抓获案犯15人,枪毙8人,追回了荣家的赎金。然而令荣家惊愕的是,毛森等人比绑匪更“胜”一筹,他们一方面向社会宣布,荣德生绑票案已被侦破,一方面回过头来向荣家摊牌:破案费60万美金,拿来吧!难道你们荣家有钱赎人,就没有钱付破案费吗?不仅如此,社会上听说荣家已收回了赎金高达50万美元,不少慈善机关、学校和社会团体纷纷要求荣家捐款,仅仅上海一地就有50多个团体,外地则更多,有些个人也来信求助,或诉失业穷困,或讲残疾无靠,甚至有的措辞激烈,出言不逊,点名要荣德生出来接见,大有恐吓勒索之状……这时的荣家花园,似乎又成了一个社会救助中心,每天都能收到类似的信函。荣老先生被弄得身心俱瘁,心灰意冷,只好仰天长叹:“呜呼,天下无公道久矣!”
上海解放前夕,荣家企业一些主持人拆机外迁,抽走大量资金,连总管理处辖下的申新三厂也拆机待运,荣德生闻讯力加劝阻,表示“余非但决不离沪并决不离乡,希望大家也万勿离国他往”,并责令“已拆下者装上,已下船者搬回”,态度十分坚决。上海解放后,申新上海各厂代表会商重新组合,成立上海申新纺织厂管理委员会,荣德生被选为主席。并先后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苏南人民行政公署副主任等职。后荣氏家族大多数人移居海外,荣老先生也搬出这幢楼房,住在无锡老家。1952年7月29日病逝于无锡。
上海高安路住宅由荣老先生夫人长住之外,其他人很少住过,变得有些冷冷清清。这时,荣德生家族中诸如房产之类的家庭事务,均由六小姐荣漱仁打理。荣漱仁与丈夫杨通谊婚后住在与荣家花园一墙之隔的小院子里,照看老太太及管理家庭事务十分方便。荣漱仁一向热心公益事业,解放后不断向国家捐物捐款,曾一口气创办了4所幼儿园,收有一千多名儿童入托。1956年该住宅捐给国家,改为徐汇区少年之家,1960年改名为徐汇区少年宫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