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的诗数量可匹敌《全唐诗》，却为何没有一首流传千古呢？

乾隆是中国历史上写诗最多的人。他晚年有一段得意的自卖自夸，说仅凭自己一人所创作出来的诗歌，数量已可以匹敌《全唐诗》。事实也确是如此，唐朝三百多年总共传下48900多首诗；乾隆一人一生留下41800多首诗，确实没有夸大其词。

然而，乾隆这四万多首诗确没有一首家喻户晓的诗，这又是为什么呢？钱钟书在《谈艺录》中对乾隆四万多首诗的评价是这样的：“以文为诗，语助拖沓，令人作呕。”

何谓“以文为诗”呢？就是把日常生活中聊天式的谈话内容，强行弄成五言七言的形式，这正是乾隆四万多首诗歌的核心套路。

那么乾隆为什么要这样写诗呢？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的诗歌创作，继承的是杜甫、白居易的“诗史”写法，不搞那些华丽的辞藻，只求能记事，能对现实问题有所歌颂或者讽刺就行。

然而效仿杜甫、白居易那样关注现实，并不等于放弃审美。杜甫《春望》里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之所以是名句，关键在于它旨在写实，同时也兼顾审美。但乾隆始终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他甚至试图将自己枯燥的文风推向全国，有各省士子进献史册，他发现一人的写作风格和自己不是一路，竟有“霜叶红”这样的修辞，顿时大怒，下谕旨说这人抄袭，还号召全国士子向自己学习，说自己的诗是是在关心民生，记录现实。

这道谕旨，也透露出乾隆这么多年写诗的核心动力—将诗作为一种施政工具。

然而推动乾隆十几年如一日写诗的第二重驱动力，就是他有写诗癖。

这并非后人随意揣测，而是乾隆自己承认过的事。他曾说，自己平生最大的爱好就是写诗，若连着几天没有写，就“辄恍恍如有所失”，有时候甚至做梦也在写诗。他甚至自嘲自己是一个“破诗魔”。“得意全由此，忘言亦任他。古人多达者，谁是破诗魔？”

御史李慎修曾上奏折说乾隆写诗太多，恐会妨碍政务，乾隆开始也觉得他说的有道理，表彰他“是何渺小丈夫，乃能直言若此”，但一闲下来，他又开始写诗记录此事。

到了乾隆晚年，他的诗瘾也越来越大，凡是读书有所得，必记录成诗，然后再用一大段文字来详述自己的感受；考据有所得，也必须凑成诗，然后再用一大段文字来论证考据的结论。

结语：乾隆一生诗作无数，但却没有一首让人铭记，倘若他用这些精力专心料理政事，大清王朝也不会这么快衰落下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