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北京研究”的可能性

从随笔《“北京学”》（1994）到北大课程“北京文化研究”（2000），再到主持“北京：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国际学术研讨会（2003）、主编“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丛书（2009），以及指导多篇研究北京历史、文化、文学、教育的博士论文，二十年来，我一直关注以北京为代表的都市建设、都市生活、都市文化以及都市书写，可除了区区一本《北京记忆与记忆北京》，还有几册主编的论文集，没有更多值得夸耀的成绩。借用胡适日记书信中常用的自我检讨，这就叫“提倡有心，实行无力”[1]。需要探寻的是，既然很早就意识到“北京研究”的学术价值，为何我没能成为“北京学”专家？

兴趣过于广泛，无疑是重要因素。除了小说研究、散文研究、教育史、学术史，还有图像与声音等[2]。如此即兴游走于不同的学术领域，自然难得专注一家。不过，这也怪“北京学”本身，诱惑来自四面八方，意志力不够坚强的，随时可能开小差，闯进邻居的后花园且流连忘返。除了兴趣，还有文体。写专著学养不够，于是专题演讲、文化评论、学术随笔，说好听是介入现实生活，说不好听则是为了藏拙。

还有一点很特别，那就是当老师的顾虑。记得多年前在我主讲的“学术规范与研究方法”课上，有学生问：我服膺老师的学说，在论文中不知不觉地采纳了老师的见解，算不算违规？其实，这也是当老师的困惑。你希望薪火相传，学生来请教，总不能说我还没发表呢，不能告诉你，或者虚与委蛇。当学生将你的指导意见发展成论文，你还好意思与之竞争？北大发生多起“原创者”反倒有“抄袭嫌疑”的案例，就因为教授们习惯于讲授多次，不断修订，可最后定稿送出去，发现早有捷足先登者。怎么说呢？课堂不同于公开出版物，是不受版权法保护的。大家都说长江后浪推前浪，那前浪呢，总不能很快就瘫倒在沙滩上？我的策略是：学生一旦上手，赶紧撤离；若干年后，发现仍“题有剩义”，那时再杀个回马枪。当然，很有可能就此别过，转战到别的领域去了。毕竟世界很大，有趣的课题很多，不一定非死守这棵树不可。

如此自我辩解，目的是想说明，谈论我对“北京研究”的兴趣，必须将我指导的博士生纳入视野——虽然填表时不能用，但对于他们的工作，我还是很在意的。

十篇博士论文

十三年前，我撰写《“五方杂处”说北京》，最后一节题为“作为研究方法的北京”[3]。口气很大，但始终成果寥寥，自知难逃“光说不练”的讥讽。其实，我在“北京研究”方面真正的业绩，乃是指导（或参与指导）以下十位博士生（括号中为博士论文通过答辩的时间）：颜浩（2002年）、魏泉（2003年）、杨早（2005年）、李在珉（2006年）、季剑青（2007）、王鸿莉（2010年）、王申（2010年）、郭道平（2011年）、袁一丹（2013年）、林峥（2015年）。

对于博士研究生，我从不命题作文，只负责否定不合适的选题，或帮助调整思路。学生们因我的论著或课程而对北京这座历史底蕴深厚的都市产生兴趣，沉潜把玩，最终完成博士论文，我是很高兴的。十篇博士论文，质量并不均匀，且大都集中在清末及民国年间，但考虑到此乃重大的历史转折期，其复杂性与丰富性让人叹为观止，还是很值得深入探究的。至于说到这些博士论文的特点，我大致归纳如下：

第一，因“都市生活”的介入，研究者逐渐将目光从具体的作家作品转向文学及文化生产，还有文化及思想论争。颜浩的博士论文《1920年代中后期北京的文人集团和舆论氛围》（2002年）[4]，以现代中国文化史上两个性格鲜明而又相互对立的同人刊物《语丝》和《现代评论》为中心，从报刊史、文学史、教育史和思想史等不同角度，考察1920年代中后期北京的文人集团和舆论环境，题目虽不大，但开掘得相当深。尤其是关于“北大的两个教授集团”、关于《现代评论》诸君徘徊“在教育和政治之间”、以及《语丝》和《现代评论》论争中从“驱杨”到“反章”的转变，辨析精细，平实中蕴涵着力量。相对于此前主要从政治史角度着眼，将《语丝》与《现代评论》的对立单纯解读为意识形态之争，本文带入城市文化的视角，且在钩稽史料、体贴对象方面下了很大工夫，所论大都有理有节，颇能体现史家的眼光和趣味。

晚清的思想启蒙运动到底如何展开，一直是中国学界关注的重心，王鸿莉的《清末北京下层启蒙运动——以<京话日报>为中心》（2010年）别开蹊径，将北京城里的“开民智”与旗人的“自我拯救”相结合，使得此“旧题”重新充满张力。与上海、广州的读书人大谈“排满”不同，生活在天子脚下的旗人，面对满汉矛盾日益激化、皇朝岌岌可危的局势，到底该如何自处？本文借考察《京话日报》的兴衰，以及北京城里大量阅报讲报社的设立，还有旗人如何创办学堂（包括女学堂）以及发起国民捐等，说明北京下层社会启蒙运动之所以顺利开展，得益于满汉知识分子的合作，而其中旗人又发挥了很大作用。反过来说，清末北京下层启蒙运动也为旗人提供了最后的自我拯救和自我表达的机会。如此立说，意蕴更加丰富，也更具挑战性。

第二，引入都市文化视角，谈及舆论环境或教育制度的建设时，有更为深入的理解与阐释。以往谈论五四新文化运动，往往忽略了庚子事变后北京舆论环境的巨大变化。正是这一前所未有的变化，使“新文化”得以在古老的帝都顺利登场。此话题牵涉诸多领域，必须有较为开阔的学术视野，方能整合近代中国思想史、新闻史、文化史、文学史等学术资源。这正是杨早《清末民初北京的舆论环境与新文化的登场》（2005年）[5]的撰写意图，也是其超越前人相关著述之处。此文入口处是民初北京报刊，着眼点则是知识分子的启蒙与“自启蒙”，其中包括文化氛围的营造、集团意识的形成、政治抗争的手段，以及舆论空间的拓展等。表面上是“小题目”，深入进去，也能做出如此“大文章”。作者在史料钩稽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具体论述时大都言之成理。尤其值得肯定的是，作者对五四新文化的溯源，以及对民初北京舆论环境的勾勒，颇多新意；而其将城市史、报刊史与思想史相勾连的思路，也大有发展前景。

如果说此前的“京派研究”更多关注具体文本，季剑青的《大学视野中的新文学——1930年代北平的大学教育与文学生产》（2007）[6]则突出“制度性安排”对于文坛风气形成的决定性作用。这一论述策略，要求作者大量占有史料，方才能部分复原当初的学界与文坛，并对其进行深入阐释。这一点，作者做得不错。强调制度性安排对于文学创作的影响，这明显受法国学者布迪厄“文学场”理论的影响。但作者没有过多依赖“场域”等现成理论，而是立足于1930年代北平“文化古城”与“战争阴影”的双重面貌，阐释其何以既非一味优雅静穆，也不是始终剑拔弩张。谈北平文坛，兼及优雅的京派作家与同样生气勃勃的左翼文学社团，这一论述策略相当可取。

第三，对抗战时期沦陷区北平的政治环境及精神氛围的精彩描述，有可能使读书人的出处、写作以及修辞策略得到很好的揭示。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大陆学者研究沦陷区文学的著作陆续刊行，其中也牵涉“旅京台湾作家”群体，只是欠缺更为深入的阐释。若张深切、张我军、洪炎秋、钟理和等，既是北平文坛特殊之一支，也是台湾文学值得骄傲的先驱，这两种不同身份间的纠葛，要求研究者对其时暗流汹涌之政治形势及文坛内部派系斗争有准确的把握，更得对这些文化人的尴尬处境及身份认同有足够的同情与理解。生活在日本占领区，留平台籍文化人的身份非常特殊，后世学者论述时，既不能没有国家意识、民族大义等价值立场，也不能忽略个体的思想方式及生命哲学。来自台湾的王申同学，追随其前辈，负笈北大八年半，撰写题为《沦陷时期旅平台籍文化人的文化活动与身份表述——以张深切、张我军、洪炎秋、钟理和为考察中心》的博士论文（2010年），对“旅京”与“台湾作家”这两个话题，均有较好的体贴。

同样谈论沦陷区北平读书人的精神状态，袁一丹的《北平沦陷时期读书人的伦理境遇与修辞策略》（2013年）更为丰富与深厚。相对于明清帝京或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北京，此选题危机四伏，明显更具挑战性。因为，在这个话题上，民族的、政治的、文化的——各种矛盾纠结在一起，单说“同情的了解”或“充分掌握史料”还不够，得有开阔的历史视野，以及敏锐的学术判断。沦陷区扭曲的时空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业已失去制度支撑的士大夫传统，特别是易代之际的遗民传统。而读书人的出处进退，既是一种政治实践，也是一种知识系统，更是一个象征符号。谈论此敏感话题，“分寸感”很重要，差之毫厘，便可能失之千里。此论文兼及文学研究、文化研究、城市史以及政治史的论述，作者从不同角度切入，纵横捭阖，抽丝剥茧，充分体现其良好的学术训练。尤其是最为艰难的第二章（分析周作人沦陷时期的三套笔墨）和第三章（讨论史家陈垣的援古证今的“表微”机制），作者收放自如，史识及学养之外，更显示其很好的文字控制能力。

第四，借助某些意蕴丰厚的都市场景，在文学、教育、学术、思想以及传媒的交叉处展开对话与论述，重塑作为都市及都市文化形象的北京。魏泉所撰博士论文《十九世纪宣南的士林交游与风气变迁》（2003年）[7]，着眼于十九世纪北京宣南地区的士林交游对于其时文化风气的影响，所论者小，所见者大。本文引入城市研究视野，将其与文化史、学术史考辨相结合，获得明显的问题意识与方向感。选择“宣南诗社”、“江亭雅集”、“顾祠修禊”、“小秀野草堂”等作为切入口，论述中愈转愈深，关涉晚清的学术思潮与诗文风气，许多论述令人耳目一新。本文之值得肯定，不只是若干具体结论，更包括其论述时之胆大心细——有大的构想，但不强使史料就范，不卖弄，少空谈，考辨时步步为营，判断处小心谨慎。

林峥的《北京公园：现代性的空间投射（1860-1937）》（2015年）则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考察“公园”作为一个新兴的西方文明装置，是如何进入晚清以及民国北京的。论文选择“公园”来讨论“城市”，兼及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文学史等多重维度，视野开阔，气魄宏大。尤为难得的是，作者在空间与时间、政治与文学、古代与现代的转化与驰骋中，显得既自信，又有度，节奏控制得很不错。选择万牲园、中央公园、城南游艺园、北海公园、陶然亭等五个个案，分别对应传统士绅、新文化人、普通市民、新青年、政治团体的生活及表现，这并非最初的设想，而是在写作中逐步酝酿成型的。现在看来，此设计可操作性强，五章各自表达，而又相互趋避，可谓“匠心独运”。如此兼及城与人、文与史，描述北京公园的特殊性时，又能兼及外来文明的移植与传统文化的发扬，实属不易。

另外两篇博士论文——李在珉的《老舍与张恨水的北京叙述和想象》（2006）与郭道平的《庚子事变的书写与记忆》（2011），或因所论不限于北京，或主要着眼点不是都市文化，故从略。

五场会议与四轮课程

关于“北京学”，我自认成果卑微，值得一提的，除了学生撰写的博士论文，还有五场学术会议与四轮专题课程。

我在北大出版社主持“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丛书，其《总序》称：“讨论都市人口增长的曲线，或者供水及排污系统的设计，非我辈所长与所愿；我们的兴趣是，在拥挤的人群中漫步，观察这座城市及其所代表的意识形态，在平淡的日常生活中保留想像与质疑的权利。偶尔有空，则品鉴历史，收藏记忆，发掘传统，体验精神，甚至做梦、写诗。关注的不是区域文化，而是都市生活；不是纯粹的史地或经济，而是城与人的关系。虽有文明史建构或文学史叙述的野心，但更希望像波特莱尔观察巴黎、狄更斯描写伦敦那样，理解北京、上海、长安等都市的七情六欲、喜怒哀乐。”如此兼及“历史”与“文学”，而相对忽略“政治”与“经济”，不是刻意为之，乃学科背景决定的。

这套丛书到目前共推出十种，其中四册是我与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王德威合作召开的“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系列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包括《北京：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陈平原、王德威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西安：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陈平原、王德威、陈学超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开封：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陈平原、王德威、关爱和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香港：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陈平原、陈国球、王德威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近几年略为懈怠，那是因香港会议论文集的出版波澜迭起，不得不放慢脚步。

这不是四场吗，为何说成了五场？因为，在北京、西安、香港、开封之外，还得加上另一座重要城市天津。2010年11月在京津两地召开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平津文坛”研讨会，会后出版论文集《三四十年代平津文坛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因那时我是北大中文系主任，动用了行政资源，不好署编者名，只是撰写了题为《作为学术话题的“京津”》的代序。

关于这五次学术会议，我的评价是：第一，由“北京文化”起步，逐渐走向“都市研究”，不仅视野有所拓展，更重要的是心态变化——不再独尊帝京，也不限于为自家城市叫好。第二，谈城市而贯通古今、纵横捭阖，这在北京比较容易做到；谈其他古都时，可就没那么方便了。如何让古今之间“血脉贯通”，也就是说谈西安不限于唐，论开封不限于宋，这是都市研究者必须努力跨越的陷阱。第三，“城市研究”天生就是跨学科的，单说文史兼通还不够，还必须有更为开阔的视野，如谈西安时之借鉴考古学，谈开封兼顾法律制度，谈香港引入建筑与电影等。第四，关于“城市比较”，除了平津对话，还应该有更多的“双城记”或“三城记”。第五，谈城市的历史与现状，不只需要故事、人物、民俗、建筑、文学、艺术，更包括立场、理论与方法。其中，文化批判与城市史、建筑学、景观设计的对话最值得期待，因那是人文学者走出书斋介入社会的重要途径。

接下来，该硬着头皮，谈谈北京研究课程的开设。说实话，十四年前，我在北大首开“北京文化研究”专题课时，学术准备明显不足，只是觉得“必须”，于是学习铁人王进喜，“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如此仓促上马，只能说是“教学相长”了。

2001年秋季学期在北大中文系开设的“北京文化研究”专题课，除了分析若干有关北京的诗文与小说，主要是以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教授Richard Lehan的《文学中的城市》（The City in Literature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作为教材，边译边读边评论。将“文学想象”作为“城市演进”利弊得失的“编年史”来阅读，此思路决定了研究者必须既涉及物质城市的发展，更注重文学表现的变迁。城市和文学文本共有着不可分割的历史，因而，阅读城市也就成了另一种方式的文本阅读。这种阅读还关系到理智的以及文化的历史：它既丰富了城市本身，也丰富了城市被文学想像所描述的方式。

此课程的“开场白”日后整理成《“五方杂处”说北京》，初刊《书城》2002年第3期及台湾的《联合文学》2003年第4期。此文共六节，最后一节很有野心，尤其是下面这段话：“借用城市考古的眼光，谈论‘文学北京’，乃是基于沟通时间与空间、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口头传说与书面记载、历史地理与文学想象，在某种程度上重现八百年古都风韵的设想。不仅于此，关注无数文人雅士用文字垒起来的都市风情，在我，主要还是希望借此重构中国文学史图景。”事后证明，研究思路颇为可取，但无法一蹴而就，只能寄希望于年轻一辈学者——这正是此专题课的工作目标。

两年后，我又在北大开了一门新课，就叫“现代都市与现代文学”，每周带着研究生一起阅读、讨论以下九本有关城市的书：利罕的《文学中的城市》、李欧梵的《上海摩登》、赵园的《北京：城与人》、谢和耐的《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陈学霖的《刘伯温与哪吒城——北京建城的传说》、施坚雅的《中华晚期帝国的城市》、休斯克的《世纪末的维也纳》、本雅明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以及石田幹之助的《长安之春》。选书的标准，除了学术质量，还希望兼及思路与方法、文学与历史、中国与外国、古代与现代等。学生们对《世纪末的维也纳》和《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两本书尤其感兴趣，那种游手好闲的姿态，那种观察品味城市的能力，那种将城市的历史和文本的历史搅和在一起的阅读策略，都让他们很开心。同样道理，阅读北京，理解这座城市的七情六欲、喜怒哀乐，也是要兼及历史与文学。这门课加上同时召开的“北京：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国际学术研讨会，吸引或者说召唤了不少年轻一辈学者。

又过了几年，为配合“香港：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先在香港中文大学开设“都市与文学”专题课；经过一番增补，此课程又在北京大学重演一遍。这回的阵势更为“壮观”，涉及不同时期、不同学科、不同思路的城市研究，具体安排是：第一讲“都市文化研究的可能性”；第二讲“都市生活：凝视与驰想”；第三讲“城市记忆：失落与重建”；第四讲“城市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参阅汪民安等主编《城市文化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五讲“本雅明的巴黎研究”（参阅本雅明著、刘北成译《巴黎：19世纪的首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本雅明著、张旭东等译《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第六讲“休斯克的维也纳研究”（参阅Carl E. Schorske，Fin-de-siècle Vienna : politics and culture， New York : Vintage Books, 1981；卡尔・休斯克著、黄煜文译《世纪末的维也纳》，台北：麦田出版，2002年）；第七讲“文学中的城市”（参阅Richard Lehan，The city in literature : an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history，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理查德·利罕著、吴子枫译《文学中的城市：知识与文化的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八讲“古代中国城市的日常生活”（参阅【增订】《长安の春》，石田幹之助著、榎一雄解说，东京 : 平凡社, 1967年；Jacques Gernet ; 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H. M. Wright，Daily life in China, on the eve of the Mongol invasion , 1250-1276， London : George Allen & Unwin, 1962；谢和耐著、刘东译《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九讲“历史学与社会学视野中的明清城市”（参阅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edited  by G. William Skinner，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施坚雅主编、叶光庭等译，陈桥驿校《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北京：中华书局， 2000年）；第十讲“图像世界里的城市生活”（参阅李孝悌编《中国的城市生活》，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5年/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陈平原、夏晓虹编注《图像晚清》，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2006年）；第十一讲“上海研究”（参阅Rhoads Murphey , Shanghai, key to modern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罗兹・墨菲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硏究所编译《上海, 现代中国的钥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Leo Ou-fan Lee，Shanghai modern : the flowering of a new urban culture in China, 1930-1945，Cambridge, Mass.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李欧梵著、毛尖译《上海摩登：一种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十二讲“北京研究”（参阅赵园《北京：城与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陈平原、王德威编《北京：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第十三讲“长安想象、香港书写与台北故事”（参阅陈平原、王德威、陈学超编《西安：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香港教育学院语文学院合编《都市蜃楼：香港文学论集》，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十四讲“我的‘香港/北京记忆’——从一本书、一幅画、一首歌、一部影视说起”。

最后一讲是讨论课，不谈理论，就说自己对这座城市的真实感受。学院派的训练方法，读过研究院的，闭着眼睛也能猜想得到。我的最大感慨是：当谈论各自生活的城市时，北大学生远不及港中大的学生。不是才华问题，也不是时间限制，而是心境——心高气傲的北大学生，虽在北京生活了好几年，但普遍没有真正“进入”这座八百年古都兼国际性大都市。

北京集中了全国五分之一的好大学（假定211工程大学就是好大学，全国共117所，北京有26所），真的是“人才荟萃”。可这么多精英生活在北京，真正关心北京这座城市的并不多——很少人在意这“第二故乡”的喜怒哀乐。在国家视角与都市趣味之间，他们明显倾向于前者。我曾为此大发感慨：“你在北大（或北京某大学）念书，对脚下这座城市，理应有感情，也理应有较为深入的了解。可惜不是北大校长，否则，我会设计若干考察路线，要求所有北大学生，不管你学什么专业，在学期间，至少必须有一次‘京城一日游’——用自己的双脚与双眼，亲近这座因历史悠久而让人肃然起敬、因华丽转身而显得分外妖娆、也因堵车及空气污染而使人郁闷的国际大都市。”[8]

可为与可不为

相对于一百多年的上海或三十多年的深圳，北京的地层太复杂了。不说建城三千年，单是建都八百年，就够你忙乎的了。不仅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还有南北文化的交融，以及不同民族对话的深刻烙印。所有这些，使得“北京学”层次丰富，线索复杂，深沉有趣，潜力极大，但要想把它做深、说透、写好，则很难。

相对于纵横古今的十卷本《北京通史》（曹子西主编，北京：中国书店，1994年），我更关注各种专题著作。众多研究成果中，不少出自北大中文系毕业的学生。如上面提及的《北京：城与人》的作者赵园，乃北大中文系1981级硕士生，后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此外，北大中文系1982级本科生董玥，后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取得博士学位，现为美国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历史系教授，著作有 Republican Beijing: The City and Its Histories（2003），以及该书的中译本《民国北京城：历史与怀旧》（北京：三联书店，2014年）；北大中文系1995级硕士生唐克扬，后在哈佛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现为独立策展人，著有《从废园到燕园》（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上述三书的撰写与我没有任何关系，倒是以下两种博士论文——张洁宇的《1930年代北平“前线诗人”诗歌研究》[9]（指导教师孙玉石教授，2002年）、陈洁的《鲁迅北京交游研究》（指导教师商金林教授，2014年）——虽非直接指导，多少有所介入。按理说，“都市研究”并非中文系师生的主攻方向，能有如此成绩，实属不易。

“北京”作为一个学术对象，晚清以降，经历了从野史轶闻到资料整理到笔记考辨再到博士论文的逐步演进，其大趋势是越来越学院化。民国年间的史地专家张次溪、金受申等编书或写书时，是有浓厚的文人趣味的。新中国成立后，邓云乡那些横贯掌故学与社会史、兼及考辨与文章的《鲁迅与北京风土》《燕京乡土记》《文化古城旧事》《北京四合院》等，也很好读。一直到近年出版的诸多北京学方面的著作（如王军的《城记》），仍然大都兼及学术性与可读性。话题有趣，资料丰富，加上可供驰骋的空间很大，如此“北京研究”，得到中文系师生的青睐，实在情理中。可正因为作者多是文史专业出身，主要关注文学、文化、思想、学术、传媒、教育等，不知不觉中，回避了经济、市政、建筑等同样很有意义的话题，因而其著作普遍显得灵气有余而硬朗不足。

人文学者从事都市研究，单说“古今贯通”或“文史兼顾”还不够，必须思考如何与社会史、经济史、科学史对话，以及怎样引入考古、艺术与建筑的视野，增加空间感与视觉性。好在对此话题有兴趣的博士生越来越多，他们苦心经营，稳扎稳打，学术上不断有所突破。因写作时间及评判机制的制约，博士论文里的“北京”，往往被掰开了，揉碎了，越说越细，这个时候，期待大手笔，高屋建瓴而又言简意赅，重建北京的整体形象。

相对于著述体例的思考，今日中国，都市研究之日渐倾向于“应用”，或许更值得关注。如何在个人学术兴趣与国家发展战略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这是个难题。最近十多年，各大学纷纷将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作为一个重要的评价指标。而这方面，社会科学长袖善舞，人文学则捉襟见肘。比如谈城市群、京津冀一体化、华北五省区合作，在经济、能源、交通、科技创新等领域有很多话好说，有很多事可做。这个时候，人文学者的思考及论述方式，就显得有点玄虚了。可积极承接政府项目，并因此获得大笔经费支持，这更接近于“智库”，而不是“大学”，尤其是大学里的人文学——后者擅长基础研究，其能力及志趣，不太适应目前讲求实用的大趋势。

我承认“对策研究”及“领导批示”的价值，但不认为这是人文学的主攻方向。同样谈“北京”，得区分基础研究与实用研究，二者各有所长，也各有缺憾。在我眼中，“大学”之所以不同于“智库”，就因其像个漫无边际的池子，养各种各样的鱼，国家（社会）什么时候需要，我们都能提供合适的品种。在一个“计划赶不上变化”的时代，大学的从长计议、多手准备，自有其好处。须知人类历史上，有时星光，有时月亮，有时萤火虫更讨人喜欢。

当下中国学界之谈论都市，制约你思考的，除了国家大政方针以及自家的学术理想，还包括地方政府的发展需要，以及开发商的利益诉求。这方面，我说过两句意味深长的话。第一句扬眉吐气：“某种意义上，城市是建起来的，也是说出来的——尤其是城市的历史意蕴与文化内涵，即内在的力度与美感，需要人文学者帮助发掘，才能被公众所接纳。”[10]第二句则明显底气不足：“作为学者，我们的责任是说出自己相信的、经过深思熟虑的见解；至于领导在不在场，民众爱不爱听，能不能收获掌声或付诸实践，不在考虑之列。”[11]为什么？因我深知，当今中国学界，无论著书立说或现场发言均不受外界影响、气定神闲、“吾道一以贯之”，这样的学者越来越少了。

今日中国，无论轰轰烈烈的城市规划，还是在清幽的书斋里谈论“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已经很难再特立独行，像梁思成那样为理想而激烈抗争了。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守住自家的底线——有所为，有所不为。我曾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有感而发，称做城市研究必须拒绝诱惑，不该成为房地产商的托。没想到，主持会议的领导在闭幕式上针锋相对，说研究都市的，为房地产商站台，是可以通融的。幸亏我当时不在场，否则非吵起来不可。这等事，虽说早已见怪不怪，可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居然还有学界领导站出来，理直气壮地为其辩护。既然如此，我也就无话可说了。

[1] 参见《胡适全集》第31卷第812页、第814页，以及第23卷第348页、第24卷第75页,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

[2] 陈平原：《“现代中国研究”的四重视野——大学·都市·图像·声音》，《汉语言文学研究》2012年第1期，收入《读书的“风景”——大学生活之春花秋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3] 陈平原：《“五方杂处”说北京》，初刊《书城》2002年第3期，收入《北京记忆与记忆北京》，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

[4] 此文修订后，2008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刊行，书名改为《北京的舆论环境与文人团体（1920—1928）》。

[5] 此文修订后，2008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刊行，书名仍为《清末民初北京的舆论环境与新文化的登场》。

[6] 此文修订后，2011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刊行，书名改为《北平的大学教育与文学生产（1928—1937）》。

[7] 此文修订后，2008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刊行，书名改为《士林交游与风气变迁:19世纪宣南的文人群体研究》。

[8] 参见陈平原《对宣南文化的一次“田野考察”》，2012年5月21日《北京日报》。

[9] 此文修订后，2003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刊行，书名改为《荒原上的丁香：20世纪30年代北平“前线诗人”研究》。

[10] 陈平原：《“城市”怎样“阅读”——一个人文学者的追求与困惑》，《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

[11] 陈平原：《六城行——如何阅读/阐释城市》，2012年2月8日《中华读书报》。

2015年10月1日修订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初刊《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12期）

作者简介：陈平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教育部"***"特聘教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文学讲座教授、北大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曾先后在日本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英国伦敦大学、法国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美国哈佛大学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台湾大学从事研究或教学。关注的课题包括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国小说与中国散文、现代中国教育及学术、图像与文字等。曾被国家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1991);获全国高校一、二、三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著作奖(1995，1998，2003)、第四届国家图书奖荣誉奖(集体，1999)、第五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集体，2001)、第一、二届王瑶学术奖优秀论文一等奖(2002，2006)、北京市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2006)、第三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2006)等。先后出版《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千古文人侠客梦》《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中国散文小说史》《中国大学十讲》《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大学何为》《北京记忆与记忆北京》等著作三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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