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喊你来经商

这几年，宋仁宗比较火，他忙完《知否》，又来到了《清平乐》，这还不说，仁政至极的他，更是关心民生，为了繁荣京城开封的经济，让百姓多些收入，他又开始发展商业引导消费了。

有足够的经商空间

宋仁宗喊你来经商是很有底气的，首先他的京城东京即开封，有的是经营的地方。不信你去看看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吧，画中开封是商铺林立、人来人往、车水马龙的商品交易景象：医药铺、酒店、邸店、卦肆、纸马铺等店铺商家，一应俱全。

这样的景象，要是在宋代以前的开封是不可想象的，那时实行的是坊市制，人们都被封闭在坊市里，街上没有商业气息，没有人气。这种制度在宋代被打破了，慢慢地允许人们临街开店，而且扩大到全城，大街小巷，桥头路口，都成了商品交换的地方。

到了宋仁宗时期，取消了宵禁制度，商户开店的时间在晚上也没有限制，人们晚上也可以出门去集市上采购商品。这不仅使交易市场更活跃，而且还吸引了各地商人来开封经商。所以，开封的大街两旁，商店林立，商摊栉比。以州桥为界，州桥以南的御街，两边酒楼、饭店、香药铺和其他店肆，互相交错，一直到南薰门里;州桥以东的宋门，有鱼市、肉市、金银铺、彩帛铺、漆器铺，琳琅满目;州桥以西的西大街，两边珠子铺、果子行等，五颜六色，光怪陆离。马行街、牛行街、东华门大街，西角楼以西的踊路街等，都是东京比较繁华的街道，这些地方只要不违规，都允许开店经商。宋仁宗甚至连御街两旁的御廊也准许买卖交易。一时各河的桥头桥畔，摊贩拥挤，人来车往，形成热闹非凡的桥头市场。但是也有弊端：影响了交通。仁宗天圣三年（1025），崇仪副使田承说就提意见：“河桥上多是开铺贩鬻，妨碍会直及人马车乘往来……”宋仁宗不得不下诏：“在京诸河桥上不得令百姓搭盖铺占栏，有妨车马过往。”看来该管理还是得管理。

随着商品交换和人们生活的需要，开封的夜市也慢慢地发展起来，有些地方甚至通宵达旦。夜市主要在御街一带：一是朱雀桥至龙津桥一带;二是州桥南北。苏轼有诗写道：“龙津观夜市，灯火亦辉煌。”从州桥到龙津桥的夜市，主要卖“杂嚼”，也就是小吃。因为这一带的州桥之北，官府集中，公干人员较多，他们白天办公，晚上才有时间消费休闲。东京另一个夜市闹市区足以土市子为中心，重点在土市子北的马行街。这条大街两边国医药店、官员宅第、香药铺席，鳞次栉比，两旁有百余家工作坊店铺，以及几座大型酒楼，中瓦、里瓦等表演曲艺、说唱杂技的大型娱乐场所，这里夜市最热闹也就不奇怪了，正是经商的好去处。

当时的开封庙宇林立，庙会繁多，宋仁宗也统统放开，允许在此开店经商，一时间寺庙内外也成了商品交易的重要场所。其中以相国寺最为繁华。

张贵妃亲自带货助推商业发展

俗话说得好：夫唱妇随。宋仁宗一声令下发展商业，还有一位贤惠的贵妃给他做后盾，她就是张贵妃，宫中的消费就是导向。也许是张贵妃听说南方金橘来到了开封，大家不欣赏卖不动，于是亲自带货。她安排宫女专门到街上买来金橘带头吃，这一招果然奏效，市民们一看贵妃都吃金橘，于是也紛纷抢购。看到此情此景，知制诰欧阳修很是感慨，他除了响应官家号召支持商业，买来金橘让家人品尝外，还写了一篇文章予以推波助澜，也算是为商业经济做点贡献。他在《归田录》卷二中写道：

金橘产于江西，以远难致，都人初不识。明道、景祐初，始与竹子俱至京师。竹子味酸，人不甚喜，后遂不至，而金橘清香味美，置之樽俎间，光彩灼烁，如金弹丸，诚珍果也。都人初亦不甚贵，其后因温成皇后尤好食之，由是价重京师。余世家江西，见吉州人甚惜此果，其欲久留者，则于绿豆中藏之，可经时不变，云：“橘性热，而豆性凉，故能久也，”

欧阳修所说的温成皇后就是张贵妃。欧阳修的家乡江西吉州是金橘的重要产地之一，金橘从吉州运到开封需要很长的时问，保鲜是个问题，为此吉州人没少动脑筋，他们摸索出了一套储存金橘之法，现在看来也非常科学，宋张世南在其《游宦纪闻》卷二记载了这个办法：“惟藏绿豆中则经时不变，盖橘性热，豆性凉也。”

金橘自从得到张贵妃的青睐之后，行市大涨，于是包括吉州在内的南方商人源源不断运金橘往京师入店销售。

开封销售的水果不仅有金橘，其他各类瓜果也是四季不断。开封卖瓜果之类的称为果子行。据《东京梦华录》载，“至州桥投西大街，乃果子行”。“如果木亦集于朱雀门外及州桥之西，谓之果子行……行贩不绝”。果子行除卖各地出产的果脯外，主要买卖大量的新鲜水果。水果比较集中的季节是在六月至八月。六月的“巷陌杂卖”之时，义塘甜瓜、卫州白桃、南京金桃、水鹅梨等“浮瓜沉李”，充满“风亭水榭，峻宇高楼”及闹市之处。八月中秋之时，石榴、枣、栗、葡萄等，“皆新上市”。还有南方的荔枝、橄榄之类。“时新花果”上市时节，以东华门外“市井最盛”，禁中买卖在此，妃子们争先尝鲜，甚至上市的茄瓠之类的蔬菜，“每对可直三五十千”。

给经商者提供优质服务

开店经商的增多了，如何保证消费者的权益？为了让大家放心消费，宋廷各部门加强了市场监管服务。他们创新了管理方法，成立行业协会，来对商品质量负责，尤其是加强了对食品质量的监督和管理。

宋政府的做法是：让各类商人组成行会，并按行业登记在册，否则就不能从事该行业的经营。商品的质量也由各个行会把关，行会首领负责评定商品的成色和价格，充当本行会成员的担保人。这样一来，市场商品交易的监督管理就深入到了商户中。行业自我监督自我管理取得了很好的管理效果。据《都城纪胜·诸行》载：“市肆谓之行者，因官府科索而得此名，不以其物小大，但合充用者，皆置为行，虽医卜亦有职。……内亦有不当行而借名之者，如酒行、食饭行是也。”就是说，由政府管控成立的各个行会，对生产经营的商品质量进行把关。行会的首领作为担保人，负责评定物价和监察不法。消费者如果买到了假冒伪劣产品，可以到行会进行投诉，在行会内就可以得到处理。

宋廷各部门不仅做好管理服务，还在税收和金融服务方面费了不少心思。宋仁宗执政时期对商税进行了改革。盐、铁等重要货物买卖产生的商税均由中央决定，其余的货物比如丝绸等看收益情况，由国家制定。这样一来，商人交税的数额减少了，调动了商人经商搞流通的积极性，促进了开封商业的交流和发展。

开封商业的繁荣，让货币使用量大增。当时宋沿用的是五代以来的省陌制（用钱不足百而按百计者为省陌）。宋代将钱币流通区分为铜钱区、铁钱区和二者混用区，开封属于铜钱区，政府严格限制不合质量的恶钱在市上流通。

考虑到一些商人使用铜钱量大，携带不便。宋仁宗于是针对京师铜钱的储量与市场的需求，根据唐代飞钱办法，实行便换，称为便钱，便钱最初的办法是允许商人人钱到京师的左藏库，入库之前先经三司投牒，入库之后，官府一缗收取钱二十，给商人以券，即便钱。商人拿到这种便钱可以到经商的州县再兑换现钱，开展交易，这样就减少了商人携带笨重钱币的困难。便钱的数量由宋太宗年间的170余万贯，发展到宋仁宗年间的300余万贯，可见其作用之大。这种便换制度，使京师有足够的钱币使用，同时方便了京师与外地商业的联系，有力地促进了开封及各地商业的发展。

另外，宋仁宗时期还出现了我国最早的纸币——交子，这种纸币携带方便，是交易方式中的一大进步。这一切都促进了开封的经济发展和商业繁荣。宋仁宗对此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