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与朱梅馥：你自缢我相随，我们只有死别再无生离

傅雷（1908年4月7日－1966年9月3日），男，汉族，字怒安，号怒庵，生于原江苏省南汇县下沙乡（今上海市浦东新区航头镇），中国翻译家、作家、教育家、美术评论家，中国民主促进会（民进）的重要缔造者之一。

傅雷早年留学法国巴黎大学。他翻译了大量的法文作品，其中包括巴尔扎克、罗曼·罗兰、伏尔泰等名家著作。20世纪60年代初，傅雷因在翻译巴尔扎克作品方面的卓越贡献，被法国巴尔扎克研究会吸收为会员。傅雷在“文化大革命”之初，受到巨大迫害。1966年9月3日凌晨，愤而离世，夫人朱梅馥亦自缢身亡。

他的全部译作，经家属编定，交由安徽人民出版社编成《傅雷译文集》，从1981年起分15卷出版，现已出齐。

朱梅馥（1913年2月20日-1966年9月3日），女，1913年出生于上海。她是现代中国文学家傅雷之妻。杨绛称其集温柔的妻子、慈爱的母亲、沙龙里的漂亮夫人、能干的主妇于一身。

（傅雷与朱梅馥）

1908年4月7日，生于江苏南汇周浦镇。傅雷幼年丧父，母亲贤淑，极富主见，曾请先生教子认字、授英语与算术。1919年傅雷进镇小学二年级，一学期后转往上海，入南洋中学附属小学。1921年考取教会学校徐汇公学。傅雷原名怒安，十五岁时易名为字，另取名为雷。

1924年，被大同大学附属中学录取读高中，其间，他积极参加“五卅”爱国斗争和反军阀学潮，在《北新周刊》《小说世界》发表《梦中》《回忆的一幕》两篇小说。1926年秋，傅雷考入上海持志大学。翌年发生“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局动荡。他欲安心读书，决定出国留学。母亲为其变卖田产，筹措资金。1927年12月30日，傅雷告别亲友，乘坐法国邮轮“盎特菜蓬号”起程赴法。

1928年2月3日，抵马赛，次日至巴黎。他持严济慈信，经郑振铎介绍进法国西部的贝底埃补习法语。同年秋考入巴黎大学文学院，主修文艺理论。课余去卢浮美术史学校和梭旁恩艺术讲座旁听，观赏法国艺术馆、博物馆的美术名作。

1929年暑假，由曾觉之安排，傅雷前往瑞士菜芒湖畔圣扬乔尔夫木屋，与孙伏园、孙福熙兄弟及刘海粟、刘抗、陈人浩等艺术家同游。他无意中看见房东旧历书上的《圣扬乔尔夫的传说》，爱不释手，便开始试译，且刊登在1930年的《华胥社文艺论集》中，这是傅雷首次发表译作。随后，又试译秦纳的《艺术哲学》、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

1930年1月，傅雷依据对印象派画作的观摩和学习美术史、美术理论的心得，撰写出他的第一篇美术评论文章《塞尚》，于《东方杂志》上登载。是年春，随刘海粟出席比利时独立百周年纪念博览会，鉴赏布鲁塞尔美术馆法兰德斯画派代表人物卢本斯及其弟子的绘画作品。次年5月，又和刘海粟等艺术界友人来到意大利，参观罗马教堂的文艺复兴运动代表画家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的原作。此间，他将赴法海上经历《法行通信》十二篇及留法感想三篇，寄往上海《贡献》旬刊陆续刊载。

1931年8月中旬，傅雷与刘海粟一起乘“香楠沙号”轮船归国1931年9月傅雷返抵祖国，担任刘海粟为校长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办公室主任，兼授西方美术史、法语。应中华书局邀请负责出版《世界名画集》，编选《刘海粟》专辑，特作论于卷首。

1932年，与表妹朱梅馥结婚。同年参加庞薰琹等组织的“决澜社”，发表社签名宣言，与倪贻德合编《艺术旬刊》，主持庞薰琹个人画展。授课外，他将主要精力投入到翻译外国文学及撰写艺术理论文章之中。其完成的唯一一部学术论著《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从1932年10月至1933年2月，在《艺术旬刊》上连载。1933年自费出版第一部译作要列甫・苏卜的《夏洛外传》。9月，因母亲离世，傅雷遂辞去美专职务，选择译书为业。

傅雷 作品

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傅雷翻译的罗曼·罗兰《米开朗琪罗传》《托尔斯泰传》。他曾短期出任《时事汇报》周刊编辑、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编审科科长，考察龙门石窟。1937年抗战爆发后，翻译了莫罗阿的《人生五大问题》《恋爱与牺性》《服尔德传》，罗素的《幸福之路》等，并重译《贝多芬传》，撰写长篇评介论文《贝多芬的作品及其精神》。

1943年11月，参与筹办美专同事、国画大师黄宾虹首次个人画展《黄宾虹八秩诞辰书画展览会》。1945年随着抗战胜利，国内形势日趋紧张。傅雷与周煦良合编《新语》半月刊，发表十余篇关于时局、民主、教育、文艺等内容的政论杂文；为《周报》《民主》《文汇报》等撰写数篇类似文章，这是他第一次迈出书斋，突破文艺范畴，直面社会和人生，以鲜明立场支持民主运动。

1945年12月，同马叙伦、王绍鏊等发起组建“中国民主促进会”，旨在发扬民主精神，推进中国民主政治。1948年，受英国文化协会委托，傅雷翻译牛顿的《英国绘画》，由商务印书馆出版。8月他翻译的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面世。

傅雷

1949年6月，傅雷携眷前往香港，长子傅聪独留昆明读书。不久回京转沪，钻进书斋继续他的翻译事业。

20世纪50年代前期，傅雷重译《高老头》《约翰・克利斯朵夫》。并新译出版巴尔扎克的《贝姨》《邦斯舅舅》等作品，梅里美的《嘉尔曼》《高龙巴》，伏尔泰的《老实人》《天真汉》《查第格》及一些短篇文学作品。

1954年，傅雷之子傅聪留学波兰 ，《傅雷家书》出自这一时期傅雷与其子的书信来往中。

1957年3月，傅雷应邀出席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尔后在《文汇报》上相继发表文章，提出改进党群关系的意见。随即，鸣放整风转入“反右”。1958年他被扣上“右派”帽子。

1959年10月1日，在周恩来、陈毅关怀下，傅雷给波兰毕业、远在英国的儿子傅聪写去中断联系两年后的第一封家书。 1961年9月，有关部门摘掉傅雷”右派“帽子，此后的四五年他一直深居简出。 这期间他翻译了巴尔扎克的《赛查・皮罗多盛衰记》《搅水女人》《都尔的本堂神甫》《比哀兰德》《幻灭》，再次修改《高老头》，正式翻译泰纳的《艺术哲学》。

傅雷生活照

1966年8月底，文化大革命初期，傅雷遭到红卫兵抄家，受到连续四天三夜批斗，罚跪、戴高帽等各种形式的凌辱，被搜出所谓“反党罪证”。

1966年9月3日上午，女佣周菊娣发现傅雷夫妇已在江苏路284路5号住所“疾风迅雨楼”双双自杀身亡，傅雷系吞服巨量毒药，在躺椅上自杀，享年58岁，夫人朱梅馥系在窗框上自缢而亡。

傅雷夫妇死后，他们的骨灰先被一个叫做江小燕的女子冒死救下，装进骨灰盒葬在永安公墓。后来江小燕被造反派查到了，但是造反派不知道骨灰盒葬在哪里，傅雷夫妇的骨灰才幸免于难。 但因为没人祭扫和交管理费，永安公墓的人打算清理掉他们的骨灰盒，一个管骨灰盒的工作人员，当时已经听说那是傅雷夫妇的骨灰盒，于是偷偷拿走藏在了青浦乡下的一个公墓里，据说藏在了一个工作人员的床下面。直到1979年平反的时候，傅家亲属急于寻找傅雷夫妇的骨灰盒，询问了永安公墓的人员后，成功找到了这个管骨灰盒的工作人员，在他的陪同之下，最终领走了骨灰盒。

1979年4月，由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办傅雷朱梅馥追悼会，柯灵致悼词，宣布1958年划为右派分子是错误的，应予改正；文化大革命中所受诬陷迫害，一律平反昭雪，彻底恢复政治名誉。骨灰移葬上海革命烈士公墓。

朱梅馥，生于1913年2月20日，上海南汇县。原名朱梅福，缘于出生之时正是阴历元月十五，腊梅盛开。

父亲朱鸿，清朝秀才，后来教书为业。母亲杨秀全，有三兄一姐。

朱梅馥女士初中就读于上海教会学校稗文女校念，高中进入另一所教会学校晏摩氏女校，曾学过钢琴。

朱梅馥与次子傅聪、幺儿傅敏(1939年)

在四岁时，朱梅馥的父亲蒙冤入狱，她的母亲为其父洗刷冤屈，无暇照顾自己幼小的女儿，致使她的两个弟弟与一个妹妹死去。她14岁时与傅雷定下婚约。

1932年，她与著名翻译家傅雷在上海结婚。婚后育有三子，长子夭折，次子傅聪生于1934年，留居英国，钢琴家；三子傅敏生于1937年，教育家，编辑有《傅雷家书》传世。

1966年9月3日，文革爆发，时局混乱。不堪中，她与丈夫傅雷选择了一死，她为傅雷准备好温水服毒药，为保持尊严将他摆正在沙发上，后撕下床单上吊自尽。时年五十三。

1979年4月，朱梅馥与傅雷夫妇二人的骨灰盒移入上海革命烈士公墓。

朱梅馥与傅雷

朱梅馥女士性格温柔，文静随和，贤淑豁达，被友人亲切称之为“菩萨”。

贤妻良母

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是民国爱情流行的模本。傅雷和朱梅馥便是很有代表性的一对，他们是表兄妹。

朱梅馥比傅雷小5岁。1913年2月20日，她出生在上海南汇县城。两人从小便喜欢在一块儿玩耍，傅雷总是以小男子汉的身份保护着表妹，表妹手里有块糖和饼干什么的也总是给他留着，两人好得胜似亲兄妹。

女大十八变，当朱梅馥一路从上海教会女校念过初中又升至高中时，本就天生丽质的她，愈发端庄秀丽起来，任谁看了都想多看一眼。傅雷不知道自己是哪一天对朱梅馥产生异样的感觉的，她温柔甜美的笑脸是他喜欢的，她的冰雪聪明也是自己喜欢的……总之，他觉得心里除了她，放不下任何人了。美貌只是一时的，才能才是一个女人立足的根本，朱梅馥这位小表妹的特别之处，是纤纤十指能够把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弹奏得行云流水，所以傅雷对她愈发倾心不已。而朱梅馥对傅雷这位自幼聪明好学的表哥也是早就存有一份深深的依恋和崇拜。

1932年，傅雷在上海一家饭店与朱梅馥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四目交汇的那一刻，彼此知道今生任谁也不能再把他们分开了。

婚后，朱梅馥和傅雷的生活看似平淡，但在妻子的精心打理之下，又无时无刻不透着珍珠般的美丽光泽。

朱梅馥最大的特点就是凡事能以丈夫傅雷的喜好为喜好，因为爱一个男人就是尊重他的内心。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傅雷在家里自行定了“家规”，这“家规”被现代女子看了大多会不屑的，但是朱梅馥从来都是认真地执行，并督促两个孩子去做。最典型的是“食不语”——吃饭时不许讲话；咀嚼时不许发出很大的声响；用匙舀汤时不许滴在桌面上；吃完饭要把凳子放入桌下，以免影响家中“交通”，等等。

朱梅馥除了在生活上对丈夫照顾得无微不至外，还是傅雷工作中不可多得的“好秘书”。傅雷的文稿多，且杂，且乱，每一篇几乎都经妻子的整理。她总是先把文稿一一排好顺序，然后再一笔一画地誊抄下来，字迹端正娟秀，一丝不苟。据说就连傅雷给傅聪写的信，每一封，她都要先誊抄留底，然后再亲手邮出。傅雷喜欢音乐，工作之余她就给傅雷弹奏一曲。傅雷爱花，她就时常陪丈夫半夜起来，打着手电筒，在小花园里进行嫁接实验。有妻如此，傅雷先生三生有幸！

关于那些灰色的日子是后来发生的。

1958年4月30日下午，傅雷在无数次遭“批判”后，被宣布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这顶帽子直接压垮了他的精神和意志。当晚他很晚才回家，见到妻子朱梅馥，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居然是：“如果不是因为阿敏还太小，还在念书，今天我就……”朱梅馥堵住了丈夫即将脱口而出的那几个字。知夫莫若妻，她怎么能不懂他的心呢？此时，朱梅馥知道她不能倒下，如果傅雷是一棵大树，那她就必须是藤，作为树的形象和他缠绕在一起。

“士可杀而不可辱”，时间定格于1966年9月2日夜。在红卫兵两天三夜不间断的抄家和凌辱后，翻译家傅雷“就像一个寂寞的先知、一头孤独的狮子，愤慨、高傲、遗世独立，绝不与庸俗妥协，绝不向权势低头（傅聪语）”，就在那一夜，他与朱梅馥携手同肩，于上海江苏路的家中自缢身亡。

朱梅馥曾经对傅雷说过：“为了不使你孤单，你走的时候，我也一定要跟去。”此刻，她实现了自己的诺言。为防踢倒凳子的声音吵醒邻居，他们还事先在地上铺了一床棉被……悄悄地他们走了，因为“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所以不如生死相依。

书信摘选

《傅雷家书》1961年10月5日夜：

朱梅馥

书信摘选

《傅雷家书》1961年10月5日夜：

“你是最爱妈妈的，也应该是最理解妈妈的。我对你爸爸性情脾气的委曲求全，逆来顺受，都是有原则的，因为我太了解他，他一贯秉性乖扈，疾恶如仇，是有根源的，当时你祖父受土豪劣绅的欺侮压迫，二十四岁就郁闷而死，寡母孤儿悲惨凄凉的生活，修道院式的童年，真实不堪回首。到成年后，孤军奋斗，爱真理，恨一切不合理的旧传统和杀人不见血的旧礼教，为人正直不苟，对事业忠心耿耿。我爱他，我原谅他。为了家庭的幸福，儿女的幸福，以及他孜孜不倦的事业的成就，放弃小我，顾全大局……”

“傅雷的艺术造诣是极为深厚的，对古今中外的文学、绘画、音乐各个领域都有极渊博的知识。但总是与流俗的气氛格格不入，他无法与人共事，每次都半途而去，不能展其所长。”（翻译家楼适夷评）

“傅雷满头棱角，动不动会触犯人又加脾气急躁，止不住要冲撞人，他知道自己不善在世途上园转周旋，他可以安身的'洞穴’，只是自己的书斋。”（文学家杨绛评）

傅雷非常爱这个国家，所以对这个国家的要求也很严格。他爱他自己的文章，爱他所翻译的作家的作品，所以对它们非常认真。（画家黄苗子评） [14]

“傅雷是个有个性、有思想的铁汉子、硬汉子，他把人格看得比什么都重。”（原国家出版局局长石西民评）

“傅雷这个人，我觉得是，在反右里面，应该讲是最没有反党情绪的，最想我们的党变得好一点的人。结果后来，在反右以后被批判的是最厉害。这个我想傅雷的理想的头，碰了一个那么大的钉子，碰到的头破血流，跟他后来不断地失望，到最后走上自杀的道路，是应该有关系的。”（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朱维铮评）

傅聪曾说：“其实我父亲不是天生就喜欢在书斋里的，他是很关心国家、关心世界、关心人类的。”

新中国成立后，傅雷逐渐走出了书斋，开始参与各类社会活动，他到农村、矿山、水库做调查研究，热情洋溢地写调查报告，新中国的新气象和他理想主义性格中至善至美的追求相吻合，他以一颗真诚无私的心，回应着时代的感召。

然而，他一如既往的心直口快，从不知“提防”为何物。1957年，傅雷被打成右派，此后他与夫人朱梅馥闭门谢客，深居简出。保姆周菊娣回忆，一年只有两个老朋友来家里吃饭，平时十分冷清。傅雷觉得，“任何孤独都不怕，只怕文化的孤独，精神思想的孤独。”

随着运动的高潮一波接着一波，就算孤独的境遇，对他都成了奢望。傅雷的骨头的硬的，傅雷的性格是真的。他不做廉价的检讨，他把人格看得比什么都珍贵。

在社会浪潮面前，他活得耿直而屈辱，他曾绝望地对朋友说：“我快要走了，我要走了。”在给傅聪的信中，他写道：“亲爱的孩子，我总感觉为日无多，别说聚首，便是和你通讯的乐趣，尤其读你来信的快慰，也不知我还能享受多久。”信写在1966年暮春，然而正如他所预料的，他们终究没能熬过那年秋天。

傅雷的脚步正在走向自己选定的终点，他选择了怎样去活，就会选择怎样去死。1966年9月3日凌晨，傅雷夫妇双双自缢身亡。

偌大的上海，放不下傅雷的一张书桌，和朱梅馥的一张灶台。他离开，为了他最后的尊严，她离开，为了她最后的挚爱。丈夫前行，妻子作伴；妻子独行，灯火寂灭。

傅雷夫妇留下的遗书交代了13件事，包括：代付9月份房租；亲属寄存之物因抄家不见，以存款抵之；600元存单给保姆周菊娣做过渡时期生活费，她是劳动人民，一生孤苦，不愿她无辜受累……他活得明明白白，走得清清楚楚。遗书中只有平静而清晰的交代，没有任何愤恨与抱怨。世人给了他那么多委屈，他留给世人的，却只有爱。

3000多字的遗书字迹工整、一字不错，真像傅雷的为人，单纯严瑾、自律较真，直如竹筒、纯如水晶。连同遗书最后的印章、小信封里装入的火葬费和地板上铺垫的棉被，都浸透了中国传统文人的高贵和中国知识女性的优雅。

傅雷和朱梅馥自杀时，傅聪正在伦敦，傅敏在北京。从此，一家四口，阴阳相隔，家破人亡。

多年后，回忆父母的离世，傅敏感叹道：“妈妈跟爸爸一起走或许是对的，如果她不走所有的灾难都会落到她一个人的身上。”傅聪说：“噩耗传来的第二天，我照常开了音乐会，因为如果我临时取消，父亲会失望的。”在音乐会上，傅聪告诉在场的所有观众：“今晚我演奏的节目，都是我父母所喜爱的。”

2013年10月27日，傅雷和朱梅馥的骨灰合葬于上海浦东的海港陵园，傅聪和傅敏请人在墓碑上刻下了这句话：“赤子孤独了，会创造一个世界。”这是傅雷的原话，他还说过：“所谓赤子之心，不但指纯洁无瑕、清新，而且还指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