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建华 散文选 闲话状元 ▎《华中文学》 存精去污 去浊扬清

作者简介:朱建华，男，55后，安徽马鞍山人，安徽散文学会会员，安徽省摄影家协会会员，中国金融摄影家协会会员，马鞍山市作协会员。作品见于《中国金融文化》《星火》《华中文学》《金融文坛》《安徽吟坛》等纸媒及网络平台。

闲话状元

         文/朱建华

从古至今，大凡与“状元”二字挂上边的，不是有金榜题名喜庆之事，就是借“状元”二字图吉利之名。喝酒的有“状元红”，开饭店的有“状元楼”，糕点铺有“状元糕”，考上前“三甲”的，皇帝殿试钦点榜首的被称之为“状元”。可见，“状元”二字在古代朝野乃至黎民百姓心目中的份量。

“状元”名称大约始见于唐。唐朝开始设立翰林院，专门招纳选聘在殿试取中的进士，一般按名次高下授予翰林院修撰、翰林院编修等职。

翰林院司职文书文字，负责朝廷的修书撰史、起草诏书等方面的工作，其职能相当于现在的社科院和办公厅。若是一介草民，通过科举能跻身于翰林之中，在当时实属莫大的荣耀，既可光宗耀祖，又开启了通往仕途的腾达之门。清朝吴敬梓写的讽刺小说《儒林外史》中的范进，参加乡试中了举人先喜后悲、由悲而喜的情节，正是当时封建科举制度的真实写照。试想，一个乡试举人之名都能令人疯癫，如果高中进士甚至状元、榜眼、探花，那还不得令范进整个家族都为之疯狂？真可谓“得之则荣，失之则辱”，社会以科举功名衡人，毁人誉人立下高见，泾渭分明。

清末实业家张謇，为求功名，自十六岁中秀才，一生致力于科举三十余年。曾经乡试五次落第，会试四次落榜，穷经皓首，日夜兼攻，一直到四十二岁才高中状元。当其获悉自己殿试第一时，竟喜泣跌倒在地！喜乎？悲乎？真可谓人生不易，功名难求！能像张謇这样终能出人头地者，毕竟还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学子在通往科举的路上，不是名落孙山，就是半途而废，不了了之。

另据记载，清朝顺德人黄章，一生致力于科举功名而乐此不彼。曾国藩早年在与太平天国作战时是屡败屡战，黄章参加科举考试也是屡败屡试。曾、黄二人经历虽然不一样，但锲而不舍的精神倒是毫无二致。黄章一百岁时参加乡试，将入考场，由其曾孙手持灯笼，上书四字“百岁观场”。此事广为流传。此乃佳话，还是笑话，不敢置喙，但唯有科举入仕的意识早已深入社会骨髓，由此可见一斑。

科举制度发展到后来，已是迂腐不清，积弊深矣，但仍是朝廷选拔人才的唯一举措，由此造成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现象。“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科举成了学子们梦想入仕的“敲门砖”。一朝成名，终身受用，难怪上到富家子弟，下到穷苦百姓，对参加科举考试前赴后继，在所不辞。但令人悲哀的是，科举制度在朝廷不遗余力地推行下，几乎摧毁了中国的科技发展力，也极大地制约了工业生产和创新，加之政治混沌，吏治腐败，贪污盛行，逐渐造成了国力日衰，积贫积弱的局面。而冥顽不化的科举制度也对重文抑商抑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到清王朝期间尤其更甚。

当然，通过科举制度，朝廷也的确网罗吸纳了一批人才。中国历代历朝自科举制度实行的一千多年间，共产生了数以百万计的举人和十多万名进士，但状元只有区区七百多人，这七百多人可谓是当时人才队伍中的宝塔之顶、高山之巅，成为朝野仰慕的对象。直至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状元”二字仍是学子们孜孜以求的人生目标，也寄托着家人沉甸甸的期盼与希望，而当每年一次的高考分数出来后，成绩名列前茅者都被称之为“文科状元”、“理科状元”，这与古代科举制下的“状元”性质虽不能相提并论，但不论怎么说，如此提法仍然在某种意义上沿袭了传统风习，可见逐年累月之下在人们潜意识当中受习俗文化的熏染是多么的深厚。

任何人类文化，都有着历史的印记和鲜明的时代特点，而历史的积淀，其中既有精华四溢，同时又有糟粕潜隐。存精去污，去浊扬清，是我们传承传统文化的共同责任，如此，才能不负历史重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