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岁以后，在公司怕是没出路了。考公务员的深圳年轻人
谈起为何考公务员，问及的每一个年轻人，最先想到的都是“30岁危机”。
“30岁危机”的背后，是巨大的群体性焦虑。
职场上的当下与未来，似乎都陷入困境，不确定性被愈放愈大；高速运转的社会节奏，带来强烈的漂浮感与不安定感；人来人往的大城市里，每个人都是孤独的……
这些刚踏入社会的年轻人，迫切需要一份更为稳妥的职业，来获取或多或少的安全感。
'难道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
今年5月初，钟欣欣提交了辞职申请。她想清楚了，她要离开广告行业，考公务员。
2019年大学毕业之前，她对广告行业的节奏早有耳闻——“加班是常事，可能24小时都要standby”。
刚毕业时，作为广告专业学生，怀着对职业的憧憬和刚踏入社会的雄心，她很难把那些所谓的压力放在眼里。甚至连轴转的工作节奏，也不在话下。
“每天能接触不同的人，不同的case，多有意思。得趁着年轻拼一拼，搏一搏，起码得在广告界做一番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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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广州的大学毕业后，她来到深圳，就职于一家广告投放公司。不需要多久，她就体验到了橡皮筋被拉到极限的感觉。
在公司里，她主要负责广告客户与KOL之间的投放协调。这种工作，等同于24小时与客户捆绑。
“甲方爸爸随时都会提要求，这里要改，那里要调，不管什么时间找你，提过来就得马上办”。
平时和朋友们一起出去玩，她往往是那个放鸽子的人。即便有机会出门，她也得随身带上电脑，一个电话打过来，她就得找到有wifi的地方，改方案、发资料……难得进一次电影院，100多分钟，有一半时间她都在回客户信息。
最令她崩溃的是大年三十。那天下午7点，她跟家人吃过年夜饭，急忙跑到自己的房间待命。甲方在春晚上投放了广告，她要把相关的视频，尽快传送到社交网站上。然而，传了删，删了传……她从7点忙活到凌晨2点，使尽了各种办法，那些视频始终无法正常显示。
听着楼下电视里的拜年声，和家人们的欢声笑语，随着夜渐深一点点安静下去。她一个人坐在屋子里，看着窗外鞭炮在空中划出的一两点光亮，感觉又累又沮丧，“整个年都变味了。”
几天后，公司才弄清楚，当晚社交平台，限制了相关广告的上传。
新年过后，扭紧了发条的日子还在继续。
她的公司位于科技园，每天早上拥在喘不过气的地铁站里，人们急匆匆地朝着一个方向冲，看起来目的清晰，又似乎在随着大流往前赶。到了夜里，无论她加班到几点，周围都是灯火通明，“永远有人比你更晚”。
“这个城市里的人，太累了”。
困在紧绷的生活里，她脑子里总有种预感，“也许再拉紧一点，拉到某个点上，你整个人就崩溃了。那种感觉，太难受了。”
7、8年以后的生活，似乎也一眼看得见。
跟30岁上下的同事聊天，她能感觉到那些人的困顿和迷茫：后起之辈的穷追猛赶，难以突破的职场瓶颈，就连升职也显得鸡肋——“升不上去，别人质疑你的能力，挤破头升了上去，又要面临很多工作之外的东西，比如办公室政治。”
“这难道就是我想要的生活？”
看着大家脸上的疲惫与焦灼，钟欣欣问自己。
玄妙的归属感
'大前年，有个被辞退后跳楼的中年员工，就是在我们公司对面跳的楼。'
谈及中年危机，27岁的周凡钰举出的例子，带着血的味道。
她在互联网公司上班，35岁几乎成了行业公认的被优化时限，“即便能留下，天天加班你也吃不消。” 女性身份又加重了她的焦虑，“二胎合法化后，女生在职场上的压力会变本加厉”。
比起多数在深圳生活的年轻人，周凡钰的压力小了很多。父母早年来到深圳，赶上了时代的红利。工作虽然忙，但也还应付得来，与男朋友的感情也很稳定，一切都似乎顺风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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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她还是有种强烈的漂浮感。
周凡钰身边有些买了房子的同事，每个月房贷大概在1万到2万，“他们很怕死，很怕生病”。有时候周凡钰会想，“为什么我们这代人活成了这样？”
身边的朋友来了又走，“他们买不起房子，被996拖垮了身体，很多人回老家了”。有好几个朋友，跟周凡钰谈起“来了就是深圳人”这句话，“他们说这话非常的玄妙，那种玄妙，让人觉得讽刺”。
去年，她最好的朋友也离开深圳回了老家，两个女孩一起在北方读大学，又一起到深圳工作。朋友离开的那天，她没有去送，一个人躲在厕所里哭，“我特别的孤独”，周凡钰感觉，自己的生活被掰碎了。
许久之后，周凡钰在微信上问起女孩“为什么离开深圳”。女孩告诉她，“你不懂，真的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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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个出生长大的城市，周凡钰的感情也变得复杂。大学毕业刚回到深圳时，她豪情万丈，“那时候我觉得我能拥有全世界，深圳就是我的，什么职业规划，我要当CEO。”
几年下来，大环境带来的不安定感，把她的豪情击碎一地。“你动不动就会被超越，会被淘汰。在深圳的归属感，非常的玄妙。”
而考上公务员，是她在家庭之外，获得某种安定感的途径。她的很多中学同学，也在准备公务员考试。
“公务员也不轻松，只不过可能这个职位，能给你踏实感罢了。”
体制内，一辈子平凡也行
从广告公司辞职后，钟欣欣在事业单位找了份外包员工的工作，决定一边工作一边考公务员。
她被安排在事业单位的办事窗口。这份工作，总算让她的生活回到正轨——加班不多，出门玩再也不用带着电脑待命，平时接待的都是市民，彼此沟通起来也是平等的，“比伺候甲方好多了”。
这种反差，让钟欣欣考公务员的想法更为强烈。她自认在事业上没有太多野心，“上岸就好了，当个小兵也行”。
钟欣欣在很多论坛上也看到，不少基层公务员岗位加班也严重，但考虑到稳定，她仍然觉得这是最佳选择，“起码能撇开浮浮沉沉的感觉，不会有中年危机。”
今年4月，常弘辞去了那份看似光鲜的工作，全力复习了3个月，没能等到深圳市的公务员录取公告。无奈，他找了份较为轻松的工作，上了3个月的班后，他再次辞职，准备国家公务员考试。
常弘决定考公务员，很大程度上，是想摆脱无休无止的加班。
大学实习时，常弘来过深圳，看着白云绿树蓝天，他一下子喜欢上了这个城市，“充满活力，很有发展潜力”。
2019年从学校毕业后，他如愿以偿进入了深圳一家知名公司的科技金融部门。很快，他就发现了现实与想象的差距——生活被工作填得满满当当，看看天看看云都显得奢侈，“工作到凌晨是常事，周末还得上班”。
连轴转的日子里，他连想想未来的时间都没有。
春节前夕，因为武汉封城，他没能回家。整个长假呆在房间里，他开始翻来覆去地思索，过去大半年的工作状态，究竟何时是个头。
“我们那些领导，比我们加班还晚，如果我以后升上去了，是不是比现在还累？” 他向在别的公司上班的同学打听，发现整个行业的工作状态皆是如此。
30岁以后的职业前景，也让他紧张，“基层员工里几乎看不到30岁以后的，听同事说，那些没升到领导岗位的人，都退到了内陆二线城市。”
他知道，有几个大学同学就在准备公务员考试，“他们有亲戚考上了深圳的公务员，看人家的状况，确实值得去考”，未做过多犹豫，他决定报考深圳公务员。
到今天为止，常弘已经备考6个月。有时候，他挺后悔自己大学的轻狂，“如果大三就开始复习，可能毕业前就考上了，那时候觉得公务员太平凡了，我得进大公司，做出一番事情来。”
“可能是受大环境的影响，现在觉得能过上平凡的生活，已经很难得了”。工作不到一年，常弘开始向往一份能准时下班的工作，可以支撑较好生活的收入，以及相对充裕的业余时间。
在他眼里，能承载这份期待的，也只剩公务员这个职业了。
郑飞宇愿意接受或许平凡的未来，很大程度上源于体制内的确定性。
从2018年毕业到现在，他已经参加过3次公务员考试。他大学学的金融，毕业没多久就发现，在金融行业，学历与出身何等重要。他上一份工作是在证券公司，“投行部、资管部那些核心业务部门，都要求985毕业。我这种普通本科，最后去了客服部”。
在公司里，他总觉得少了踏实和稳定感，“体制外的话，你要通过不断跳槽，来实现职位和薪资的上升，公务员，怎么都有一个相对清晰的成长轨道。体制内就算一辈子平凡，也可以接受。”
能上岸的，只有少数人
郑飞宇去年报考过深圳税务部门的一个岗位，竞争比是800:1，他的笔试成绩比面试线低了20分。 在今年7月的广东省公务员招考中，钟欣欣报名了深圳的某个岗位，招收1人，700多人报名，她的笔试成绩，排在300多名。
“备考1年上岸，现在是小概率事件”，刘蒸蒸从2012年开始，一直在深圳开设公务员考试培训班。
上岸，意味着公务员考试通过，考生被正式录取。在备考者和培训者口中，这是高频出现的词汇。
2019年，深圳市公务员招考共招录469人，吸引超过10万人报名。这一年，刘蒸蒸前后接待了七八百名考生，从他接触到的情况来看，考生们上岸的难度，一年难过一年。
“深圳公务员的待遇，在全国都是数一数二的，这几年市考的竞争越来越激烈，甚至超过了国家公务员考试。”
刘蒸蒸的培训班里，很多学员考虑到深圳上岸的难度，开始报考东莞、中山等珠三角地区的公务员岗位，其中也包括不少深圳本地长大的年轻人。
能上岸的，永远只有少数人。
“很多人考2年考不上，就放弃了，重新找工作或者回老家”。刘蒸蒸的学员当中，坚持最久的人，连续考了4、5年，“他进了5次面试，就是上不了岸”。
那些考上公务员的学员，在刘蒸蒸看来，前后境况可谓天差地别。
为了考公务员，不少人选择了低薪清闲的工作，或者直接辞职。很多学员几乎把所有的心思和精力，都扑在了考公上，“有的学员考不上，工作、结婚什么事都做不了，有学员的对象直接说，你考上了我们就结婚。”
收入不定，也面临不小的经济或者家庭压力，这都让备考者对前途格外焦虑，“尤其是等待面试的阶段，很多人吃不下睡不着，有些女学员在模拟面试时，直接就哭出来了。”
而一旦考上了，上岸者的人生，似乎一下子豁然开朗，各项人生大事也陆续进入正轨。
“我觉得上岸，是一个非常准确的比喻。”在刘蒸蒸看来，公务员考试对个体命运的改变，从结果上已经甚于高考。
“今年疫情发生后，公务员的含金量更高了”，他有个学员，今年省考和去年报了同一岗位。那个岗位今年的报名人数，是去年的3倍。”
郑飞宇打算考到35岁，他是深二代，今年28岁了，还有7年。为了更有把握上岸，他把报考范围放宽到了珠三角片区，“深圳周边的城市都可以”。
几天前常弘辞职后，把自己关在了出租屋里。从早上9点多到夜里11点，他每天复习将近13个小时，准备即将到来的国考。
他想清楚了，如果考不上深圳的公务员，就换个竞争力小的城市接着考。
“我们这个行业，就算换个城市找工作，还是加不完的班，30岁危机照样避免不了。整个社会的节奏就是这样的。那还不如一口气考上公务员。”
备注：
应受访者要求，除刘蒸蒸外，其他人物均采用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