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大学语文 “部编教材” 之研究
“部编教材”与“课程标准”或“教学大纲”
——两种“部编教材”之比较研究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对民国教育部“部定教材”《大学国文选》和今天教育部高教司组编教材《大学语文》两种教材的分析，试图“逆推”大学语文的“课程标准”或“教学大纲”，为各校制定“大学语文课程标准”或“大学语文教学大纲”提供参考。
关键词 民国大学国文；高教司组编《大学语文》；课程标准；教学大纲
大学语文这门课，大家一直遗憾其没有全国统一的“课程标准”或“教学大纲”，其实我们还可以换一种研究的思路。
一门课的课程性质、课程目标、教学要求、教学内容、实施建议，包括教材编写，应该通过“课程标准”或“教学大纲”来确定。“课程标准”或“教学大纲”应该是由教育部制定的教育文件。大学语文虽然没有部定“课程标准”或“教学大纲”，但是无论是民国“大学国文”还是今天“大学语文”，都有“部定”和“部编”教材，可以反映出教育部开设这门课程的宗旨，我们不妨采用逆推的方法尝试探讨一下。
上世纪40年代，民国教育部曾推出过一种“部定大学用书”《大学国文选》，[①]虽曰“部定”，实际是教育行政部门和教育家们共同协调的结果，尤其是编写教材的过程非常周致，符合“程序合法”，仍然值得今天参考。魏建功在《大学一年级国文的问题》一文中这样介绍这一过程：
大学用书编辑委员会在二十九年秋季开第一次委员大会，议定大一国文选本由会议推定若干人负责编选，结果推定了黎锦煕朱自清伍俶傥卢前王焕镳诸先生和我六个人，并且指定由我负责连络进行，作为召集人，我从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得着司中主持的大一国文谈话会记录，再因大学用书编辑委员会供给征集到的各大学院校现行教材，分别统计编目并拟订编选办法，征询诸位的意见。原拟编制“统一”和“补充”两项教材，选法由各人先行初选若干篇，集中整理后开会复选决定。三十一年六月十五至十六两天，我们由各地聚在重庆教育部商定了一个选目（下略）[②]
根据这段介绍，我们可以还原教材编写的过程：（1）1940年秋，教育部大学用书编辑委员会召开了一次委员大会，议定编写大一国文选本，会议推定推定黎锦煕、朱自清、伍俶傥、卢前、王焕镳和魏建功六人负责编写，并指定由魏建功作为召集人。（2）魏建功拿到了教育部高教司主持的大一国文谈话会记录，记录有关于大一国文的教学目的等方面的规定。（3）编写组拿到了大学用书编辑委员会供给征集到的各大学院校现行教材，共20种。（4）编写组对征集到的教材及篇目作了极其详尽的统计分析，仅在魏建功《大学一年级国文的问题》一文就介绍了14种角度的统计分析方法。（5）又“征询诸位的意见”，这应该就是两年间教材编写组成员不断的沟通过程。魏建功说“我们中间有专精选学的，有宗主桐城的，有创新的作家，有解故的学人”，肯定要有一个协调过程。（6）“原拟编制'统一’和'补充’两项教材”，后来虽然只编了统一教材，没有编补充教材，但是编写组的黎锦熙也做了这方面的研究和介绍，他设想要编一部《国文辞类纂》，包括五大类十巨册：第一册“总论：部颁五十篇”、第二册“学术思想篇”、第三册“社会科学篇”、第四册“教育篇”、第五册“史地篇”、第六册“文学篇”、第七册“应用文篇”、第八册“语言文字篇”、第九册“艺术篇”、第十册“自然科学、应用科学篇”。[③]可惜这终究只是构想，最终并没有编出来，当时是战时。（7）1942年6月15至16两天，教材编写组从各地聚集到重庆教育部商定教材选目，大家商定了三条原则：1.酌量避免与中学重复；2.生人不录；3.时代后排，文体后分，四部不论。因此初选目录中的三篇语体文，鲁迅先生两篇，徐志摩先生一篇，全部取消，遂确定为一份全部文言文的“大学国文选目”。
其后，教育部以文件形式公示了这份“选目”，饬令各校“遵用”。[④]“选目”引起了社会广泛讨论，尤其对其全选文言文且采用“经史子集”排列提出批评。1942年《高等教育季刊》第2卷第3期推出了“大学国文教学特辑”，由“选目”拟定者与异议者各发表一些意见。主要的篇目有：黎锦熙的《大学国文之统筹与救济》、魏建功的《大学一年级国文的问题》、朱光潜的《就部颁大学国文选目论大学国文教材》、朱自清的《论大一国文选目》、魏建功的《答朱孟实先生论大一国文教材兼及国文教学问题》、阮真的《如何教今日之基本国文》、陈东原的《大学国文应读专书之建议》、陈延杰的《大学国文教材应注重读经》、王焕镳的《大学国文教学问题之讨论》、钱用和的《大学国文教学刍议》、穆济波的《大学教育与国文教学》、陶秋英的《大学国文教读的杂感》等。
1943年又根据这份“选目”编成的《大学国文选》教材正式出版。教育部长陈立夫为之作序，说：“大学一年级之国文学程为共同必修科目，所以养成学者理解载籍之能力，与运用文字之技术，以期渐近而阐扬固有之精粹者也。”教材“编订要旨”有三条：
（1）在了解方面，养成阅读古今专科书籍之能力。
（2）在欣赏方面，能欣赏本国古今文学之代表作品。
（3）在修养方面，培养高尚人格，发挥民族精神，并养成爱国家、爱民族、爱人类之观念。
但是这个“编订要旨”是有缺陷的，因为教育部高教司主持的大一国文谈话会记录中原是四条：
（1）在了解方面，养成阅读古今专科书籍之能力。
（2）在发表方面，能作通顺而无不合文法之文字。
（3）在欣赏方面，能欣赏本国古今文学之代表作品。
（4）在修养方面，培养高尚人格，发挥民族精神，并养成爱国家，爱民族，爱人类之观念。[⑤]
两下对比，最后编成的教材少了一条“发表方面”即写作的目标，事实上这个教材全选文言文，且周秦两汉占了半数，正如朱光潜和阮真批评的“选目”全选文言文而没有顾及到写作这一方面。所以社会各方对教材的批评，认为教育部搞倒退——其实这个责任应由魏建功等6位专家来负，因为教育部最初是有写作方面的要求的。这也说明“课程标准”或“教学大纲”的重要，即使只是简单几条，少了一条就会使教材课程发生重大偏差。
当年讨论“选目”的时候，叶圣陶先生也写有一篇《关于大学一年级国文》，[⑥]则提供了另一种讨论思路。因为当年的信息不像今天这样畅通，叶圣陶看到这个“选目”的时候，并不知道有教育部高教司会议的四条，自然也不知道日后出版的教材“编定要旨”的三条，叶圣陶乃另辟蹊径，他首先认定大一国文课是一门“补课”性质的课，大学一年级仍要开设国文课的原因是高中语文没有学好，那么就不妨继续拿高中语文课程标准来进行要求。当时的高中国文课程标准有四目：
（一）使学生能应用本国语言文字，深切了解固有文化，并增强其民族意识。
（二） 除继续使学生能自由运用语体文外，并养成其用文言文叙事说理表情达意之技能。
（三）培养学生读解古书，欣赏中国文学名著之能力。
（四）培养学生创造国语新文学之能力。
他认为“大学一年生读了一年的国文，如果够得上高中的标准，这就是不'差’了”。
徐中玉当年也采用了同样的研究方法，他说：“高中国文教学的目标有四：（—）除继续使学生能自由运用语体文外，并养成其用文言文叙事、说理、表情、达意之技能；（二）培养学生读解古书，欣赏中国文学名著之能力；（三）陶冶学生文学上创作之能力；（四）使学生能应用本国语言文字，深切了解固有文化，并增强其民族意识。这四项目标，在高中阶段是否完全适宜，是一个问题，但若用来作为大—国文的教学目标，我以为也尽够尽够了，所以我认为用不着再在大一国文上来耍什么徒然的文字花样。”[⑦]他认为在这四项目标中，应该比较注重在第一项，也就是“如何与作文取得连系，而于作文训练多少得一些帮助。”
围绕民国部定大学国文教材的这些讨论，可以给今天的教材编写提供些许参考。
下面再讲第二种“部编教材”。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大陆高校重开大学语文课，第一种教材是1981年徐中玉主编的《大学语文》，[⑧]据教材的“编写说明”介绍：1978年秋，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倡议重新开设大学语文课并在南大率先实行，全国很多高校响应并陆续开课。各兄弟院校迫切希望制订出教学大纲和协作编写教材。1980年10月，在华东师范大学和南京大学的联合倡议下，于上海召开了有20所高校参加的大学语文教学讨论会（这个数字非常巧合，当年民国部定教材也是征集到20所高校资料，不过那是战时，要比今天艰难得多），会上对大学语文课的教学目的和要求进行了较深入的讨论，并制订了“教学大纲”，拟定了教材篇目，成立了教材编审委员会。在第一次编委会议上，全体编委一致推选华东师范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中文系主任徐中玉教授为主编，侯镜昶、徐鹏、叶百丰、董治安四位副教授为副主编。会上对教材编写进行了分工，并订出具体措施，采取先分片后集中的办法：先由上海各校的编委负责编写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部分，南京、杭州、合肥、福州各校的编委负责编写宋元明清近代部分，济南、长春各校的编委负责编写唐及现代部分；分片进行通稿后再集中定稿。在大家的积极努力下，各片如期在1980年年底前完成初稿；编委分别在上海、合肥、济南举行通稿会议。1981年1月，全体编委集中杭州，举行定稿会议。会上，大学语文研究会名誉会长匡亚明应大家的要求，就开设《大学语文》课的重要意义及语文教学工作者的光荣任务作了讲话，受到与会同志的热烈欢迎，并决定将这次讲话的摘要作为教材代序。2月在上海再次由正副主编审定全稿。7月，教材正式出版发行。其后一些年，这个教材经过几次再版，到1996年升格为“教育部高教司组编教材”，高教司撰写了一个“出版前言”，说：
大学语文课，是普通高校中面向文（汉语言文学专业除外）、理、工、农、医、财经、政法、外语、艺术、教育等各类专业学生开设的一门文化素质教育课程。课程设置的目的是培养学生汉语语言文学方面的阅读、欣赏、理解和表达能力。这是大学生文化素质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徐中玉也撰写了一个“编写说明”，说：本书作为全国全日制各高等院校开设“大学语文”课程的通用教材，是我们编写组接受国家教委高教司的委托而编写的。学好“大学语文”这类基础课程，可以产生下列一些重要作用：
1.增强人文精神的培育。
2.看到人和人格的力量。
3.有助于突破思维定势，获得启发，利于创新。
4.优秀文学作品的精彩描写提供了美感、愉悦和享受，既能陶情养性，也能提高鉴赏力与写作水平。
其后教育部也尝试组织编写“教学大纲”，发布过一个《大学语文教学大纲》（征求意见稿），指出：
在全日制高校设置大学语文课程，其根本目的在于：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人文性和基础性特点，适应当代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日益交叉渗透的发展趋势，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具有全面素质的高质量人才。
这个“征求意见稿”发到各大学，许多老师都说见到过，可是完整的文件稿却查不到了，笔者曾辗转托人到教育部查问，也未得，很大的可能是没有收集到有价值的反馈，未能形成正式文件。这是有可能的，因为大学语文乃至民国大学国文一直都缺少有人做系统扎实的研究，自从1904年设科以来，一百年后，到2007年才出现第一种研究专著。档案工作也有缺陷，1981年第一种“大学语文”教材就中提到的“教学大纲”，其后也不见踪影，而教育部的《大学语文教学大纲》（征求意见稿）最后也只留下这么一段话，大家写书写文章引来引去，谁也说不清出处。
倒是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有一个教育部高教司制定的《大学语文课程教学大纲》，[⑨]说：“大学语文课程的基本任务是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使他们在已有的高中程度的语文知识、能力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汉语言文学和中国文化方面的素养。”并进而提出教学要求方面的六条说明：
1.引导学生认真研读作品，在此基础上，依据大纲所列教学要点进行教学。
2.着重训练学生阅读分析作品的能力，结合典型段落，引导学生多做关于作品内容和写作方法的解剖练习，使他们逐步做到融会贯通，举一反三。
3.注意结合作品向学生介绍有关文学知识，但对有关背景材料的讲授应适度，不宜过分扩展范围，加深难度。
4.对文言文作品，应引导学生多做词义分析和翻译练习，使其掌握常见实词、虚词和词类活用、特殊句式等语言现象，并能准确地进行古文今译。
5.对现代语体文作品，应引导学生熟练诵读，掌握其中的疑难词语、所征引的各类典故、事例、名言、书证及一些警策语句。
6.注意结合作品讲授写作知识、加强议论文、记叙文和应用文的写作训练。教师应对学生的习作进行批改、讲评。
虽然是对自学考试所提的要求，全日制高校的“大学语文”课不妨也可以参考。至于如民国“大学国文”讨论那样借用高中语文的课程标准的做法，因为我们不认为大学语文是一门补课性质的课，所以不宜采用。倒是从部编教材逆推大学语文教学大纲的方法，不妨再尝试一下。
自从徐中玉主编（后增加齐森华、谭帆共同主编）的《大学语文》教材，在1996年升格为“教育部高教司组编教材”后，又经过几次修订再版，比较重要的有2001年的增订版，2005年的第八版，2007年的第九版，2013年的第十版，2018年的第十一版。增订版开始采用“人文主题”进行组元，分别为“品格·胸怀”、“为政·爱国”、“社会·民生”、“人生·世态”、“亲情·人性”、“爱情·婚姻”、“传记·逸事”、“怀古·咏史”、“写景·记游”、“论文·品艺”10个单元，其后，虽然单元名称略有变化，但用“人文主题”进行组元的做法再也没有改变。
从2005年的第八版起，教材开始设置对“大学语文课程定位”的专题讨论，主要集中在“人文性”和“工具性”两个命题。第八版的“前言”说：
我们“大学语文”课程教育的重心，仍必须放在对大学生进行人文精神和文化修养的培养上。我们对大学语文学科性质的定位，必须避免长期存在且有很大影响的两种思维模式。一是工具性模式，也就是将大学语文课程仅仅放在培养学生读写听说能力上，过多强调其工具性质，二是文学和文化史模式。……将大学语文当作了文学史的简编本。
第九版的“修订前言”则对第八版的观点做了修订，说：
在加强教材人文性的同时，不忘对于教材工具性的重视，增设了“学文例话”一栏，分《记叙文的阅读与写作》、《议论文的阅读与写作》、《诗歌的阅读与欣赏》、《小说的阅读与欣赏》四项，希望对学生的阅读欣赏与写作能力的提高有所帮助。此外，附录的内容也有所调整，增加了《常用文言虚词例释》、《文言特殊句法述略》、《常用修辞格举隅》等内容，而按文学史年代、国别排序的课文篇目索引也为习惯于按传统的课文排序方式上课的老师提供了方便。
并进一步明确指出：“'大学语文’决不是一个可有可无，像某些人所说的中学语文的'补课’课程。”“高中阶段的语文课，其定位若是以工具性、知识性为重，那么，专科及大学阶段即当进而在不废工具性、知识性的同时，着重体现人文性、审美性，兼具研究性、创新性乃至深刻的哲理性。”
第十版的“修订前言”再次提出“大学语文课程的功能定位”：
在高校开设大学语文这样的通用基础课程，是培养新型人才、注重素质教育的重要举措。经过长期的实践和不断探索，目前语文教育界已基本达成共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工具性不能离开人文性而存在；同样离开工具性，人文性将无所依附。
还提出了“注重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的问题，说：“我们所理解的语文素养，既包括语文知识和语文能力，同时也十分关注学习者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以及学习的过程与方法。这三个维度整合而成。”——“三个维度”的说法，是和中学语文课程标准相呼应的。
最新的第十一版，则维持了第十版的观点。高教司组编教材《大学语文》的编写主旨和框架基本定型。
从高教司组编教材《大学语文》的这几个版本，我们可以大致看出教育部对这门课程的定位，各个学校编写校本教材、开设大学语文课，都可以参考，今后教育部有可能编制全国性的《大学语文课程标准》或《大学语文教学大纲》，也可以作为参考。
2021年3月5日
[①]部定大学用书《大学国文选》，国立编译馆大学用书编辑委员会编写，中正书局1943年8月版。
[②]魏建功：《大学一年级国文的问题》，1942年《高等教育季刊》第2卷第3期，第40页。
[③]黎锦熙《大学国文之统筹与救济》，1942年《高等教育季刊》（重庆）第2卷第3期第1-19页。
[④]民国教育部《关于大学各学院共同必修科目国文选目的训令》，高字第42068号。转见蒲芝权、伍鹏程主编《贵州师范大学校史资料选集》，方志出版社2011年版，第56-57页。
[⑤]魏建功：《大学一年级国文的问题》，1942年《高等教育季刊》第2卷第3期，第43页。
[⑥]叶圣陶：《大学一年级国文》1940，见1945年4月由开明书店出版的叶圣陶和朱自清的语文教育论著《国文教学》；另见《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年8月版，第98-105页。
[⑦]徐中玉《关于大学一年级国文》，《国文教学五论》之四，1948年载《国文月刊》第67期。注：叶圣陶文发表于1940年，徐中玉文发表于1948年，故两人引述高中国文课程标准略有不同。
[⑧]现从国家图书馆网站检索，1981年的《大学语文》有两种，一种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编写的《大学语文》，一种是徐中玉主编的《大学语文》。北师大版出版时间是1981年6月，徐中玉版的出版时间是1981年7月，北师大版比徐中玉版似乎还要早一个月。但北师大版是“北京市自学考试课本”，不是普通高校课本。另外从“读秀”网检索，还有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编《大学语文》和高俊达主编《实用大学语文》两种，长沙版出版时间是1981年6月，高俊达版出版时间是1981年5月。但据笔者查核，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是2000年才成立的学校，该书出版时间肯定有误。高俊达教材已湮没无闻，只有《中国写作教育家重要学术观点荟萃》一书记录该书出版时间为1987年。所以1981年徐中玉主编《大学语文》是大陆高校重开大学语文课后的第一种教材，此说是可信的。
[⑨]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教育部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办公室编制高等教育学历文凭考试全国统一考试课程《大学语文教学大纲、考试大纲》（试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