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精选｜《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利普塞特著(1993年版) / 开普饭

《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利普塞特著，刘钢敏、聂蓉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

著者：西摩·马丁·利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

《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作者简介

李普塞特（1922年3月18日－2006年12月31日），美国著名比较社会学家。毕业于纽约市立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曾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任教，主攻政治社会学、社会分层理论、公共舆论以及知识分子的社会学研究，担任过美国政治学主席、社会学研究学会主席。在政治学、社会学领域研究颇丰。根据美国一家研究机构的统计，李普塞特曾经是美国政治学者中被引用最多的学者，由此可见，他在美国政治学界的影响之深。《政治人》一书是李普塞特的代表作之一，出版后引起学术界的巨大轰动，从而也奠定了李普塞特在美国乃至世界理论界的学术地位，该书还被评为美国普利策奖。

《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内容简介

《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Political Man：The Social Bases of Politics）是利普塞特的代表作，发表后引起重大影响。主要讨论了以下问题：民主体制所必需的社会体制；民主社会不同类型的政治冲突；西方民主国家的选举和投票行为；造成反民主倾向的某些特殊原因；参与政治的根源; 在美国和其他国家中支持政党的种种社会基础；美国知识分子的地位及其在政治生活中的转化功能等等。利普塞特提出的“政治发展与现代化理论”在战后一度盛行，该理论认为社会经济的的发展必将导致民主政治的发展。该书对民间社团——工会也作了个案研究，分析了工会内部的政治结构及其运作的实际。此书的特色在于打开了当代政治学研究一种新的视野，或者使得政治学研究的一种传统的方法继往开来。这种方法就是政治社会学的方法。所以书的副标题叫“政治的社会基础”。

《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中译本序言

呈献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是以论析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为主旨的一部政治社会学的权威性著作，60年代初出版后，在西方学术界受到广泛重视，曾获得1962年美国社会学会颁赠的麦基弗奖。作者西摩·马丁·利普塞特是美国当代著名的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他1922年出生于纽约，1949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此后长期从事研究、著述和教学工作，曾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柏克莱加州大学、哈佛大学等著名学府，现任斯坦福大学教授和该校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利普塞特著作甚丰，《政治人》是他的成名之作。此外，他的代表性著作还有：《第一个新兴国家：从历史和比较的角度看美国》(1963年)，《非理性的政治：美国右派的极端主义》(与厄尔里尔合著，1970年获米尔达尔奖)，《教授、工会和美国的高等教育》(1973年)，《美国政治中的对话》(1978年)，《第三世纪：美国是一个后工业社会》(1980年)等。由于利普塞特在政治社会学领域的杰出贡献，他曾被推选担任美国政治学会1981-1982年度的会长。

《政治人》一书出版于1960年，是利普塞特在已发表的系列论文基础上增补整理成书的。当时的评论界指出，这本书的出版，使利普塞特显示了他在社会学和政治学两个领域的卓越才能。可以说，正是这本书奠定了他在政治社会学这门新兴学科的权威地位。

对政治和社会进行交叉考察研究，是社会科学历史悠久的传统。探讨政治制度的社会经济基础，本来就是政治学和社会学的共同课题，其理论源流可以追溯到19世纪。但是政治社会学形成为一门独特的边缘学科，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战后美国政治学标榜“行为主义革命”，其特点之一就是扩大研究领域，重视实证经验，采取科际结合的研究方法，广泛运用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统计学等学科的知识和手段，从经济、社会、心理、文化各个角度来分析个人或群体的政治行为，并以此为基点，进而探讨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诸问题。政治学的行为主义潮流与社会学的趋向相接近，尤其在探讨政治制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问题上，这两个学科之间的互融交替更为明显，以致必须用“政治社会学”这个概念来标志两个学科的这种交叉融汇，从而形成了一门新的边缘学科——政治社会学。

早在19世纪，社会思想家们已趋向于区分"社会”和"国家”“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政治社会学则更进一步明确了这种区分，认为国家只是政治制度之一，而政治制度只是诸多社会制度群之一。研究政治制度的社会基础和社会条件以及与其他社会制度的关系，正是政治社会学的专门领域。

因此，作为当代学者，利普塞特在本书第一章开宗明义即指出：政治社会学最关注的问题之一，就是对助长民主政治的社会条件的分析。他认为民主政治是以解决和制衡多元社会中的利益冲突为基础的，所以他把"国家"与"社会"之间冲突与一致的适当平衡，作为本书的中心论题。在这个主题下，他探讨了一系列问题，诸如：民主体制所必需的社会条件; 民主社会中不同类型的政治冲西方民主国家的选举和投票行为; 造成反民主倾向的某些特殊原因：参与政治的根源; 在美国和其他国家中支持政党的种种社会基础; 美国知识分子的地位及其在政治生活中的转化功能，等等。此外，作为对民间社团政治行为的个案研究，利普塞特还专章论析汀工会内部的政治结构及其运作的实际。

利普塞特以西欧、北欧和英语系国家为一类，以拉丁美洲国家为另一类，作为本书进行比较分析的两类典型。他似乎有意识回避了对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的直接评论，尽管从政治社会理论的渊源上他也追溯了马克思有关社会冲突亦即阶级斗争的学说，但是西方学者的立场和偏见，使他不可能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利普塞特推崇19世纪的法国政治思想家、《论美国的民主》一书的作者托克维尔，认为政治社会学应当回到托克维尔所提出的问题：民主的社会必要条件与后果。利普塞特在本书中表达的一个基本观念："稳定的民主政治是冲突和一致的平衡”，其思想渊源即来自托克维尔。

无疑本书所论述的民主政治是立足于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生活模式和价值观念，它同社会主义民主是不同性质的两种体制。但是，由于作者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西方国家社会结构的嬗变和民主政治的运作做了比较深入的考察，因此书中颇有一些精辟独到的见解值得我们参考，尤其作者通过大量实证研究得出的某些带有普遍意义的论断，对于不同体制和不同类型的发展中国家，都有可借鉴的价值。例如：

一、重视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的相关性，强调民主政治只有在稳定的经济发展环境中才可能健康成长。作者以欧洲与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发展为例证，指出包括平均财富、工业化、都市化、教育水准等指标在内的所有统计数据，都显示出一个国家愈富裕，其民主化的程度就愈高，而稳定的民主政治也有利于经济的持续发展。另一方面，过于迅猛的经济发展却会带来社会压力，导致社会动荡，助长政治上的极端主义倾向。因此，政治体制的改革如何与经济发展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相适应，是实现政治现代化、民主化的一个关键问题。

二、由此，作者认为民主政治的稳定性不仅取决于经济发展，而且也取决于政治体制的合法性和有效性。有效性指实际的政绩，在现代社会，政绩的标志主要是能否保持经济的不断发展，合法性则涉及一个政治体制保持其现存政治机构最符合于社会需要的能力。重要的是，长期保持有效性的政治体制即可取得合法性。合法性的危机往往发生于社会经济结构变动的时期，因此必须实行相应的改革以满足人民和社会主要群体的期望，才能在新基础上保持其合法性。同时，在变革的过渡阶段，维持传统制度的连续性也有助于社会的团结和稳定。

三、维护政治体制的合法性，与对待政治冲突的手段和方法有关。分歧和冲突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现象，民主政治不但承认和允许分歧与冲突的存在，而且认为合法的分歧有助于社会和组织的团结，有利于保持民主体制的活力。但是，分歧或冲突必须制衡以共识，不论这种分歧、冲突是存在于社会不同利益集团之间，还是存在于"国家”与“社会”之间。民主体制应具有异中求同、求同存异的度量和机制，善于从分歧中寻求一致，并用以缓和和化解冲突。也就是说，保持冲突与一致 (共识) 的平衡，才能维护体制的合法性，从而维护政治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探讨政治民主化和政治稳定问题，是当代政治学和政治社会学的重大课题，包含着极其丰富复杂的内容。正如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所说：“现代性有助稳定，而现代化却孕育着不稳定。”正处于推行经济和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会遇到一系列意想不到的困难和挫折。虽然利普塞特以为深入分析20世纪中叶西方民主政治存续的社会条件“可能有助于民主政治在亚洲与非洲的发展"，但本书是否能产生这样的效应，则有待读者见仁见智的判断了。本书出版后虽受到西方学术界的重视和好评，但也受到来自左右两翼的攻击。左派攻击利普塞特是个保守主义者，而右派则攻击他是左派附庸，由此可见利普塞特的立论自有他持平客观之处。以上只是略举本书论点中的荦荦大端，其他散见各篇章的还有不少耐人思考的见解，相信读者会以披沙拣金的态度辨识其价值，并从中得到有益的启发。

林鹰

1990年7月

亚里士多德论政治人及民主秩序的条件

“人生来就是政治动物。"(1129)

“人生来就具有社会性，然而，第一个缔造国家的人是人类最大的恩人。人在完美时是动物中最优者，一旦离开法律与正义则是最劣者; 因武装的非正义是极端危险的，而人一生下来就拥有武装。这些本应在智与德的指引下使用的武装，也可用于最坏的目的。因此，如果人无德，他就是动物中最邪恶、最野蛮、最淫荡、最贪狠的。但公正是国家中人们的粘合剂，因为执法，即确定什么是公正，是政治社会中维持秩序的根本"(1130)

“议院的任一成员，就个人而言，肯定不如一位贤人。但议院是由许多个人组成的。正如筹备一桌筵席一样，所有来宾都出力的，会胜过独自一人筹备的，要对许多事做出裁决时，一群人也会胜过任何个人。而且许多人比少数人更难以腐蚀，他们好比大量的水，不像一点水那样易于变质。"(1200)

“因而，很明显，最好的政治社会是中产阶级公民组成的，而且，很可能治理好的国家里，其中中产阶级为数众多……。由此可见，公民拥有适量的、足够的产业是那些国家的大幸; 若是有的产业很多，有的却一无所有，就可能产生极端民主，或者纯粹的寡头统治; 或者从任何一极——最散漫的民主或寡头——产生专制; 但这一切都不大可能产生于中产阶级或接近中产阶级组成的国家……。民主国家比寡头统治更为持久，因为它们拥有为数众多而且在政府中有较大发言权的中产阶级。如果没有中产阶级，穷人数目增大，麻烦百出，国家会很快崩溃。” (1221-1222)

“受法律管辖的民主国家，最优秀的公民占有首要的职位，不会出现蛊惑人心的政客; 但如法律并非最高权威，蛊惑人心的政客便应运而生。因为人民成为君主，集许多人成为一人的君主; 而许多人，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集体，手中有权……不论怎样，这种民主已成君主，且不再受法律的控制，它力求实施君主式的统治并逐渐演变为专制; 逢迎谄媚者便获得高度的尊敬。”（1212）

“何以政府有许多形式，是因为每个国家有许多成份。首先我们看到所有国家都是由家庭构成的，而在多种多样的公民中，有的富，有的穷，有的处于中间状态……。在普通人民中，有的务农，有的经商，有的是工匠。还有着财富与产业的明显差别……。除财富以外，还有地位与功绩的不同……。既然构成政体的成分实质上互不相同，必然就会有许多实质上也互不相同的政体形式。政府的组成方式即职位的体制，这些职位由所有公民按不同阶级所有的权力在他们中间进行分配，例如按富与贫，或按某种一视同仁的平等原则。"(1208)

“……造反情绪……一般主要起源于要求平等，即人们认为他们应该与比他们多得的人平等; 或者起源于要求不平等及占有优势，即认为自己优越而与劣于他们的人相比，所得不多，仅仅相等或或者较少……。在寡头统治下，群众起来造反是认为他们受到的待遇不公，因为，如前所述，他们地位同等但得不到同等的份额，而在民主国家显贵造反，因为他们地位不相等，却只得到同等的份额。"(1236-1237)

以上均引自《政治学》，见本杰明译：《亚里士多德基本著作》(纽约，兰登公司，1941年)，

《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前言（利普塞特）

自从社会学一词首次应用于社会关系的系统分析以来，政治进程与制度的分析一直是它最重要的着眼点之一。研究社会不把政治制度作为分析的主要部分，这对任何社会学家来说都是不可想像的。但许多政治学家，尤其近年以来，有时系在他们自己同行之间，争论说除了作为社会学及心理学一般对象的特殊个案以外，研究政治进程是不可能的。那些在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及人类学 (后三者现已有获得承认的以政治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分支) 的范围内研究政治行为的学者日益增多的协作以及接受共同的概念与方法，为这些社会科学基本的统一性提供了新的证据。研究社会中的人是不能按照各自所关心的分成独立的几部分而可望获得成效的。

本书供下列读者使用：对政治有广泛兴趣的、研究工作者、学生及担任实际工作的人。有的读者可能主要关心政治行为的原因与结果; 有的则关心学术探讨的理论与方法问题，我相信本书提供的一切能使他们均感满意。某些方法论方面的讨论列入第二章、第七章附录，对此类问题不怎么有兴趣的人可以略而不读。

本书主要研讨的问题是作为社会制度一种特征的民主。讨论的主要问题是社会与组织中民主必备的条件; 影响人们参与政治，尤其是他们选举行为的因素; 支持或威胁民主制度的价值观念与运动的根源。

这些政治社会学中的研究，并非意在将作者前此偶然写出的论文凑合成书。我的意图是：从我所写的各种各样的论文中选出最能说明社会学家对理解民主政治制度能作出贡献的那些文章。单纯将已写成的文章集合成书，会为读者带来困难，因为这样显然会漏掉许多从逻辑上说必须讨论的问题与论点。为了弥补这一缺憾，我专门为此书另写了一些论文并重写了其它部分。我力图通过这些修改增加本书的完整性。

和我以前的著作相比，此书更充分地说明我的基本思想观点与个人的价值观念，我认为在此处应对帮助我写成此书的人们表示感谢。他们包括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时的三位老师与同事：保罗·拉扎斯费尔德、罗伯特·林德、罗伯特·默顿。罗伯特·林德使我坚信社会科学的研究必须有社会意义。罗伯特·默顿使我懂得社会学概念作为分析工具的真正力量以及社会学中令人激动的广阔的新领域。从社会科学中最卓越的逻辑学家保罗·拉扎尔费尔德那里我学到分析与解说的区别，此种区别是带根本性的，也是极其重要的，要加以阐述得写好几本书; 幸运的是，他一直在写或鼓励别人写。我也愿意提及在不同时期激起我研究这方面问题的其他朋友。对我启发最多的可能要数和我共事多年的胡安·林茨。莱因哈特·本迪克斯在许多问题上给我指点，其中之一即编写本书罗伯特·奥尔福德，我现在的同事、以前的学生，帮助我修改论文。道布尔戴公司的安妮·弗里德古德为本书的修辞与逻辑作了不少润色。我要感谢的还有丹尼尔·贝尔、詹姆斯·S·科尔曼、罗伯特·达尔，内森·格莱泽、里查德·霍夫施塔特，赫伯特·海曼，亚历克斯·英克尔斯、威廉·科恩豪泽、利奥·洛温撒尔、丹尼尔米勒、菲利浦·塞莱斯尼克、马丁·特罗以及戴维·杜鲁门。

第六、第七及第八这三章需说明一下，因为这几篇论文原系我和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保罗·拉扎尔斯费尔德、艾伦·巴顿及胡安·林茨合作写成的部分产物。他们和我也是“投票心理" (载于加德纳·林塞编：《社会心理学》第2卷) 的合作者。但我对这些材料作了重大修改，有所增删。既然合作者未参与这些决定，要他们为适应本书的需要而作出的修改共同负责，是不恰当的。然而，必须指出，这些章节的大部分理论及搜集的材料是我们合作的成果。

本书中许多实例都是根据不同国家研究机构对民意调查的分析。这些机构满足了我的要求，向我提供了他们研究所用的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卡片副片以及他们档案中未发表的数据。对这些帮助我深为感激。给我提供帮助的有：赫尔辛基大学埃里克·阿勒德特教授和芬兰民意测验所; 意大利P·卢査托·费吉玆教授和米兰民意研究所; 法国阿伦·吉拉德博士与法兰西国家人口统计研究所以及法国民意研究所的琼·斯托切尔和路易斯安吉弗澳大利亚民意研究所的罗伊·摩根; 德国科洛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研究所的埃里克·赖格鲁茨基博士; 挪威的斯坦·罗坎博士及奧斯陆大学社会研究所; 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的伊锡尔·德·索洛·普尔教授; 荷兰民意研究所的简·斯塔佩尔。

所提供的材料，本书只用了一小部分，大部分用于S·M·利普塞特和胡安·林茨合写的《西方民主中分歧的社会基础》一书。该书的修订版将广泛讨论政治行为的比较。

本书大部分原稿曾載于各种期刊与丛书，感谢它们的编者允许我重印或重写这些文章。有关各篇的题目是：

“政治社会学"，载《当代社会学》1959年，第81-114页。

"民主的某些必要条件：经济发展与政治合法性”，载《美国政治学评论》第53期，1959年，第69-105页。

"美国的知识界; 其政见与地位”，载《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刊》1959年夏季号，第460-486页。

“民主与工人阶级独裁主义"，载《美国社会学评论》第24期，1959年，第482-502页。

“社会主义——左派与右派——东方与西方”，载《合流》1958年夏季号，第173－192页。

"美国的选民”，载《会战》1956年8月号，第55-62页。

“民主政治国家"，载《加拿大论坛》第35期，1955年，第170-171页。

“投票心理：政治行为分析" (与保罗·F·拉扎斯费尔德，艾伦.巴顿，胡安·林茨合写)，载《社会心理学手册》第2卷，1954年，第1124-1170页。

“工会的政治活动——理论的探讨"，载《现代社会的自由与控制》，1954年，第82-124页。

我曾经工作过的两个研究机构，为我提供了研究与办公的方便和良好的研究环境，使我得以顺利进行研究工作，它们是：过去的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研究所，当时的所长是查尔斯·Y·格洛克 (现任加州大学调查研究中心主任); 更近一些的是，伯克莱加州：大学劳资关系研究所，所长为亚瑟·罗斯，副所长为玛格丽特·戈登博士。前一组织对整理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问题尤感兴趣本书中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以及第十一章大多内容，即由该所从福特基金会行为科学部政治行为研究项目所获资助写成的。(此项资助给予一个由各学科参与的小组，成员有理查德·霍夫斯塔特、赫伯尔特·海曼和戴维·杜鲁门，由我任组长。)

伯克莱劳资关系研究所研究课题之一是，在不同国家内，工业化与不同阶层体制对劳工运动、阶级关系及各职业阶层的政治行为的影响。其余几章原来发表时的大部分内容就是在该所的倡议下完成的，并由福特基金会行为科学部及社会科学研究会比较政治委员会提供了另外的资助，1955至1956年，我担任行为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期间，除研究工作外，别无任何负担也是我深以为感的。

其他协助我进行此项研究，其研究成果部分见于本书的还有罗伯特·布劳勒、阿米泰·埃齐奥尼、里纳·卡茨纳尔逊及卡洛斯·克鲁特博施。

西摩·马丁·利普塞特

伯克莱，加利福尼亚

1959年5月15

《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目录

亚里士多德论政治人及民主秩序的条件

前言

第一章政治社会学

思想线

阶级冲突与一致：马克思与托克维尔

官僚政治与民主：韦伯与米歇尔索

当代的探索（选举，政治运动，官僚主义的政治，自愿组合体内部的管理，整合性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