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可笑的事情，我们并不觉得多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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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冬至，冬至在广东是相当于春节一样的节目，并且在不太吃饺子的广东地区，过冬至流行吃饺子。

中国过年的这个传统，也就是现在的过春节，民国之前过的元旦，在明清以前的朝代并没有多重要。相对而言，代表阴阳交割、从此白天一天天渐长的冬至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谁都想让冬天快过去，光明多一点，毕竟古人解决不了取暖的问题。

广东人对冬至的重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太平天国的时候在两广地区实行了太平新历。洪秀全的这个天国历法取消了春节、上元、清明、端午、中秋、中元等等这些传统节日，说是旧历妖节。太平天国从1851年金田起义到1864年天京（南京）被曾国荃的湘军攻破，一共持续了15年之久，到最后一支太平军被剿灭是1872年了。20年的时间，两广是太平天国的老家，太平新历已在民间形成了习惯。没有什么节日过，大家就把原来比较重视的冬至当春节过，所以，现在广东、广西也有过冬至回家的习惯。

比较有意思的是，因为误传端午节吃粽子是纪念屈原。其实是到了端午那个季节长江流域各种植物的叶子由旧换新，气味清香，又刚好是早稻收割的季节，人们就包粽子吃。只是一些别有用心的文人把这事和屈原投江联系了起来，就这样一代代流传了下来。屈原一忠于楚国投江，我们就吃粽子，无论怎么说，这个逻辑都有点乱。

就是因为有这样的误传，昨天就有人说，冬至吃饺子是纪念谁？很多人写文章，来给冬至应景儿。

互网联时代的一个最大特点不是网络渠道时代，是内容生产时代。网络越发达需要的内容越多，所以，无论生产什么样的内容都有市场。主要是占据视觉、听觉时间，一看一听也就过去了，至于内容是什么不必信，都是图乐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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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冬至吃饺子是纪念谁呢？

有人说，因纪念“医圣”张仲景冬至舍药留下的。

张仲景河南南阳人，生在东汉末年，就是董卓、吕布、汉献帝、貂蝉、曹操那个年代，动乱频繁，疫病流行，人民病死者很多，张仲景自幼目睹的家族中过半人口过早地死于疾病。

说张仲景曾任长沙太守，但他常访病施药，大堂行医。后毅然辞官回乡，为乡邻治病。其返乡之时，正是冬季。他看到白河两岸乡亲面黄肌瘦，饥寒交迫，不少人的耳朵都冻烂了。便让其弟子在南阳东关搭起医棚，支起大锅，在冬至那天舍“娇耳”医治冻疮。

他把羊肉和一些驱寒药材放在锅里熬煮，然后将羊肉、药物捞出来切碎，用面包成耳朵样的“娇耳”，煮熟后，分给来求药的人每人两只“娇耳”，一大碗肉汤。人们吃了“娇耳”，喝了“祛寒汤”，浑身暖和，两耳发热，冻伤的耳朵都治好了。后人学着“娇耳”的样子，包成食物，也叫“饺子”或“扁食”。

冬至吃饺子，是不忘“医圣”张仲景“祛寒娇耳汤”之恩。至今仍有“冬至不端饺子碗，冻掉耳朵没人管”的民谣。

无论是吃形补形，吃啥非得纪念谁，都是中国人的惯性思维，而支撑这种惯性思维的，一定是道德至上论。这显然就是儒家所要传播的东西。

所以，到最后，这些讲“术”的东西，都变成了“道德论”。练武术的讲的是武德，行医的讲的是医德，为人师的讲的是师德，做人讲的是品德。

说来说去，就都忘记了人性，或者说，用各种德去包装人性当中自私、贪婪、阴暗、丑陋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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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道德论会让好多事解读不通。比如，我们讲最近的，钟院士现在应该是楷模，这个楷模的形象其实被赋予了很高的道德标准，立像就是最有代表性的古代道德表彰。然而，有好多人出来质疑钟院士参与的各种商业活动。好像钟院士就不能有私心，就不能为自己牟利，不过他自己也这么说，也不能怪别人指责，这是没办法的事情。

这就是道德与人性的冲突，中国自古崇尚的就是一个道德社会。用道德去掩盖私欲，掩盖了，难道私欲就不存在了吗？

当然不是。

每个人都有私欲，并且人主要精力是来应对自己的私欲，而非为他人的公利之心。

这种道德论还掩盖了一种东西，叫术业有专攻。但我们从来都把“术”看得很低，并把“德”上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叫“道”。而到了“道”这个层面，就不能质疑了。

这就变成了这样一个从低到高的顺序：术、德、道，术最低。

但从专业的角度讲，特别是像行医这种事，没有“术”，再有“德”也没有用；没有“术”，要是只讲“道”了，就是巫术、巫道。然而，我们就只讲道德，我们认为医术差点没问题，道德有问题了会死人的。

这又是一个非常混乱的逻辑。

因为医生不会天天想治死人，他为了私欲都不能把人治死，总治死还咋挣钱。而不学无术的医生治死人是大概率事件。他不是道德有问题，是医术不过关；不是心眼不好，是技术不好。

所以，各类专业技术人员，首先是要技术过关，要在“术”上有过人之处，然后是人性，最后才是道德。

讲人性就是承认自己是自私的、是有阴暗一面的，并能自我认识到这是不对的。让别人看着，自己也努力克服人性中的负面品质，向高尚的一面看齐。并把这种养成当成原则，这就是道德。

但我们在现实中看到的都是谁不讲“武德”、不讲“医德”、不讲“师德”，而没有多少人去问，他到底会不会武术、有没有医术、懂不懂怎么授业。

这是因为对于“术”这类的专业知识懂的人不多，而对于品头论足的道德评价，因为没有能够证实、也不能证伪的标准，就人人都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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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相对面言，随着科技的进步，分工越不越细化，具体专业的门类之间的知识壁垒也越来越多。因为大家都需要技术合作，各专一门就行了，更讲“术业有专攻”。

也就是社会越现代，越需要专业人才，并且专业性越强，而不是啥都懂一点点的通才。

不过，我们对医学的认识还停留在“医德”这个水平上，所以，没人注重专业知识。传统医学来自巫术，古代巫师除了治病之外，还能占卜未来，现在叫预测。

这次疫情快折腾一年了，现在有要加重的意思。

昨天为了过冬至，我去沃尔玛买吃的，居然进去要扫健康码，这是今年年初最严重的时候都没有的事儿。

入冬之后，疫情二次爆发的预测就一直不断，但我们并没有看到任何可信的科学论据，除了外国死人比较多这个事实之外，基本都是预测，张文宏说过，钟院士也说过。

自从这次疫情出现以来，钟院士一直指引着防疫的走向。从最开始以纠错的姿势出现，大声喊出了“人传人”的事实，到前两天提出“环境传人”的论调，疫情似乎在各种预测中和我们捉迷藏。

昨天，张文宏在接受央视新闻《相对论》连线采访时预测，明年下半年，国内新冠疫苗接种的迫切性将可能逐步显现。

总之，一切都是在预测中进行。也可以理解，我们总说未来是不确定的，科学有的时候也是无能为力的。

不过，我们并没有看到真正的中国防疫人员出来做正规的科学推理或解释，更没有看到关于病毒学、免疫学的专家出来发声，一直是钟院士与张医生两个人唱对台戏。

在很多时候两个人的观点实际上是对立的，支持两者的人更是代表了两个种对立的观点。

这次疫情最后的病症是肺炎，是免疫过度的反应，属于免疫学的范畴，而疫情是流行病学的范畴，从传播内容看是病毒学的范畴。

钟院士年轻时的强项是体育，1960年北京市运动会男子十项全能亚军，爱人更是体育健将国家队女篮运动员。之后就是文革，上山下乡。改革开放后，钟院士到英国留学，进行的是慢性阻塞性肺病及其他呼吸道疾病的研究，是呼吸系统传染性疾病防治的专家，但并不是流行病和病毒学、免役学的专家。

张医生，这些年研究的是感染病科临床医学，是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但感染病和流行病不是一码事。张医生的主攻方向是病毒性肝炎，是上海市肝病研究所副所长，但不是肺炎。张医生也研究肺结核，是上海感染病学会候任主任委员，中华医学会感染病学分会常委，但这都和这次病毒性传染病没啥关系。

现在是一个学科细化的高科技时代，高科技时代讲的更是“术业有专攻”，而不是道德比拼，更不是谁嗓门大，谁更敢于预测。

我也敢预测，这场病，2021年也好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