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传统医学的特点与优势究竟为何
作者：顔文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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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文至此，我们可以对现行教科书中所归纳的祖国传统医学的特色与优势进行辨析了。此处需要先行指出的是，前文多次出现了“中医学”“祖国医学”“传统医学”“祖国传统医学”“古医学”等相似的表达。有必要统一加以说明。所谓“中医学”实际上是“中国医学”或“中华医学”的简称，与西医学是为两套不同的理论体系，故“中医学”实际上也就是“中国传统医学”。“祖国医学”“传统医学”则是“祖国传统医学”或“中国传统医学”的省略，诸词的内涵是一致的。而“古医学”也是指有别于现代西方医学的中国特有的古代医学。在本书中“古代”与“传统”都是界定在1840年以前，故“古医学”与“传统医学”名异而实同。值得注意的是，1840年以后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干涉，西方医学逐渐占据了医学界的主导地位。与此同时，中医人士也开启了“中西医汇通”的先河。尽管这股风气在当时为中医的生存争得了一席之地，其功甚大；但其以西医理论改造中医的做法也慢慢扭曲了中医本来面貌，使得祖国医学的疗效大大降低而绵延至今，可谓其害也大。也就是说，中医的理论主要在古代。所以本书对于“传统医学”“古医学”的定位是在1840年以前。另外，在本书中语词“现代”与“当代”都是指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不刻意区分，以符合人们的日常思维习惯。基于以上认识，在本书中笔者将“中医学”“祖国医学”“传统医学”“祖国传统医学”“古医学”的内涵和外延视为等同，行文中也会互用。五者都是指以“气象思维”为核心指导理念，以探究人体生命规律和防治疾病目标的医学体系。而现在人们常说的“中医学”，本书特指有别于道教医学、佛教医学的世俗传统中医学和少数民族医学。换句话说，“祖国传统医学”包括了世俗传统中医学、道教医学、中国化的佛教医学、少数民族医学，至于“儒医”则是指以儒生的身份来研究中医学，其本质内涵还是世俗传统中医学的范畴，不具备独立性。下面我们可以来探讨祖国传统医学的特色与优势了。
一、传统医学的一大特点：天人相应的气象思维
现在中医院校的教科书一般都将“整体观念”作为祖国传统医学特别是俗称的中医学的特点（或称“特色”）。这固然没错，中医在治疗疾病时的确将人体各部分的相互作用以及人与人、人与环境之间作综合考虑。但这种解释过于含糊，很容易给人造成中医治病不分主次的错觉。为了避免这种嫌疑，教材又同时认为“辨证论治”[1]（或称“辩证施治”）也是中医学的特点。这样，“全局论”和“局部论”得到了统一，似乎颇为完美。但仔细推敲就会发现，“整体观念”一词太笼统，因为不管是古代或现代的西方医学治病时也同样考虑患者的各器官组织之间以及病人与他人、与社会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正如图娅所说“古希腊罗马医学具备者同样朴素初级的整体观，近代机械唯物论亦不排斥'人是整体’这一观念，而现代医学正在发展着科学辩证法的整体观。”[2]也就说：“（整体观念）与西医相比较，并非独有，也并没有特别的优势。”[3]而且据张效霞先生考证，“'整体观念’这四个字在新中国成立以前的中医著作中可能是“绝对”不存在的字眼。……这一术语可能首见于1954年何云鹤先生在以上海市卫生工作者协会和中医学会合办的中医进修班讲授《中医学术研究》的讲稿为基础而出版的《中医药的科学方向》一书。”[4]之后，中医院校第一、二版教材也提到了“整体观念”，“但没有将其作为中医学的特色与优势加以宣扬。直到1974年出版的'三版教材’——《中医学基础》……才将'整体观念’作为'祖国医学的基本特点’写进了教科书。”[5]可见，“整体观念”[6]作为中医学的特点既不是一开始就被倡导的，也并不为中医学所独有。那岂不是意味着中医没有自己的特色？
其实，所谓特点、特色，是指一类事物所具有的能够将其与其他事物区别开来的显著本质属性。也就是说，其他事物并不具备这个属性。那么阴阳五行、“藏象学说”[7]、经络理论以及针灸、拔罐、草药、推拿等是不是中医的特色？严格而言，阴阳五行、藏象学说、经络理论是中医理论的组成内容，针灸、拔罐、草药、推拿是中医技术手段的表现形式。在当前医学界中这些的确基本为中医所特有，但问题是，这些并不具有高度概括性而能够把中医学的理论内容和技术形式贯穿起来。我们知道，“内容”是事物内在的规定性，“形式”是事物外在的表现方式。因此，要言简意赅地提炼出祖国传统医学的特色，必须能够将其理论内容和技术形式都体现出来。前文已论，古圣医贤是从“气象”层面来探索人体生命奥秘的，无论是自然万物的演化还是人类生命的诞生，亦或是脏腑百骸的构成，无一不是天地之气的流通运转所呈现的“象”，正如《灵枢·邪客第七十一》所云：
黄帝问于伯高曰：愿闻人之肢节以应天地奈何？
伯高答曰：天圆地方，人头圆足方以应之。天有日月，人有两目；地有九州，人有九窍；天有风雨，人有喜怒；天有雷电，人有音声；天有四时，人有四肢；天有五音，人有五藏；天有六律，人有六府；天有冬夏，人有寒热；天有十日，人有手十指；辰有十二，人有足十指、茎、垂以应之，女子不足二节，以抱人形；天有阴阳，人有夫妻；岁有三百六十五日，人有三百六十五节；地有高山，人有肩膝；地有深谷，人有腋腘；地有十二经水，人有十二经脉；地有泉脉，人有卫气；地有草蓂，人有毫毛；天有昼夜，人有卧起；天有列星，人有牙齿；地有小山，人有小节；地有山石，人有高骨；地有林木，人有募筋；地有聚邑，人有（月困）肉；岁有十二月，人有十二节；地有四时不生草，人有无子。此人与天地相应者也。[8]
文中连续用了26个排比句式，列举了天地自然与人身结构的对应关系，可谓十分详尽。尽管这样一一对应显得有些机械，但并不是说，古人并不清楚人类物种与其他事物存在差异。之所以如此相应列举，是因为古人经过漫长的生命规律探索和临床医疗实践的反复验证后认为，人与自然确具有同源与同构性。天晴日暖，人类身心康健；气候反常，人类健康就会受到伤害。《素问·离合真邪论篇第二十七》曰：“夫圣人之起度数，必应于天地。故天有宿度，地有经水，人有经脉。天地温和，则经水安静；天寒地冻，则经水凝泣；天暑地热，则经水沸溢；卒风暴起，则经水波涌而陇起。”[9]天体的运转时刻都对人类与万事万物产生影响，这是自然现象，无法抗拒，既无法改变也无须改变。人类所能做的就是发挥主观能动性总结自然规律，从而利用自然规律进行趋利避害、趋吉避凶，这就是中国古圣先贤教给我们这些后世子孙生存的法宝。故《素问·举痛论篇第三十九》云：“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善言古者，必有合于今；善言人者，必有厌于已。如此，则道不惑而要数极，所谓明也。”[10]也就是说，以天言人、以人应天的“气象思维”是祖国传统医学所独有、其他医学所没有的属性。其中，“气象”是世界的客观存在，“气象思维”是我们对其思维形式的概括，“以天言人、以人应天”是“气象思维”的表现特征。阴阳五行、藏象学说、经络理论是根据“气象思维”建构起来的具体内容，针灸、拔罐、草药、推拿等治病技术手段也是从“气象”层面来纠正人体之偏以恢复一气周流、升降回环的生命常态的。因此，我们认为，祖国传统医学的最大特色应是天人相应的气象思维。
二、祖国医学的一大优势：知常达变的医疗思路
既然，祖国传统医学的特色是天人相应的气象思维，那么这是否也是其优势？这就要求首先要清楚“优势”与“特点”的内涵。所谓“优势”是指在同类事物比较中，某事物优越于其他事物的方面。而“特点”可以是优势也可以是缺点，只要与其他事物不同就行。也就是说，“优势”强调优点，“特点”强调区别。二者都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即只能而且必须在“比较”中产生，没有比较也就无所谓“特点”与“优势”。另外一方面，在比较中，两类（两个）事物关于“特点”的比较可以是同一方面也可以不是同一方面，而“优势”的比较必须是在同一个方面。以学生甲和乙为例，两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特点，如甲身材高大，乙口才好，一是以身高作为比较领域，一是以口才为比较领域，“比较项”不同“特点”不同。当然也可以说，甲的特点是身材高大，乙的特点是身材矮小；或甲的特点是口才差，乙的特点是口才好，比较项相同特色也不同。但如果讨论二者的“优势”，则必须事先限定比较项，如可以说，在身高方面，甲占优势，乙处于劣势；在口才方面，乙占优势，甲处劣势。但不能说笼统说，甲比乙有优势或乙比甲有优势。可见，“优势”的比较要比“特点”严格。此处要留意的是，尽管本例中举的是两个事物之间的比较，但也适用于3个或3个以上。因为事物之间的比较都是两两之间的比较，三个及三个以上的比较也是先进行两个事物之间的比较，再将比较结果与第三个进行比较，故实际上也是两者之间的比较，三个以上依次类推。基于此等认识，祖国传统医学的最大特点——天人相应的“气象思维”也是在和西方医学比较中得出的，因为西医学是根据“还原论”的思想构建起来的，没有“参天以应人”的“气象”观念，故“气象思维”为中医学所独有，自当是中国传统医学的特点。
同样，要论祖国传统医学的“优势”也是要在和西方医学的比较中产生，只不过事先要限定比较领域。当然，最好的比较项是“疗效”。对此当前人民大众的普遍观点是，西医的优势是治疗急性病，中医的优势是治疗慢性病。此言似乎有理，但仔细推敲，就会发现其纰漏之处。因为古代有很多战争，刀剑刺中胸膛出血如注的现象屡有发生，那时危在顷刻，而又没有西医，难道坐以待毙？显然是中医发挥了急救的作用。其他如摔伤、烫伤等意外事故，也只能靠中医技术来处理。或有问曰：为何现在中医却成为“慢郎中”[11]？答曰：原因主要有二：一外因，从大环境来看，清末以来“西强东弱”的民族意识一直延续至今，在大部分领域都是以西方的标准为标准，民族自信尚未真正确立起来，使得中医传承与研究都远远不够，所以疗效也就不高。二内因，为了在“科学至上”的浪潮中争得一席之地，中医学界自行以西医理论大幅度改造中医，不论是清末的“中西医汇通”还是建国后开展的至今仍在持续的“中西医结合”，都是为了获得“科学”二字的封号。而这种改造与其说是“中医现代化”不如说是“中医西医化”，因为从教材内容的编写到中药药性的确定，再到中医科研的立项无一不是以西医的标准来衡量，这导致的结果是，在很多方面扭曲了中医学的本来面貌，从而大大降低了其治病疗效，以致最后退出治疗急症危症的阵地。所以，中医是“慢郎中”的观点不符合原貌。另一方面，说中医治疗慢性病疗效好也是模糊的，因为很多中医大夫都是中、西药一起开的，很难说是中药起的作用。因此，中医的优势是治疗慢性疾病的观点是不成立的。同样，西医治疗急性病也不一定疗效好，如在2003年的非典疫情中，其疗效就不如中医；同样西医治疗慢性病也不见得疗效差，如吃降压药，血压会降低。因此，从疗效方面来比较中西医的优势，很难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那么，什么才是较好的比较项？笔者认为是“医疗思路”。我们知道，现代西方医学治病主要是两大思路：一是“战争思路”，即先找出致病的细菌、病毒，进而确定其种类性质，然后用相应的抗生素等药物或放疗化疗等手段将病毒细菌杀死。这种医疗思路有一个特点是“铲草务必除根”，就是一定要把有害的细菌、病毒消灭干净。这也是现代医学过多使用消炎药的缘故。但问题是，如果细菌病毒很难清除干净亦或是难以确定其种类性质，就会陷入别动。于是，就有第二种思路：“替代思路”，即把人体患病的器官摘除，代替以新的器官组织。因为根据西医理论，患病的器官肯定是感染了细菌病毒，将其附着的环境彻底换掉，也就不用考虑感染的病毒细菌属于哪种类型了。这也是现代手术时有滥用的原因之一。但这种做法也有问题，人不是机器，摘除器官会流失大量血液，更会丧失大量无形肉眼看不到的先天元气，其带来的负面影响甚大，而且人本身又有自我保护的无意识功能，身体会对移植的器官产生排异。更需要注意的是，细菌病毒在人类诞生前早已存在，其生命力、繁殖能力之强和变异之快，又超乎我们的想象。一旦原来的细菌病毒发生变异，西药就得马上更新，但从研发到试验，再到投入市场，很难保证这期间细菌病毒不再产生新的变异。真是：细菌其生也无涯，西药之生也有涯！退一步说，即便细菌病毒在一段时间内没有产生新的变异，但人体也有“抗药性”，长期服用某种西药，时间一长就会失效。正因为如此，现在西方医学在对某些疾病的防治上才陷入了困境。如高血压、糖尿病几十年前就存在，每天全球又有数以万计的相关学术论文发表，可是时至今日，能够根治高血压、糖尿病的药物还是迟迟没有生产出来？可见，西医的治疗思路值得深思！
与此不同的是，祖国传统医学治病不是要找出细菌、病毒，而是围绕天人气象合一的理念，以确保体内脏腑协调、气血通畅为健康态。用草药、针灸、推拿等医疗手段治病就是将人体调回一气周流、运行有序的常态。具体而言就是使得脾气能够温燥升清，胃气能够温柔降浊，肝气能够柔润温升，心气能够散极而敛、肺气能够清凉收降、肾气能够藏极而启[12]。如此，中气旋转无碍、四象升降有序，肢体康健、生命旺盛。只要紧扣这条衡量标准，不管是先扶正还是后祛邪、或是先祛邪后扶正、亦或是不同阶段扶正祛邪比例多次调整，医者心中都有一把尺，而不至于盲目。所以自从《黄帝内经》奠定了祖国医学的整体框架之后，两千年来基本理论就没有再变动过。为此，有人就批判中医学太落后几千年了都没有变化。但是，医门中人千百年的临证实践早已证实了这种“落后”和“没有变化”的医学的可靠性，而且幸好也是这种“落后”和“没有变化”，我们才敢放心地去使用，否则每隔三五年就更新一次，我们岂不是成了这种不稳定医学理论的“试验品”？所幸中医学没有陷入杀细菌、灭病毒和不断确立新病种、新病名的泥潭。也就是说，祖国传统医学的医疗思路是“知常达变”。“知常”，就是知晓守护人体生命这恒常稳定的规律，“达变”就是以应付通达千变万化的各种病情。这正是祖国传统医学（中医学）的优势、西医学的弱势。以2003年非典为例，“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SARS患者60人，无一例死亡，全体医护人员无一人被感染。60例中没有使用过任何抗病毒西药，仅有4 例用过常规量（50mg）以下的类固醇。全部治疗以中药为主。”[13]在这场凶险的疫情中，祖国医学再次证明了其治疗急病危症的确切疗效，而这应归功于其能够“知常”以“达变”的优势。要言之，在与西医学的比较中，祖国传统医学的一大优势应是知常达变的医疗思路。此处需要留意的是，张效霞先生曾在《医海探骊》一书中提出“'以不变应万变’才是中医最大的特色与优势”[14]。这与笔者观点颇为相似，但笔者认为张效霞先生是将“特色”与“优势”混合一体，并没有厘清二者内涵的区别。此外，张效霞先生还在书中对“以不变应万变”的内涵作了界定，他指出说：“中医的这种'独特的色彩、风格’，一言以蔽之——以不变应万变也。即运用中医理论对病人进行具体的个体化分析，因人、因时、因地制宜，研究和把握不同的疾病在不同个体、不同时间、不同季节、不同气候和地理环境下，发展、发展、演变的客观规律，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辨析出患者临诊时的病机之所在，然后据'机’立治法、选方药。”[15]仔细推敲张效霞先生这一界定，事实上这只是阐释了“以不变应万变”中“万变”的内涵，而没有解释祖国传统医学以何为“不变”。可见，张效霞先生并没有探究到中医“以不变应万变”的真正内涵。显然这“不变”就是人体生命健康常态下脏腑经络、气血津液的运行规律，也就是前文笔者努力尝试探讨与绘制的尽可能复现的古人视野下的人体生命规律的《医道太极图》。因此，笔者以为“知常达变”的医疗思路是祖国传统医学的最大优势。这里的“常”即人体生命规律也就是生理常态，“变”即千变万化的病理状态。当然，此处张效霞先生指出的辨析“病机”倒是切中了如何遣方配药的实质，这实际上也是涉及到“辨证论治”与“辨机论治”的问题，下文将分析之。
三、“辨证论治”与“辨机论治”：如何“达变”以“回常”
从上面的论述我们已经知道，祖国医学的一大特色是天人合一的气象思维，优势是知常达变的医疗思路。整体观念不是中医学独有，那么“辨证论治”是不是为中医学所独有[16]？也不是，因为从字面上理解，“辨证论治”的“辨”是辨析，“证”是症状体征，“论”是讨论确定，“治”是治疗方案和治疗行动。合起来就是仔细辨析人体生病的各种症状，讨论确定其治疗方案并给予治疗的过程。我们常说的“对症治疗”正是此意，而我们常常批判庸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可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正是“对症治疗”“辨证论治”吗？通常的解释是，“证”是证候，是指对机体在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表现出来的各方面病理现象的整体概括，包括病因、病位、性质以及发展趋向等，是病理变化的本质。根据这种解释，“证候”与“症状”是不同的，证候是病理的“本质”，“症状”只是病理表现的“现象”。此言似乎颇有说服力，特别是“本质”二字更赋予了“证候”之名以崇高的地位。问题是，什么是“证候”？“证候”果真就不是“症状”吗？
考察古代典籍，“证”篆书有两种写法，一写作“”，从“言”表说话，从“正”表纠正，整个字本义是指进谏观点、纠正错误，《说文解字》释曰：“証，谏也。从言，正声。”[17]另一种写作“”，从“言”表说话，从“登”表步入大堂，整个字表示上访、上告。《说文解字》释曰：“證，告也。从言，登声。”[18]可见，“証”与“證”最开始的含义不同。但后来逐渐演变，特别是到了清代，“証”成为了古字，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指出说：“《吕览·士蔚》：'以証静郭君。’高曰：'証，谏也。’今俗以'証’为'證’验字，遂改《吕览》之'証’为'證’。”[19]就是说，“証”是“證”的俗字，二字的内涵不再严格区分，可能是这两字均有“言”字旁，且部首“正”与“登”读音相近的缘故。由此，简化的“证”字，也就成为了“証”“證”的代表。而作为医学的专用字——“症”字，根据张效霞先生考证，最早见于宋代李昂英《文溪集》的“症候转危，景象愈蹙”[20]。张效霞先生指出，此处“症”字并非是指疾病，而是以“症候”二字喻指当时的政治环境，而最早以“症”指疾病者，是明万年年间的进士谢肇淛《五杂俎·物部》的“人有阴症寒疾者”。[21]肖敏材先生也说：“宋朝以前的医籍中未见到'症’字。明清医籍，广泛使用'症’字。有的医籍，'证’、'症’并用，且看不出含义的差别……有些医籍已基本上用'症’字取代了'证’字。”[22]也就是说，到了明清时期，“症”字已经作为医学的专用字，以其带有“疒”字旁更为直观的缘故。明代医家吴有性曰：“如病证之'证’，后人省文作'证’，嗣后省'言’加'疒’为'症’。”[23]那么为何表示告诉、告发作为动词的“证”变成了表示症状作为名词的“症”？张效霞先生说：“究其故，自古以来患者就医，必须先向医生诉说病情或诉述病痛，故有'告医’之说。'告医’的内容如头痛、发热等也因之而称为'证’——告也。”[24]要言之，“證、証、症、证四字之间是正字与俗字、古字与今字、通用字与专用字、繁体字与简体字的关系。……證与証是一为正字，一为俗字；證与症则是一为通用字，一为医学专用字；証与证则是一为繁体字，一为简体字。證——証——症——证之间可以互相通用。”[25]
“候”的本字是“侯”，甲骨文写作“”，从“”即“厂”表山崖，从“”，即“矢”表箭，整个字表示携带弓箭埋伏在山崖行猎。《说文解字》释曰：“候，司望也。从人，侯声。”[26]“司望”即窥伺、守望，有观察之意。后动词名词化，引申为观察到的现象。后来又应用到医学领域表示观察到的病情、病象，也就是体征、征候、征象。如《伤寒论·辨痉湿暍脉证第四》：“湿痹之候，其人小便不利，大便反快，但当利其小便。”[27]“湿痹”是病名，即湿浊堵塞引起肢体麻痹，“湿痹之候”意思是湿痹病的症状，其表现为“小便不利，大便反快”。又如《景岳全书·脉神章》：“微脉：纤细无神，柔弱之极，是为阴脉。凡细、小、虚、濡之属，皆其类也，乃血气俱虚之候。”[28]“血气俱虚之候”意思是血气俱虚的症状体征，表现为“细小虚濡”，病因是“血气俱虚”。可见，“候”就是症状体征，与上文的“症”“证”含义一样。只不过，“证”从“言”从“告”，侧重于患者向医生诉说病情，为“闻诊”所得；“候”侧重于观察得到的病象，为“望诊”所得。二者都是诊断所得到的病情。不仅“证”“候”单用含义一致，就是二字连用的“证候”一词也是表示病情、体征。张效霞先生指出，“证候”最早见于《晋书·天文志上》引葛洪之言“张平子、陆公纪之徒，咸以为推步七之道，以度历象昏明之证候，校以四八之气”[29]。这里的“证候”表天象。在医学典籍中，则首见于《脉经·序》：“今撰集岐伯以来，逮于华佗经论要决，合为十卷。百病根原，各以类例相从，声色证候，靡不该备。”[30]“声色证候”即指患病时气色与声音的病象体征。道医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卷八治诸风方（凡八类） 论杂风状第一》曰：“风痹、湿痹、周痹、筋痹、脉痹、肌痹、皮痹、骨痹、胞痹，各有证候。形如风状，得脉别也，脉微涩，其证身体不仁。”[31]“各有证候”即各有各的病象体征。可见，“证候”一词与“证”“候”二字都是表示症状病情，并无本质区别。
从上可见，證、証、症、证、候以及“证候”都是表示症状、病情、体征，既包括了内在的病情体征（如疼痛冷暖的感觉、气血阴阳的盛衰等），也包括表现于外的征象体征（如脸上气色润泽度、形体屈伸的灵活度等），并没有所谓的“本质”与“现象”的区别。那么，为何当前中医界将“辨证论证”作为中医学的特点写进教科书？我们知道，“辨证”一词首见于医圣张仲景《伤寒论》的自序中：“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32]完整词“辨证论治”一词根据张效霞先生考证，最早见于1825年清·章虚谷《医门棒喝》“不明六气变化之理，辨证论治，岂能善哉”[33]，但全书仅出现一次“辨证论治”语词，而且书中还有“辨证论方”“审病用药”“随证而治”“详辨施治”“辨别论治”“论治立法”等词[34]。由此，张先生指出，“辨证论治”是个偶见的词组，而作为“辨证论治”最接近的词——“辨证施治”则始见于周慎斋《慎斋遗书》的一篇名“辨证施治”，但通篇并没有说明什么是“辨证施治”；另外，还有朱丹溪“脉因证治”、秦景明“症因脉治”、张介宾“诊病施治”、徐大椿“见症施治”等提法[35]。在考察了历代医学典籍后，张效霞先生指出，“在西医传入中国之前，古代医家对中医治疗疾病的方法体系，曾试图以精湛言赅恰的语言加以概括，虽然代不乏人……但对其如何称谓，显然没有达成一致的认识，”“但直至建国前，终究无人明确提出'辨证论治’或'辨证施治’是中医临床治疗疾病的主要手段或方法的口号或主张。”“辨证论治作为中医学固定术语的真正出现是在1955年。”[36]此年2月和4月任应秋先生在《中医杂志》上发表了《伟大的祖国医学的成就》《中医的辨证论治体系》两篇文章，将“辨证论治”作为中医学的特点详加论述。文章发表后，附议者甚众。也就是说，“辨证论治”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新中国的中医政策开始确立和观察，当时一批著名的中医学家，借用以前不被重视的'辨证论（施）治’，作为对中医学区别于西医学的主要学术特点和优点的表述而大力提倡和宣传，从此这一术语才逐渐盛行开来”[37]。张效霞先生一针见血指出：“辩证论证是向巴甫洛夫学说和辩证唯物论靠拢的产物”“之所以不能使用'辨证施治’，关键在于'施治’二字，不能使人很容易地将其与'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相挂钩，而'辨症论治’、'辨症施治”则是由于'症’字，一不能在字面上与'辩证法’相符，二不能从表面上与西医'对症治疗’从根本上区别之。” [38]张效霞先生此言可谓发人深省！原来中医界将'辨证论治’这四个字定为中医学的特点并大力倡导，一是为了与“辩证唯物论”字面上取得联系，二是为了突出中医是治疗“本质上”的“证候”，而不是表面“现象上”的“症状”。而这或许是人们常说的“中医治本但见效慢，西医治标但见效快”的理论来源吧。静下心来思考，为了与“辩证唯物论”相联系其实也无可厚非，突出中医是治疗疾病“本质”而不是“现象”也是对的。问题是，正如前文所分析，“证候”就是症状，就是体征，与證、証、症、证、候都是表示诊断所得到的病情，既包括内在的本质体征，也包括表现于体外的现象体征，诸字（词）并没有区别。
行文至此，我们可能会产生一个困惑：既然“辨”的不是“证”，那辨的内容究竟是什么？作为“辨证”一词的始载典籍——《伤寒杂病论》一书以“辨xx病脉并治证”为篇名详细论述了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六经等各种病症。对于张仲景所“辨”的内容，张效霞先生曾对伤寒条文仔细作过辨析[39]，如对于第27条：“太阳病，发热恶寒，热多寒少，脉微弱者，此无阳也，不可发汗，宜桂枝二越婢一汤。”[40]张效霞先生指出：“本条病属'太阳’，脉为'微弱’，证为'发热恶寒，热多寒少’，通过辨病、辨脉、辨证，得出'此无阳也’的结论，治则是'不可发汗’，方用'桂枝二越婢一汤’。”在对诸条文详细考辨之后，张效霞先生认为：“仲景'辨’出来的是病机，而不是什么'证’。病机，又称病源。”[41]以上条条文为例，“无阳”是适合“桂枝二越婢一汤”的病机。笔者赞同张效霞先生的观点，整部《伤寒杂病论》的“辨xx病脉并治证”，就是辨析出患者当时最具主导性的病情特征，而如“此无阳也”就是对病机的最准确、最精炼的概括。
“病机”，即病情之“机”也。“机”的金文写作“”，从“”表绳线，从“”即“戈”表武器，从“”表“人”。造字本义是表示发射弓弩的扣板。后文篆书加“”突出其木质的特征写作“”。《说文解字》释曰：“机，主发谓之机。从木，几声。”[42]即指发射弓箭的扣板开关。由于弓箭的发射需要扣动扣板，故“机”又引申为关键、要害、机关。“机”在篆书中另一种写法为“”，从“”表木，从“”表凳子，整个字表示坐凳子的条木。当然，在医学领域中用的是“机”，今“机”和“机”都简化为“机”。故而“病机”的“机”有关键、要害之意，张景岳解释说：“'机’者，要也，变也，病变所由出也。”[43]也就是说，“病机”是指病情的关键、要害，也称为“病根”“病源”。当今不少中医著作将“病机”解释为疾病发生、发展、变化及其结局的机理，显然违背了“机”的本义。考查“病机”一词，最早见于《素问·至真要大论》：
帝曰：善。夫百病之生也，皆生于风寒暑湿燥火，以之化之变也。经言盛者泻之，虚者补之，余锡以方士，而方士用之，尚未能十全，余欲令要道必行，桴鼓相应，犹拔刺雪污（即“污”——笔者注），工巧神圣，可得闻乎？
岐伯曰：审察病机，无失气宜。此之谓也。
帝曰：愿闻病机何如？
岐伯曰：诸风掉眩，皆属于肝；诸寒收引，皆属于肾；诸气膹郁，皆属于肺；诸湿肿满，皆属于脾；诸热瞀瘛，皆属于火；诸痛痒疮，皆属于心；诸厥固泄，皆属于下；诸痿喘呕，皆属于上；诸禁鼓栗，如丧神守，皆属于火；诸痉项强，皆属于湿；诸逆冲上，皆属于火；诸胀腹大，皆属于热；诸躁狂越，皆属于火；诸暴强直，皆属于风；诸病有声，鼓之如鼓，皆属于热；诸病胕肿，疼酸惊骇，皆属于火；诸转反戾，水液浑浊，皆属于热；诸病水液，澄澈清冷，皆属于寒；诸呕吐酸，暴注下迫，皆属于热。故《大要》曰：谨守病机，各司其属。有者求之，无者求之，盛者责之，虚者责之，必先五胜，疏其血气，令其调达，而致和平。此之谓也。
帝曰：善。[44]
文中指出，“百病”都是“生于风寒暑湿燥火”，这“六气”即大气周流中的六种状态，倘若六气太过，人体感之就会导致体内一气周流不圆，“百病”也就由此而生。之后黄帝继续发问，治病要达到“桴鼓相应”的境界，该如何做？歧伯以“审察病机，无失气宜”作了精炼的回答。“无失气宜”是因为人体生命的本质在于体内一气周流，病机是病情的要害、关键处，故“审查病机”实际上就是从“气象”层面切入的。然后歧伯又详细了列举了病机的19种情况，简称“19条病机”。如“诸风掉眩，皆属于肝”，“眩”，从“目”表眼睛，从“玄”表黑色表眼睛发黑。故此句是说视物不清物体晃动犹如“风动”之象，要从“肝气”入手治疗。又如“诸寒收引，皆属于肾”，寒气束缚气血流动呈“收引”之象，治疗当从“肾气”入手。值得注意的是，文中阐述19条病机都用“诸……皆……”的句式，足见语气肯定、毫不含糊。最后还强调说“谨守病机，各司其属”，而且“有者求之，无者求之，盛者责之，虚者责之”，如此“必先五胜，疏其血气，令其调达，而致和平”。这就斩钉截铁地告诉我们，为医者要紧扣“病机”，以这19条为规范，治病就能洞若观火，而收“拔刺雪污”之效。明代医家楼英《医学纲目·阴阳脏腑部·诊法通论》中曰：“病机一十九条，实察病之要旨。”[45]可见，“病机”才是遣药处方的根据，需要时刻“审察”“谨守”。《神农本草经·序录》曰：“欲疗病，先察其原，先候病机。五脏未虚，六府未竭，血脉未乱，精神未散，服药必活。若病已成，可得半愈。病势已过，命将难全。”[46]作为临床百科全书的《伤寒杂病论》的六经“辨xx病脉并治证”正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历代医门大家治病疗疾也是紧紧围绕“病机”进行的。《孙真人备急千金要方》中曰：“夫欲理病，先察其源，候其病机。”[47]孙一奎曰：“然立法处方，不过酌病机之详确，审经络之虚实，察药性之宜悖，明气味之走守。合色脉，衍天和，调燮阴阳，参相造化，以一理贯之。理融则识真，识真则机顺，自然应变不胶。”[48]当代也有不少医学大家在临证用药以辨析病机为依据，如陈潮祖先生指出：“辨证的具体内容就是分析病机，辨证所得的结论就是病机。”“产生辨证结论的关键，在于捕捉病机，确定治疗措施的依据，在于针对病机。判断病机的准确与否，对于疗效的取得，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诊断疾病的关键是捕捉病机，决定治疗的关键的是拟定治法。”“治疗任何疾病都要针对病机决定治法。”[49]这就是说，捕捉病机才是诊断的关键，只有抓住病机，也才能拟定正确的治疗方案。路志正先生也曰：“临床治疗疑难杂症，首先辨证准确，治则用药恰中病机。”[50]裘沛然先生也说：“辨证实际上就是辨别病邪侵袭与正气损害情况，并分析由此而发生的病机进退和病情变化。”[51]裘沛然先生此言可谓精准。也就是说，病机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其会随着时间的不同而产生变化。遣药处方就是要切中当时的病机，病机变，方药转，如果执着于病名病形，病机已变而处方未更，则收效就微甚至反而有害。正如李中梓在《删补颐生微论·知机论》中所言：“古之论病，不曰病形，不曰病体，命曰病机，夫机之义微矣哉！”[52]“微”即微细、微妙之意。医者只有洞察细致、神明于心，方能捕捉到病机，遣药而愈。清代名医柯韵伯在《伤寒论翼·卷下·制方大法第七》中指出曰：
因名立方者，粗工也；据症定方者，中工也；于症中审病机、察病情者，良工也。仲景制方不拘病之命名，惟求症之切当，知其机、得其情。凡中风伤寒杂病，宜主某方，随手拈来，无不合法。此谓“医不执方”也！
今谈仲景方者，皆曰桂枝汤治中风、不治伤寒，麻黄汤治伤寒不治中风。不知仲景此方主何等症，又不察仲景何症用何等药，只在中风、伤寒二症中相较，青龙、白虎命名上敷衍。将仲景活方活法为死方死法矣！[53]
柯韵伯上文所言甚是精彩，不仅击中了当时清代医家的软肋，也切中了当今时弊。不少人都知道，《伤寒论》经方有一帖知、两帖愈的疗效。可是根据条文按图索骥处以“方证相合”之方，结果还是不如人意。其原因就在于文中讲的“因名立方者”只是“据症定方”，而不是“于症中审病机”。如对于桂枝汤、麻黄汤的应用为例，不论是中风[54]，还是伤寒，亦或是其他内伤杂病，只要符合二方病机，即在此基础上进行加减。张仲景曰：“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知犯何逆，以法治之。”[55]“随证”“以法”指的是切中病机之证、切中病机之“法”。
从上可见，临证医疗当以辨析“病机”为第一要务。因为“病机”是病情的枢纽、治病的开关，具有主导全局的作用。也就是说，祖国传统医学治病不是平均用力，而是以病机为核心，以君臣佐使为法度组方配伍，以草药之偏纠正人体一气周流之偏，使得在化解了病情主要矛盾的同时，其余诸症也就随之消失。上文我们分析指出，祖国传统医学的最大优势是知常达变的医疗思路。而在“知常”之后又是“达变”的？这就是“捕捉病机”以应万变。病机是病情主要矛盾点的体现，是人体精气圆运动轴轮运转不能顺畅的关卡。只要从“病机”入手扫除障碍，一气周流复圆，则可收“四两拨千斤”之功。要言之，以“有限”之病机达“无限”之病情使得祖国医学“知常达变”的医疗思路落到了实处。
综上所述，“证”只是病情体征的泛指，“病机”则是最主要、最关键的“证”。因而基于“名实相符”的逻辑考虑，不妨将“辨证论治”改为“辨机论治”。其中，“辨机”侧重于诊断，“论治”侧重于治疗。只要“辨机”准确、治疗得当，人体生命即可回归健康常态、身心和谐。
[1] 至于“辨证论治”也不是中医学的特点，将在本节第三点中阐述。
[2] 图娅：《言天验人：中医学概念史要论》，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84页。
[3] 何裕民：《差异·困惑与选择——中西医学比较研究》。沈阳：沈阳出版社，1990年，第492页。
[4] 张效霞：《回归中医——对中医基础理论的重新认识》，青岛：青岛出版社，2006年，第50页。此书中张效霞先生对中医学界将“整体观念”作为中医学的特点的由来和内涵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和辨析。可以参看张效霞：《回归中医——对中医基础理论的重新认识》，青岛：青岛出版社，2006年，第50-57页。
[5] 张效霞：《回归中医——对中医基础理论的重新认识》，青岛：青岛出版社，2006年，第53页。
[6]“辨证论治”的内涵见下一小部分。
[7]“藏象学说”的“藏象”本义见第二章。
[8] 南京中医药大学编著：《黄帝内经灵枢译释》（第三版），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年，第500—501页。
[9] 南京中医药大学编著：《黄帝内经素问译释》（第四版），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年，第263页。
[10] 南京中医药大学编著：《黄帝内经素问译释》（第四版），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年，第351页。
[11] 此处是针对古今中医水平的整体而言，并不排除当代也有高明中医师的存在。
[12] 当然，这是从最本根层面——“气象”视角谈的，因为每个医者治病的切入点不一样，但其能够治好病最终都是使人体能够恢复一气周流常态。
[13] 张效霞：《医海探骊——中医学史研究新视野》，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86页。
[14] 张效霞：《医海探骊——中医学史研究新视野》，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86页。
[15] 张效霞：《医海探骊——中医学史研究新视野》，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87页。
[16] 此节对于“辨证论治”内涵的阐释参考了张效霞先生《回归中医》一书的分析。特此注明致谢。参看张效霞：《回归中医——对中医基础理论的重新认识》，青岛：青岛出版社，2006年，第218-282页。
[17]（汉）许慎著，（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93页。
[18]（汉）许慎著，（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01页。
[19]（汉）许慎著，（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93页。
[20] 张效霞：《回归中医——对中医基础理论的重新认识》，青岛：青岛出版社，2006年，第231页。
[21] 张效霞：《回归中医——对中医基础理论的重新认识》，青岛：青岛出版社，2006年，第231——232页。
[22] 肖敏才：《谈“辨证”的涵义与用字》，《北京中医学院学报》，1984年第4期，第2页。
[23] 宋乃光等编校：《温病八大名著·温病条辨》，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5年，第69页。
[24] 张效霞：《回归中医——对中医基础理论的重新认识》，青岛：青岛出版社，2006年，第233页。
[25] 张效霞：《回归中医——对中医基础理论的重新认识》，青岛：青岛出版社，2006年，第232页。
[26]（汉）许慎著，（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78页。
[27]（汉）张仲景述，（晋）王叔和撰次，钱超尘、郝万山整理：《伤寒论》，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年，第23—24页。
[28]（明）张景岳：《景岳全书》，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年，第50页。
[29] 张效霞：《回归中医——对中医基础理论的重新认识》，青岛：青岛出版社，2006年，第234页。
[30]（晋）王叔和著，沈炎南主编：《脉经语译》，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年，正文前第18页《脉经序》。
[31]《孙真人备急千金要方》，《道藏》第26册，第182—183页。
[32]（汉）张仲景述，（晋）王叔和撰次，钱超尘、郝万山整理：《伤寒论》，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年，正文前第13—14页。
[33] 张效霞：《回归中医——对中医基础理论的重新认识》，青岛：青岛出版社，2006年，第219页
[34] 张效霞：《回归中医——对中医基础理论的重新认识》，青岛：青岛出版社，2006年，第219页。
[35] 详见张效霞：《回归中医——对中医基础理论的重新认识》，青岛：青岛出版社，2006年，第220—221页。
[36] 张效霞：《回归中医——对中医基础理论的重新认识》，青岛：青岛出版社，2006年，第221、223、224页。
[37] 成肇智：《走出“证”概念的误区》，《中医杂志》，2001年第6期，第369页。
[38] 张效霞：《回归中医——对中医基础理论的重新认识》，青岛：青岛出版社，2006年，第229、230页。
[39] 张效霞：《回归中医——对中医基础理论的重新认识》，青岛：青岛出版社，2006年，第265—267页。
[40]（汉）张仲景述，（晋）王叔和撰次，钱超尘、郝万山整理：《伤寒论》，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年，第29页。
[41] 张效霞：《回归中医——对中医基础理论的重新认识》，青岛：青岛出版社，2006年，第265—266、266页。
[42]（汉）许慎著，（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64—265页。
[43]（明）张景岳：《类经》，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年，第371页。
[44] 南京中医药大学编著：《黄帝内经素问译释》（第四版），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年，第797—798页。
[45]（明）楼英著，赵燕宜、于燕莉校注：《医学纲目》，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1年，第21页。
[46]（清）顾观光辑，杨鹏举校注：《神农本草经》，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年，第6页。
[47]《孙真人备急千金要方》，《道藏》第26册，第28页。
[48]（明）孙一奎，韩学杰、张印生主编：《孙一奎医学全书》，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9年，第683页。
[49] 陈潮祖：《中医病机治法学》，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第16、33、47页。
[50] 路志正：《路志正医林集腋》，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0年，第180页。
[51] 裘沛然：《壶天散墨——裘沛然医论集》，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第15页。
[52]（明）李中梓撰，包来发、郑贤国校注：《删补颐生微论》，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8年，第108页。
[53]（清）柯琴撰，王晨、张黎临、赵小梅校注：《伤寒来苏集》，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8年，第220页。
[54] 此处“中风”是“中外来风邪”之意，与现在人们通常说的“中风”不同。
[55]（汉）张仲景述，（晋）王叔和撰次，钱超尘、郝万山整理：《伤寒论》，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年，第27、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