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永不安分的灵魂
——沈从文百年诞辰感言
作者：李辉
最后一次见到沈从文先生，是在他去世之前两个星期。
那一天，我走进他的位于北京崇文门外大街的宅所。他依旧坐在他的那张老藤椅上（现在，藤椅已经搬回到了他的故乡，放进故居予以陈列）。久病的他，显得尤为虚弱。右手已经完全失去知觉，萎缩无力；左手也极少动弹，一直放在腿上。不过，他说话虽然有些含混不清，但思路尚清晰，谈到往事时，记忆依然让我感到惊奇。说到高兴处，说着说着，抿嘴想笑，但又笑不出来，憋上好久，才呵呵地发出笑声。
那一次闲聊了许多，与巴金的友情，与萧乾的纠葛以及化解的可能，等等。
沈师母张兆和说，沈先生差不多有一年没有出过家门了，更别说去公园，劝过多次，他执意不肯。于是，我们一起闲聊，一起做他的工作，最后终于说服他等我出差回京后，带他到天坛公园去。
那是1988年的4月下旬。我在笔记本上记下了那天的探望，记下了这位老人留给我的最后印象。
未料想，等我从贵阳回到北京时却传来了沈从文先生不幸病逝的噩耗。天坛之约，终成遗憾。今天，当他的百年诞辰来临之时，我不由得又一次回忆起最后见到他的情景，老人抿嘴而笑的可爱模样，重又浮现于眼前。
其实，自沈先生去世之后，他在我的心里一直占据着极为重要的位置。1990年，我费时年余，校勘他的《记胡也频》、《记丁玲》，然后多方求证，撰写了《恩怨沧桑——沈从文与丁玲》一书，描述他们二十年代开始的密切友谊，后来如何发生变化，最终在晚年竟以发生矛盾冲突而结束。我试图在对个人关系的描述中，勾画不同性情的文人身处历史大变革和政治漩涡中的性格悲剧，以及政治与艺术在那一时代不可避免的冲突。后来，我又建议和敦促沈师母和沈公子虎雏先生编选了《从文家书》。正是这样的研究与阅读，我感觉到自己触摸到了一个真实的灵魂。
前不久我到台湾参加一个两岸青年的文学交流活动，听到一位台湾诗人发表的关于中国散文的演讲。在谈到五四以来的散文家时，从朱自清一直到余秋雨，他列举了不少范例，但却没有提到沈从文。后来，我在一次发言中说，在二十世纪中国散文中，写得最好最有才华、最有韵味的作家，我认为是沈从文。他的湘行散记，他的《从文自传》，他的书信，都是经典之作。每次读它们，我都感到有一种新鲜的刺激。
其实，关于沈从文有着说不尽的话题。在受到多年的冷落之后，八十年代初沈从文在大陆才逐渐受到关注。一般来说，较为普遍的说法是偏重于沈从文的平和与寂寞，也有评论者强调他的“自我放逐”，强调他的文学边缘性。不过，在我看来，这只是看到了沈从文的一个侧面，而并不能概括他的一生。从根底上看，我更倾向于认为，沈从文从来不曾“自我放逐”过，也不是边缘人，更不是自甘寂寞。
沈从文常自称为来自湘西的“乡下人”。此话甚是。从当年只身来到北京执着地从事写作那天起，他身上一直带有湘西人特有的倔强、自信与不安分。三十、四十年代，在文坛发生的多次论争中，他常常是参与者，有的甚至就是因他而起。不仅仅文学，他还对政治、社会等问题发表议论，读他的这些文章，看他在论争中的活跃身影，我从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平和的人。相反，这绝对是一个不安分的灵魂。
就是这样一个不安分的灵魂，对文学一生未曾放弃过。在这一点上，我特别看重《从文家书》所包含的意义，特别是他在50、60年代的那些信。已经告别了文学创作的沈从文，他的全部语言才能，全部艺术感觉，可以说只是在诸如此类的一些书信中才得到了充分表现。书信对于他，当然不再仅仅是互报平安的功能，而是他的另外一个创作天地。他描写风景，他议论音乐与美术，他把大自然与自己心中的艺术紧紧地交融在一起，从而使他的家书达到了一个很高的艺术境界。人们说沈从文是一个杰出的艺术家，就在于他的艺术感觉总是那么新鲜，他从大自然那里可以体会到生命的丰富和伟大，找到爱与美相交融的情感。用他的话来说，这就像寻找到一种伟大的宗教一样。
在这些家书中，沈从文还一直关注着文学现状，并以自己对文学特性的理解，对创作提出许多意见，并与身为文学杂志编辑的张兆和不断交流。即便不得不离开文坛走进故宫，但沈从文对文学本身是那么留恋，那么喜欢评说，就如同三十年代一样。在这样的家书中，我分明看到他的灵魂在躁动，他并非自甘寂寞。
在沈从文去世后的第二年，我第一次去湘西凤凰旅行，听沈从文的亲戚讲述了他1983年最后一次故乡行的故事。他们说，沈从文提出要在早上去菜市场看看。人们提醒说，他年岁太大，怕人多挤坏了他。他却执意要去，并晃晃肩膀，说：“挤一挤那才有意思！”他果然去了。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他穿行在水灵鲜亮的青菜之间。我想，这才是一个真实的沈从文。他愿意挤在故乡人之间。在拥挤碰撞之中，他一定是在重寻流逝已久的感觉，重温那些存在于天性中朴实、天真、自由。他便是以这样的方式在拥抱故乡，拥抱童年，拥抱他的从不安分的灵魂。
一个不安分的人，才有可能为这个世界创造出那么多优美的作品，才能使他的作品永远漫溢出生命的活力。
2002-12-6，写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