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江荐书|哈特、奈格里:《集会》

2017年哈特、奈格里新书《集会》介绍
文|蓝江
实际上,我已经得到此书有一段时间,前一段时候忙于赶着完成两篇稿子,一直没有时间来完成对此书的介绍。除了这本新书的介绍,我准备还要写一篇关于大卫·哈维的未上市新书《马克思、资本和经济理性疯狂》的介绍。

《集会》一书的英文版名称是Assembly,我为什么会采用集会这个译名,实际上,在词典上查到这个词的语义有很多,其中我们感兴趣的意思有这么几个:(1)将一套零件组合成一个机器或设备;(2)将若干零件、元素放在一起的行为;(3)为了某种目的,一群人的集会;(4)一个合法体制,这个意义来自于法语的assemblée,像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国民议会(Assemblée nationale)
显然,从本书的阅读,以及对哈特和奈格里前几本书的了解,他们使用这个词的英文的含义更近似于第三种含义,即自发性的大众(multitude)的集会。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标题,我想到的是,在之前的哈特和奈格里的三部曲中,存在着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如果说《帝国》主要是阐明我们时代所面对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状况,如何理解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的最新形式,那么《大众》一书为我们提供的就是大众反抗的蓝图,不是从某个特定阶级,也不是从某个特定的利益集团来反抗现有的资本主义制度,而是以后通过非物质劳动生产出来的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ect)下的大众,大众没有先验的属性,大众的存在就是反抗的力量。最后《大同世界》(Commonwealth,准确来说,我个人不是太喜欢将commonwealth翻译为大同世界,不过中译者给出了自己的详细解释,对此我也十分尊重译者的意见。尽管我更喜欢将commonwealth一词关联于霍布斯的《利维坦》)解决的是最后的革命目标的指向,如何面对一个未来的共和国。三部曲承前启后,脉络相承,从现象,到反抗的主体,再到未来社会的目标,形成了一个一而贯之的逻辑线索。但是,哈特和奈格里的合作并不仅限于此,在阿拉伯之春爆发的时候,齐泽克和巴迪欧都曾经直接对阿拉伯之春的历史意义给出了自己的评价,尤其是巴迪欧将之称为《大写历史的重生》。哈特和奈格里在2012年合作了第四本书,这本书并没有使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的Menifesto一词来表示“宣言”,而是使用了declaration一词,表示宣告一个新的革命历史时代的来临。所以他们第四本书的标题就是《宣告》(Declaration)。而在今天他们再一次联手合作,出版了他们的第五本书《集会》。

为什么要谈集会?实际上,在很多场合,很多人质疑哈特和奈格里的大众的反抗力量太过羸弱,因为,大众尽管有反抗的形式,但更多时候他们更像是一盘散沙。究竟哈特和奈格里会如何回应这个问题,他们还是像以往一样,继续坚持一个没有领导核心,没有政党组织的大众运动?相反,巴迪欧和约迪·迪安(Jodi Dean)走向了另一种道路,即如果要把革命群众团结起来,就必须要有领导和党组织。在《世界的逻辑》中,巴迪欧就谈到了革命的先锋队的作用,并将之与古代斯巴达克斯的起义类比。同时,也在2012年谈阿拉伯之春的时候,巴迪欧坚持认为如果阿拉伯的革命群众不能有效地建立起自己的革命组织和党,很快自己的革命果实就会被那些政治家和阴谋论者所篡夺,后来的历史不幸印证了巴迪欧的预言。但是,作为一直对党组织和先锋队保持警惕的哈特和奈格里,会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如何才能在没有领袖和党组织的情况下,将如同一盘散沙的大众凝聚为具有战斗力的整体。因此,对于哈特和奈格里所说,他们必须要解决大众运动的凝聚力问题——即他们所说的集会或集合问题。这个或许就是他们撰写合作的第五本书的初衷吧。

显然,在大众政治运动中,最显眼的问题,也是他们与巴迪欧、齐泽克等人的分歧所在,就是大众运动中是否需要一个领导或先锋队的问题。和以往立场一致,哈特和奈格里坚持认为,不需要领导,也不需要任何先锋队和党的组织,在他们的理论中,大众拥有自发地组织能力,他们自己就可以在非物质劳动过程中结合成有效而强大的总体(我总感觉奈格里和哈特一如既往的对大众自治非常自信和乐观)。用他们俩自己的话来说,领导这个角色即便存在,也只能在服务于大众运动的意义上来使用。或者,对于这句话,我们可以理解为哈特和奈格里一个立场上的松动,即从坚决拒绝领导角色的存在,但允许在为大众服务的意义上存在一种领导的角色。这样,领导的概念,被他们重新加以界定,即领导是“革命事业和大众合作”的结合点,领导或者先锋队的原则,在于服务于大众革命的总体事业(entrepreneurship)。为了与他们所理解的传统的革命政党和领袖相区别,他们俩还煞有介事地界定了事业这个概念,说白了,他们想强调的是,在事业这个大概念下,没有将自己意志凌驾于大众之上的个人领袖,也没有属于个人利益腐化变质的党,只有共同服务于某种事业的领袖,一个类似于给某个事业打工的领导而已,这个领导在平常与大众没有两样,他们没有个人利益。

事实上,我个人对哈特和奈格里这个判断表示怀疑。之前的所有共产党,哪个不是以“为人民服务”为口号呢?从实际上的大众政治运动的事业,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事实上,他们首先坚持的仍然是大众的自治倾向和非物质劳动,就是大众能联合起来的保障,领袖和先锋队不足以承担这个任务,而领导顶多是一个衔接性的角色。他们认为出了个体性的领导之外,还可能存在蜂群(swarm)式的领导(说实话,这块我懵掉了,我表示不太好理解这种所有大众都能参与其中的蜂群式领导)但是,大众如何像他们在封面上的蜂群那样,构成一个集合的自发总体?仅仅依赖于生命政治下的非物质劳动结成的一般智力就能保障吗?他们提出的共同(common)或共享,真的可以将大众凝聚为一种战斗力吗?这本书给出的答案都太够模棱两可,他们在书的最后提出了一个太过玄妙的新君主(New Prince)的概念,这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马基雅弗利的《君主论》,他们说道“一个新君主正在地平线上冉冉升起,这个新君主诞生于大众的激情。人们对腐化堕落的警治(policing)愤慨,这种警治不断地让银行家、金融家、官僚和富人中饱私囊。人们对社会不平等和贫困发生了令人惊诧的水平而感到愤怒。人们对地球和生态系统的破坏而感到义愤……这个新君主为所有人指出了一条自由和平等之路,提出了让所有人都能共享共有之物,真正让所有人民主地进行管理的道路。当然,我们所说的新君主绝不是某个个人或政党、领导委员会,而是一种政治关联,将今天社会中所有为了实现解放而进行的各种抵抗和斗争形式结合起来的的东西。这个新君主是一个蜂群,一个团结形式的大众运动,它潜在地带来了威胁。”这个新君主有一个玄幻的漂浮在空中,没有大地的利维坦的投影。或者哈特和奈格里远远没有在《集会》一书中解决这个问题,而是毋宁将当代左派群众运动最显著的问题赤裸裸地摆放在我们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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