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资源枯竭的神话 —— 我们在耗光资源,需要政府管理?

自然资源枯竭的神话 

—— 我们在耗光资源,必需政府管理?

文丨 唐纳德·布德罗

>>Donald J.Boudreaux<<

翻译:禅心云起

摘要
  • 假设人们只会盲目地用光维持他们生存的物资,而不考虑其面临的激励结构,这样的处理就过于简单化了;只要有充分的激励,人们就会去保护资源。
  • 私有产权是保护资源的强大诱因。如果浪费了属于自己的东西,你就输了。
  • 当财产是“共有”时,人们就得到了消耗和滥用资源的许可,失去了培育和改善资源的动力。
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说过,“如果让联邦政府管理撒哈拉沙漠,五年之内,沙子就会出现短缺。”这位大经济学家可不是故作风趣。他指出了政府管理资源是个巨大的难题。本文将讨论以下问题:
  • 存在所谓“自然资源”吗?

  • 资源数量是固定不变的吗?

  • 市场真会造成资源枯竭吗?

  • 政府管理有助于保护资源吗?

存在所谓“自然资源吗?
 
经济学家朱利安·西蒙(Julian L. Simon)认为,严格讲并不存在什么“自然资源”。在这个星球上,可供人类直接利用和消耗的自然资源,实际上是罕见的。
大自然创造了许多物质,但并没有将它们转化为资源。对于任何天然物质而言,都需要我们付出努力,才能转变为对人有用之物。这一至关重要的转变,完全是人类创造力、智慧和努力的产物。
即使是在野外随便生长的浆果,也必须靠我们动手采摘。这意味着人们必须在合适的时间、到浆果生长的地方,把它们从灌木丛上摘取下来。代价是失去闲暇。其他天然物资,当然需要经历更多的生产阶段,需要付出更多辛勤的汗水,才能转变为资源。
假设一个徒步旅行者在野外迷路了。大森林就在他伸手可及之处,宝贵的矿产就埋藏在他脚下,对他来说,这些都还派不上用场。这些自然资源需要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付出巨大努力,才能转化为消费品。一个迷路的徒步旅行者既没有知识、没有时间,也没有先前生产的手段,将这些原材料转化为消费品,以确保他的生存。这一切都远远超出了任何人自给自足的能力。
再比如,我们现在认识的铁矿石,只是富含铁氧化物的岩石。这些岩石本身是无用的。但它们之所以有用,首先是因为人类发现了氧化铁可以转化为替人类服务的物质——铁和钢;其次,人类掌握了如何从岩石中提取氧化铁,然后将它们制成铁和钢的知识。如果没有人类的创造力、智慧和努力,铁矿石对人类就没有什么用处,就正如它对豪猪没用一样。这时铁矿石就不再是一种资源。
简而言之,一种物质作为资源的特性,离不开人类聪明才智的浇灌。这一事实甚至对于土地也是如此。在人类生存的绝大多数时间里,土地仅仅是和我们一样的其他陆地生物行走栖息之处。直到大约1万年前,一些有创造力的人,才弄明白如何以农业生产为目的耕作土地。直到那时,土地才成为一种资源。
资源数量是固定不变的吗?
 
朱利安·西蒙的最大贡献,就在于证明了人类头脑是他所说的“终极资源”。人的头脑是终极资源,因为它,且只有它,创造了其他一切有经济价值的要素投入,我们称之为“资源”。这个想法的影响是深远的——关键在于意识到地球上的资源数量不是固定不变的。
一提到资源,大多数人想到的,是资源枯竭的可能性。资源耗光了,就意味着没有东西留给子孙后代了。这让人们感到恐慌。大家的想法大概是这样的:如果父母让孩子露营第一晚就接触食品,那么第二天野餐时就没有三明治可吃了。父母会明智地分配资源,限制孩子们接触这些资源,以便给今后留下一些东西。那些主张政府应该管理资源的人,认为政府会像明智的父母一样行事。但真的是这样吗?
虽然地球上物质的数量——原子物质的数量——确实是固定的(流星、小行星和宇航员输送的物质除外),但由于人类的创造力和努力,资源数量可以而且确实在增长。这一事实反过来意味着,只要有足够的激励来发人类的挥创造力,就几乎可以肯定,我们不会把资源耗光,甚至不会遭遇任何资源枯竭的重大灾变。
西蒙的这一预测不仅有悖于大众理解,也与许多科学家的观点冲突。然而,流行的和专业的观点,误以为资源是自然创造的。由于大自然并没有把更多的石油、镁、铝土矿和其他“自然”资源藏入地底和海洋,于是这种观点推论说,我们既然每天使用这些资源,当然正在耗光这些资源的供应。这种推理导致了这样的结论:避免资源耗尽的唯一方法,就是减缓经济增长速度,甚至可能需要经济完全停止增长。
但这种推理及其结论矛盾于一个惊人的事实:大宗工业品的全球供应量,在工业时代并没有下降,而是上升了。我们知道这一事实是正确的,经通胀调整后的大宗工业品价格,比近两个世纪前要便宜得多。价格下跌是供应相对于需求增加的有力证据。因此,尽管在过去两个世纪里,受经济和人口增长的推动,大宗工业品的需求大幅增长了,但大宗工业品实际价格的下跌,标志着供应量的巨大增长。
资源的未来:世纪之赌
 
1980年,朱利安·西蒙在《科学》杂志上畅谈对未来的乐观憧憬。他认为,当前人们颇为担忧的人口快速增长不是危机,未来的世界将更美好,因为将有更多的头脑提供更好的主意。人类进步和经济增长是无极限的,因为地球上的资源不是有限的。
西蒙的文章引来了大量愤怒的抨击。其中就有生态学家保罗·埃尔里奇(Paul R. Ehrlich)。被激怒的埃尔里奇给西蒙提供了一个简单计算:地球的资源不得不按当时情况每年以7500万人的速度而增加的人口来分配,这超过了地球的“承载能力”——地球上食品、淡水和矿物的储存量。随着资源的更加短缺,物资一定会昂贵起来,这是不可避免的。
埃尔里奇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生物学教授。1968年他的代表作《人口炸弹》一书发表后,成为世界知名的科学家之一。该书销售量为两百多万本。在关于人类前途的问题上,埃尔里奇是悲观派,认为由于人口爆炸,食物短缺,不可再生性资源的消耗、环境污染等原因,人类前途不妙。
西蒙以挑战的方式做了答复。他让埃尔里奇选出任何一种自然资源——谷类、石油、煤、木材、金属——和任何一个未来的日期。如果随着世界人口的增长,资源将变得更加短缺,那么资源的价格也要上涨。西蒙要求以打赌的方式,押资源价格反而会下降。
埃尔里奇接受了西蒙的挑战。他精心挑选了五种金属:铬、铜、镍、锡、钨。赌博的方法是,各自以假想的方式买入1000美元等量金属,每种金属各200美元。以1980年9月29日各种金属价格为准,假如到10年之后,也就是1990年9月29日,这五种金属价格在剔除通胀因素后果然上升了,西蒙就要付给埃尔里奇这些金属的总差价。反之,假如这五种金属的价格下降了,埃尔里奇将把总差价支付给西蒙。
到1990年,这5种金属无一例外地跌了价。埃尔里奇输了。他还是很有风度地信守诺言,把自己输的57607美元交给了西蒙。这场赌博开始时就有开玩笑的性质,标的也才区区几万美元,但因为涉及人类的未来,世人关注度极高,被誉为“世纪之赌”。
市场真会造成资源枯竭吗?
 
西蒙胜出可能的确有运气的成分。考虑到上世纪80年代,整个世界都在进行以私营化和自由贸易为特征的市场化改革,且处在一个相对安定和平的时期,如果换一个时代背景,比如世界大战前后,答案就可能颠倒过来。但无论如何,西蒙都证明了,只要人类处在一个尊重产权的开明时代,埃尔里奇的悲观论调就是错误的。
绝大部分人可能没有意识到,在某些情况下,自由市场上的人们找到了资源消耗和资源保护之间的平衡,可称之为“可持续的”。但前提是,必须要有一个健康的市场机制。这点对一些人来说可能很难理解。大多数人认为,市场会导致过度消费或浪费。一些类型的市场是这样的。
健康的市场只存在于某些抽象规则之下。主要的规则是我们所称的“3P”:
  1. 私有产权(private property)

  2. 价格信号(price signals)

  3. 利润(profit)

这些是交换的基本条件。没有这三样,就没有健康的市场。
资源稀缺性以多种形式存在,在经济学中是特定问题。如果资源不稀缺,就没有必要有效利用。所有资源都存在稀缺性。然而,并不必然直观的是,让稀缺资源归私人所有,才是解决稀缺这个问题的方法。
私有财产权是指个人对一种资源拥有的完整所有权。我们知道谁是所有者,各自拥有多少,这种权利不能被任意剥夺。所有者也有权摆脱自己的资源。这意味着我们知道我的和你的之间的区别,在这样的了解当中,我们就具备了保存、交易或消费资源的条件之一。
价格就是经济学家史蒂文·霍维茨(Steven Horwitz)所说的“包裹在激励因素中的信息”。当某些资源价格足够高时,所有者就有动机去做许多事情。他们可能会减少资源的使用(即保存资源),他们可能会找到新的创造性方法来增加资源供应,或者可能会找到替代品,最终实现资源的节约。当然,我们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是因为我们期待未来的回报,也就是利润。在这个由价格、财产权和利润创造的均衡中,市场平衡了资源的利用和资源的保护。
想想曾经备受追捧的一种资源:鲸脂。鲸脂在19世纪被用作能源。但就鲸鱼而言,“3P”中只有两个。捕鲸者有价格和利润,但没有私有产权。这些鲸鱼属于所谓“公地”——财产权缺失被称为“公地悲剧”,这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捕杀它们。不出所料,它们几乎被捕杀一空。因为没人拥有鲸群,捕鲸者就有了一意孤行的动机来迅速捕杀。鲸鱼数量急剧减少了。事实上,随着鲸鱼数量减少,每头鲸鱼的价格就会上涨,捕猎动机也在增加。但如果有一个健全的私产制度,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如果人们可以拥有鲸鱼,他们的动机就不再是不可持续地杀戮鲸鱼,而是养殖它们。(讽刺的是,化石燃料拯救了鲸鱼,多亏了替代能源。)
在19世纪美国西部,野生水牛漫步在没有围栏的、数百万人共有的平原上。它们几乎被猎杀殆尽。相比之下,人们可以拥有和饲养牲畜,而且在私有财产上使用带刺的铁丝网,使得这样做是可行的。今天,平原上的牛比野牛多得多。甚至在野牛是私人所有的地方,它们的长期生存也比以前在“公共”财产上更有保障。
西蒙认为,经济增长并没有加速资源枯竭,相反促进了资源增加。部分原因在于,经济增长使人们变得富裕,受教育时间和教育资源增加。人们学会运用自己的头脑去想出更好的主意,如使用更少资源获得更多产出的方法,再如勘探和提取一度无法获得的资源的窍门。想想水力压裂法是如何从岩石中提取天然气和石油的吧。
经济增长还通过向人类提供更多的最终资源——人类头脑——来防止资源枯竭。经济增长使我们摆脱了马尔萨斯陷阱。它让越来越多创造性思维得以存活到成年,然后与其他头脑互动。这种日益增长的人类思维互动,本身就是创造性的。当不同想法相互竞争和合作时,就会形成新的和更好的想法。
马特·里德利 (Matt Ridley)准确地把这个过程描述为“观念交媾”——正如人类中更多的交媾创造了更多的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方式,更多想法之间的交媾创造了更多独特的想法。这种循环是良性的。

政府管理有助于保护资源吗?


对基本经济学理解的逐渐加深,最终结束了人类几千年的生存状态。现代经济学解释说,如果没有资源的私人所有制,就没有一种机制来观察或作用于人们将欲望从高到低进行排序的序数偏好。如果没有按照序数偏好分配商品的方法,就没有为改善社会而有效利用资源的合理手段。
如果社会拒绝接受资源的私有财产权,它就必须寻求其他阻止公地悲剧并分配财货的方法。人们选择的方法往往是运用政府权力和中央计划。公有制计划经济一度对许多人显得有吸引力,为了“公共利益”,他们让资源归集体所有。
不幸的是,一个摈弃私有财产并将资源交给计划者的社会,往往面临着计划的混乱。换句话说,没有市场和价格,就没人能知道人们真正想要什么,或真正需要什么,也永远不会真正知道要生产什么、采用什么技术手段和可替代材料、达到什么样的品质或生产多少。前苏联的政委们指挥着低效劣质的产品生产。苏维埃帝国最后崩溃了,尽管俄罗斯拥有丰富的资源和勤劳的人民。
以森林为例。在北美,树木的数量比以住一百多年都要多。林业工作者不仅有动力让他们收获的树木再生,他们也有动力以可持续的速度伐木。当然,在世界的某些地区,比如亚马逊和非洲,对森林砍伐的担忧是有道理的。北美和南美森林的最大差异在什么地方?在北美,森林主要由私人管理,而在南美,森林主要由政府管理。
自1900年以来,美国林地面积维持稳定达一个多世纪之久。与世界上其他一些森林砍伐速度很快的地区不同,美国实际上在过去100年里一直保持着本国的林地。根据联合国报告《世界森林状况》,如果将加拿大北部茂密的森林也算在内,自1900年以来,北美森林面积已经有了很大幅度的增加。
世界上许多地区的森林正在失去土地,但这些地区的森林损失正在减缓。然而,这仍然留下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北美地森林在增长,而其他地区的森林却在消失?如果考察全球各地的情况,就会发现,拥有稳定私有产权的地方,就有稳定的林地。这些地方没有公地悲剧——以及随之而来的滥砍滥伐。
在没有私有产权的地区,政治领导人试图通过政府管理来解决林地过度开发的问题。没有所有者,森林将会在短时间内被砍伐,没有社会机制来阻止国家秩序下的公地悲剧。政府干脆禁止私人开采资源,比如像环保主义主张的那样,阻止社会从资源转为消费品的过程中获益。这时受损害最大的是穷人。由于原材料价格被推高,终端消费品价格最终也会上涨。
在颁布禁令的情况下,由于价格上涨,有很大可能会刺激黑市的形成。非法开采者和偷猎者出现了,问题依旧存在。例如,尽管有禁令,非洲黑犀牛仍然受到威胁。因为在禁令下,获利动机会更加强烈,冒险家就会出现。
在政府分配资源的情况下,这个过程很容易被扰乱。换句话说,任何虏获监管机构的人,都能够操纵这一过程,使之有利于自己。随之而来的不仅是腐败,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对“可持续性”的考虑被抛在了一边,连同对可持续性构成真正检验的所有市场机制。
私产制度确保宝贵资源不会被滥用殆尽,因为其价值将被资本化,可持续获取资源的时期越长,资源的资本化价值也就越高。私人所有者将寻求在不危及未来长期获取资源的条件下,尽可能广泛地制造出资源。如果没有严格保护产权的自由市场经济,确定资源资本化价值的过程是不可能的,消费品变得唾手可得也是不可能的。
尽管理论和经验证据都与此相反,计划经济者告诉我们相反的一面,即一切资源的国家所有制将防止资源滥用并确保所有人繁荣幸福。然而,正如米塞斯所阐明的,公有制计划经济不是一种可供选择的生产经济制度。它是一个纯粹消耗的制度,是一个经济无知和经济掠夺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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