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谷：摊子口往事（中篇连载6）
中 医 江 一 安
文/古 谷
摊子口正街上有好几个医生，个体中医江一安，大众联合诊所的外科杨医生，下浩名老中医刘元鸿的高足熊哲生（中西医都行），还有一个长满络腮胡的个体曹草药。至于小儿科高手杨启海，我已专门写了一篇《上新街奇人杨启海》。
在摊子口居住的那些年，我在好几个医生手里看过病，其中对江一安的印象特别深。
江一安的诊室与毛剃头的理发铺隔着没几家，但屋顶要低一些，在街上走都看得见那屋檐上的小青瓦。原来是江家房子的地势要低些，下面还有一层，一家人就住在下面，好像厨房也在下面。
2008年摊子口正街洗衣槽处的
江中医诊所（董继霞女士提供）
那平街的门面左方挂有一小块木牌：“中医 江一安”。诊室只有10来平方米，在下楼梯口的旁边，一张方桌，桌上一个诊脉的小枕头，二三本薄薄的线装医书和一杯茶水。
江一安，40多岁，人很瘦，清瘦的脸上有稀疏几根胡子，一副很安祥儒雅的神态。如果穿上长布衫，就像那典型读旧学很深的“迂夫子”。每当有人来瞧病，他微微起身，右手掌朝上一摊，微笑着说，请坐；同样很瘦的江夫人从里屋端出一杯茶水放在病者桌前，无声地退回里屋。
中医号脉
江一安是个地道的中医，他不像有的医生，挂中医的牌子，间或也开西医的药。病人就座后，他推一下脉枕微微一笑，意思是请你伸出手来，他好把脉。
大多数病人伸出手后，就要开口讲述自己的病况。江一安眼睛一闭，头一摇，默默地捏住病者手腕部，三个指头搭住病者的寸关尺，眯着眼睛做出沉思的样子。一会儿，他收回手，病者换手，他也换手把脉，再沉思一阵。然后睁开眼，点了点头，一根指头手伸向病者的口，那是告诉你要看看你的舌头。
当这些动作做完后，他才慢条斯理地讲一些你听得懵懵懂懂的专业术语，什么寒热风邪，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在病者琢磨着他的话语时，他的药方单子也写好了，接着就是嘱咐你如何煎药及注意事项。最后告诉你，如果病有好转就再来吃一副，巩固一下；如果病加重，就不来了，说明医家没看准病。这时，病者掏出一毛钱来，递给他，拿着药方单子出摊子口，去上新街中药房抓药，他照例微微起身，不送。
江一安的名声还是有点响，一般的毛病一两副药就见效。所以，每天有二三十人来瞧病。有的人家，一家子有病都在他这里把脉，相当于家庭医生了。
偶尔，没有病人的时候，他也在街上闲逛一下，碰到先前熟悉的病人，他微微一笑，点个头，算打个招呼，但从不问人家近来身体如何，也不问人家他先前开的药方吃了有无效果。他说，那是医家大忌，叫“医不叩门”！
本来，日子就这样地慢慢过，大家都在岁月静好中相安无事。没想到，1966年的夏天，突然爆发了什么大革命，要扫荡一切牛鬼蛇神。先是取缔了个体摊贩，消灭自给自足的小生产方式，据说这种个体生产经营的方式每时每刻都会产生资本主义。
江一安先是被人摘了牌子，没过多久，那什么大革命的革命小将严令江一安不能再坐堂行医了。他一个捏手杆的，除了瞧病开处方，还会做什么呢？一大家子怎么生活呢？
望龙门轮渡
就有人指点他：那江对面大城里的人煮饭要烧煤，那煤炭里要掺一定比例的黄泥巴。城里哪来黄泥巴？但煤炭里没有黄泥巴还真不行。没有黄泥巴，煤粉结不成团，还未燃烧就从炉桥缝漏下去了，花了钱却煮不熟饭。怎么办？南岸是郊区，漫山遍野都有黄泥巴，把这黄泥巴挑到江对面卖给煤站，1分钱一斤，你挑一百斤去卖给他，不就挣来了1元钱吗？城里人天天要烧煤，你就天天挑黄泥巴去卖，一个月不就有30元收入吗？虽说是抵不到自家当医生的收入，但买米买菜买盐的钱总算是有了呀。
这个需求真的还催生出了一条新的求生路，不少没有生活来源的人就干起了这个不需要本钱、只需要力气的营生。上新街有个WG前下乡的老知青，叫腊元，有老婆孩子，老父亲有病需要人经佑（护理），腊元两口子就不回生产队做工分了，专门挖黄泥巴，以此养家糊口，也照顾了父亲。
而后的许多年，江一安和他夫人也在这卖黄泥巴的道上谋生。只是这条道，对于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瘦弱老头，其艰辛是非常人所想象的。
他用木板做几个架子，每个架子上垒着一大团特大馒头似的黄泥巴。这黄泥巴是从涂山脚下挖掘回来，浇上水，用锄柄细细拍打成特大馒头形的，光光生生，没有一丝裂缝，矗立在木架上，在暑天的阳光下散发出金色的光芒。他夫妻俩下午到涂山下挖掘黄泥巴，天黑时挑到老码头囤船边，人均两次，估计共有400来斤。
第二天凌晨5点半，把这“泥巴大馒头”挑到轮渡上，趁着头班划子（轮渡）还不拥挤，赶到江对面，在趸船跳板的摇晃中，挑到缆车站下。
望龙门码头河边的缆车下站
（度宁提供）
把四挑“泥巴大馒头”挑上缆车下站，是这一天的辛劳中最为艰难的。
那缆车是民国时期修建的，进到缆车入口要爬约10米长的阶梯，阶梯宽约2米，每步高20厘米。轮渡一靠岸，人群蜂拥而出，争先恐后冲向跳板，百米冲刺到缆车梯道下。拉住铁栏杆，一鼓作气爬完阶梯进入车厢，然后大口喘气。很快，缆车开动，一会儿就上到望龙门街口，下缆车，走到望龙门的街上。
不要小看这抢上缆车的早一班、晚一班时间，那可是分分秒秒的黄金时间。你晚上了一班缆车，可能河边的轮渡就开了，等下一班轮渡要20分钟后，往来就是近一个小时。凡是1990年代以前，在南岸和市中区之间往返的重庆人，都有过坐轮渡过江的经历，说起“赶船”“赶缆车”，至今感慨良多。
1971年暑天，我因患病，每天要坐头班轮渡去江那边的医院治病。很多次都是与江一安乘同一班船，亲眼看见江一安挑着那一百多斤黄泥巴担子上缆车，至今想来我都心惊胆战。
那不是挑在肩膀上，而是压在弯曲的脊背上，爬那缆车的阶梯。因为阶梯的坡度陡，担子随时要从脊背上滑下，他用左手紧紧抓住梯子旁的铁栏扶手，右手按住肩前的扁担，调节前面那架黄泥巴的高低位置。高了，后面那架子的黄泥巴会被石梯拦住，身子上不去；低了，前面架子的黄泥巴会撞上阶梯，一个趔趄，就会滚下去摔个半死。每跨上一步，要用尽全身力气，站稳，歇一小会儿，再跨上一步。倘若手没抓紧，滑了一下，那身子随着挑子的重量往后坠，也会滚下梯道，不说摔得半死，那些“泥巴大馒头”说不定会滚到河里去，那一天就打白板了，还倒贴轮渡钱。
到了上面的缆车站，就不再那么着急了。通常，坐下行缆车的人要少些，为什么呢？因为在上面能看到渡船是否停靠在趸船边，如果渡船已经离开趸船或者还在江那边，就不用急着赶下去，毕竟下坡不费力，走下去还能节约1分钱。这时，他夫妻俩就可以把“泥巴馒头”一架一架地抬到车厢外，放好，再一架一架地抬上去，然后挑到煤站去。
望龙门街边的缆车上站
（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
作者近照及简介：
苏玉新，网名古谷，1952年生，大专文化。1969年下乡忠县当知青，1972年病退回城，从事过多种职业。退休后致力于纪实文学写作，任中华知青作家学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