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谷:摊子口往事（中篇连载9）
卖酱油的黄福松（下）
文/古谷
1972年的暑天，我在忠县度过三年半知青生活后，拖着病魔缠身的躯体，病退回到摊子口正街父母的家。已经20岁的我，不但要父母养活，还要父母替我治病，我不知道，往后的日子该怎么办？
我儿时伙伴陆星民的父亲安慰我，你没事常到我家来，跟我学木匠手艺，待病有好转，跟我一道背个工具箱去跑街，替人修理门窗、打造家具，挣点生活费，给家里减少点负担。于是，我常到陆家去看陆伯伯做手艺，在身体能承受的情况下也帮他做些力所能及的手上活。
9月的一天下午，我又去陆家，很意外地看见郭从花坐在陆家的床上，穿一件很旧的细花布衬衫，人很憔悴，比前几年更瘦，眼睛显得特别大。
她还认得我，有气无力地招呼我，说：“听陆妈说，你这几年在农村得了风湿病，我给你说个单方。”
我连忙说：“谢谢黄妈！”又问她，“你们一家到浙江生活怎样？”
她说：“一言难尽。回到浙江老家，什么都没有，一切从头开始，一家人都在生产队里挣工分。大妹嫁人了，都当妈了。二妹嫁给了黄福松当年的勤务兵的儿子。”
她叹了口气，又说：“1949年，我家老黄从巫山脱离部队时，勤务兵不愿跟着我们到重庆，他嫌重庆热，要回浙江，还劝我家老黄也回去。是我打了老黄的'掺嘴’（反对的话），心想老黄手里有点钱，小时候在乡里熬过酱油，到重庆去买间房，把手艺做起来，照样兴家为人。没想到，好心帮了个没良心的女人，没得好报，反倒遭狗咬。这辈子怎么会遇到这个龟狗日的女人，把老子一家人整得好惨！这个断子绝孙的烂婆娘，死了没得人端灵牌！老子咒她不得好死！”说着说着，她不禁伤心地伏在床档头上哭起来。
我很惊讶。那些年，她家遭受那么大的磨难，她都挺得住，在人面前从没说过低气话，给人很阳光的样子。这才几年，怎么一下就像散了骨架？联想到自己的处境，我突然有同病相怜的感觉。
陆妈把我叫到屋外陆伯伯的木活工场，轻声说：“黄福松死了，病死的。”
陆伯伯在一旁叹了口气，说：“50来岁的人，拖一大家子回乡下农村，出来这么多年，啥子都没得，压力好大哟！”
我毕竟是小辈，不好说什么。只是有些不理解黄家大妹，不到20岁就结婚了，还当妈了。我还要靠父母养活，结婚、安家？想都没想过。
有几天我没去陆家，再去，郭从花已经回浙江去了。她为什么回来，办什么事，我没过问。
一晃几十年，直到我要写摊子口正街的往事，想起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80年代街上的人和事，特别是当时的邻居们，他们一个个像是到远处去旅游后回到摊子口家里，又像当年那样很自然有规律地生活。每天，他们在我身边走动，向我打招呼。一个个鲜活的邻人中，郭从花抱着女儿，在暮色中，站在官茅厮坝子上，等待挑着中间鼓圆黑漆绘花的木质酱油桶的黄福松，当女儿看见父亲的身子从摊子口石梯跨上回家的石板路时，从母亲怀里伸出身子扑向父亲的情形，像一幅画面定格在我的脑海里。
我想，我一定要找到黄家后人，把我当年看见听见的事说出来，为的是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事，我们要像这世界上大多数人那样，自由自在，平静地生活。
上天垂怜，在黄家大妹当年同学郭先生的帮助下，我终于和当年我见到的郭从花怀里抱着的小女儿联系上了。
1964年出生的黄家小女儿，今年56岁，在多次的电话中，那石板路坎上的土墙屋至今还清晰地印在她的脑海里。我没有告诉她，那房子两年前已经拆了，她家的房基连同整个摊子口街区，被挖掘出很大很大的一个深坑，等待着一座摩天大楼的崛起。
几次通话后，我终于知道了黄福松是怎样的一个人。
那个终年四季扁担闪悠悠地挑着酱油担子、有着强健体魄一张笑脸却不怒自威的男人，原来曾经是一个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真正中国军人，一个在与侵略者拼搏的战斗中多次负伤流血的英雄汉！
黄福松，1920年出生于浙江温州乡下，还未没出世其父就病故。这个从未见过父亲的孩子，与母亲艰难地生活在贫穷乡村，在黄氏家族和祠堂乡绅的接济下，完成了当地的初级教育。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中学毕业的他和几个同学要求加入来当地招兵的军队。黄福松有强健的体魄，又有较好的文化，招兵部队很看得起他，但保长以他是独生子不能当兵为由，拒绝了他的参军要求。
当地一陈姓农户，家有五个儿子，按规定有两个参军名额。黄福松偷偷与那家商议，自愿卖壮丁。他把卖壮丁所得20个大洋留给家里，自己顶替那家小儿子陈定富的名字去了部队。从那时起，黄福松便以陈定富的名字戎马生涯十多年，直到1949年部队在驻防地巫山向解放军投诚，才改回本名黄福松。
抗战时期的中国军人
黄福松入伍后，因为有文化，被任命为新兵班长，经过短暂的训练，参加了上海淞沪保卫战。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后，日寇沿京浦路北上进攻徐州，黄福松又随部队参加了徐州会战。在徐州南线作战期间，因为作战勇敢，部队从徐州撤退时，上级在战场上命令他作为排长，带领残部收集散兵到苏北集聚。
1938年到1940年，黄福松随部队在苏北洪泽湖一带，与日军展开拉锯战。在一次激烈战斗中，黄福松被日军子弹击中腰部，好在没有伤到内脏和脊椎。由于敌人进攻猛烈，部队不能带着伤病员战斗，加之当时的部队军需后勤跟不上，就没有把他送野战医院，而是安置在苏北农村的一户郭姓贫苦人家养伤。
在养伤期间，黄福松时常帮助郭家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他为人诚恳、勤劳、富有正义感，令郭家人从好感到赞许，再到郭家二姑娘心生爱慕。几个月后，当黄福松的伤口基本痊愈、要归队时，郭家老人执意要把16岁的二女儿郭从花许配给他。
1939年初春的一天，黄福松和郭从花，在郭家人及众亲戚的祝福下，按当地乡俗完成了订婚仪式。黄福松答应郭家，回到部队后立即报告上级，争取早日回来完婚。
黄福松归队后被提升为连长。而后苏北一带沦陷，郭从花的家乡被日军占领，家乡的房屋数次在日军下乡扫荡中被烧毁。但是，郭从花一直在家乡等待黄福松的消息。
黄福松所在部队，先前是参加淞沪抗战期间配合正规军作战的江苏省保安团，南京失守后被改编为正规军，隶属于韩德勤89军。韩德勤在抗战期间任江苏省主席、鲁南战区副总司令，徐州会战后，韩德勤按当局要求“务尽守土之责”，遂率部坚持在敌后苏北一带开展抗日游击战。直到1940年，黄福松所在部队在苏北抵抗日军发动的“卜号作战”所进行的反扫荡战斗结束后，黄福松经上级批准并给予假期，才归来与郭从花完婚，结为夫妻。
鲁南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
1939年在苏北坚持抗战
1940年，一部分韩德勤部队被调入华中地区，抗击日军从上海推进杭州所发动的浙东战役。1942年5月，浙江大片土地沦陷，黄福松所在部队随即撤退到长江流域一带阻击日军。从那时起，郭从花作为随军家属，跟着营长黄福松，参与后勤和照顾伤病员工作，再也没有过上一天安生的日子。在跟随黄福松打鬼子的那些年，郭从花生了五个孩子，皆因战时环境恶劣，全都先后夭折了，一个也没带活。
1960年代初期，我因为失学无聊，常在黄家隔壁的齐家与没有工作的齐家老大闲聊。曾听到齐妈与郭从花说话。齐妈问郭从花：“你这下有了姑娘、儿子，怕不会再要（生小孩）了吧？”那时郭从花已经有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小儿子才几岁。黄福松40多岁才有这么个宝贝儿子，两口子稀奇得不得了。郭从花随便到哪里，都把儿子抱在怀里；黄福松晚间卖酱油回来，不管好累，都先抱儿子亲热一阵才休息。
郭从花一边和齐妈说话，一边和儿子亲热着说：“我那个拿给人家喂奶的娃儿不丢的话，都快20了。”齐妈怔了一下。
郭从花叹了一口气，又说：“民国三十一年（1942），老黄部队东打西跑的，跑到宜昌附近的一个县份上，我生了个儿子。日本鬼子天天轰炸，没几天部队又要跑。我又没有奶水。老黄说，娃儿太小，这样拖还不是跟以前几个一样，带不起（养不活）。不如送给人家，兴许还有条活路。我当时想，我不走了，在当地找个地方住下来，等老黄把鬼子打跑了再来接我两娘母。黄福松不同意，坚持要把我带到身边，说我们从苏北到湖北，日本鬼子把我们追着打，部队三天两头行军打仗，历尽千山万水，你留在这里人地生疏，怎么生活？何况，战事越来越紧，万一这地方沦陷了，你一个抗战军人的妻子，日本人会放过你？就这样，我们丢下那奶仔仔，到了宜昌。宜昌的战斗打完后，守到1945年日本投降，部队开拔到巫山休整。老黄申请退伍，上面不批，老黄说，打了这么多年的仗，负过好几次伤，硬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好不容易捡了一条命。还不让我回去，我再也不打仗了。”
当时，我们听着郭从花讲她家黄福松打日本鬼子的事，以为她乱说，因为我们所接受的教育是，蒋介石的八百万军队八年抗战一直躲在峨眉山，直到八路军、新四军把鬼子赶出了中国，才下山来争夺抗战胜利果实，被解放军给赶到台湾去了。郭从花抱起她家小毛走了后，我们还说：郭从花吹牛，一个戴黑五类帽子的国民党伪军官怎么会去打日本鬼子？
至于黄福松的部队当年驻扎在巫山什么地方，我查《巫山县志》，上面记载不少国军部队番号，也有不少军官的名字，但没看见黄福松当年所顶替的“陈定富”。那么，1949年巫山解放时，是否与解放军作过战或者被俘，还是于1949年12月2日向解放军投诚、协助巫山和平解放呢？黄福松的几个女儿也说不清楚。
总之，当时担任国军团级军官的黄福松，与郭从花短暂分开了一段时间。黄福松后来给女儿说过，他当年是有机会去台湾的，但他不愿去，因为他不愿再在军队里混，不愿再打仗，渴望过上安稳的家庭生活。
刚解放时，原旧军人可以向政府申请回原籍。但黄福松是团长，按当时的规定，不能离开驻地，只能就地居住，接受监督改造。没有详实资料证明黄福松这段时间的生活轨迹，我只能把知道的如实写出来，不清楚的地方，待黄家后人陆续调查清楚再予以补充。
有一点，他的几个女儿坚持说，就是在1950年，黄福松脱离军队后，经过申请，才允许把当年顶替的“陈定富”改回原名黄福松。
黄福松在1951年下半年，经过政府的集中思想学习后，与先期购房在南岸摊子口108号居住的郭从花团聚。从此以后，他就在南岸海棠溪和五院的酿造厂批发酱油麸醋，挑到交通不便的偏僻地区和农村去零卖，养活家人。直到1969年被迫响应号召，回到原籍农村去务农。
黄福松自从参军抗日之后，再也没有回过家乡。黄福松的母亲在当地作为抗日军人家属，得到了国民政府的优抚。特别是当他作战立功、提升为军官的消息传到家乡时，族人欢呼雀跃，记入祠堂功德簿。
1949年后，黄福松的母亲自然被列为伪军人家属，受尽磨难。大炼钢铁后，一直居住在黄氏祠堂。而祠堂被认定为封建社会的产物，多年失修，这个孤苦伶仃的老人，在70岁那年死在祠堂里。
黄福松小女儿黄淑凤
黄福松的小女儿告诉我：
“我们回到老家，黄家族人说，你家奶奶一直都相信你爸爸会回来。她告诉我们，担心儿子回来没有粮食吃，自己已省下一斤江（糯）米，藏在祠堂很隐秘的地方，她再怎么饿都没有动那藏着的一斤江米。你奶奶后来死在祠堂，我们发电报给你爸爸，等你爸爸回来办理后事。等到后来，你奶奶的脚后跟被老鼠给咬掉了，你爸爸都还没回来，大家才把你奶奶安埋了。”
“我们一家子回到老家，按当时的政策，生产队给我们一家修了两间房。因为当时大家都困难，建筑材料匮乏，房子是用石头和黄泥巴垒成的，很简陋。父亲又因为受管制，不能随生产队的社员出海捕鱼，只能种庄稼。我们没有农业生产技能，评的工分很少。那年回去的时候，麦子还没成熟，我们没有粮食吃，生产队就发动大家帮助我们，各家各户送给我们一点粮食，勉强度日。到夏粮分配时，我们一家分得150斤米、27斤红薯。冬天没有吃的，爸爸做了一个小渔网，在沟渠里去网一些小鱼虾，母亲去捡人家削掉的红苕皮凑合煮来吃。没有办法，两个姐姐很快就嫁人了。”
“也许是爸爸在沟渠里被感染了病毒，也许是生活太贫困和劳累过度，爸爸回到老家没多久就出现浮肿，没有钱去治病，拖到1972年开春，医生说是肝腹水，也就是现在说的肝癌。3月23日，爸爸就去世了。”
“1975年，我读到小学三年级，母亲再没有钱给我读书了，我就整天去捡猪粪，卖一点钱来和母亲哥哥维持生活。两年后，我曾经的班主任，她也姓黄，是我们黄家小辈，来我家给母亲说：'大奶奶，大姑（指我）不读书太可惜，还是叫她上初中吧。’母亲说：'都丢了二年，还能读？’黄老师说，叫她去考一下，以前她学习成绩好，说不定考得起。在黄老师的帮助下，我真的以小学毕业生的身份参加了升学考试，其中语文考了全校第一名，我没上小学四、五年级，直接就读了初中。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我每天很早就去大街小巷捡猪粪，然后才去上学。刚把初一上完，母亲生了很重的病，我就再没有读书了。”
“从那时起，我们一家就没有继续生活的能力了，全靠家乡的邻居们接济我们。我们三娘母（母女加哥哥黄小毛）在那些年是吃着百家饭才勉强活下来。”
“母亲想到我们两兄妹还小，还离不开她，为了活下去，把房子卖掉，用卖房的钱来治病。没有房子住，我们一家又像我奶奶一样，搬到奶奶生前住的那间破祠堂去住。”
“1985年3月24日，母亲因为多年疾病，在极度衰弱中过世了。那天正是我大孩子满月，也是父亲过世13年的日子。过了这么多年，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改革开放后，我家几个姐哥和我才逐步过上了正常的生活。我们几姊妹经常都在想，如果当年爸爸不去参军打鬼子，跟着奶奶在农村生活，凭爸爸的强健身体，一定会和奶奶生活得很安稳。奶奶也不会孤苦伶仃地死在破祠堂里，唯一的儿子却远在千里之外，连回老家来看一眼都做不到。爸爸不但自己遭了很多的罪，还连累我们一家大小都受罪！”
“为这事，我们问过爸爸，当年是不是就该守在老家，不去当兵？爸爸沉默了半晌，说：'日本人来了，到处杀人放火，如果都不去打仗，还有这个国家吗？’说完，他不停地流着泪水，使劲地摇了摇头。”
2020年12月28日于重庆南坪
2021年 2月7日于云南版纳
作者近照及简介：
苏玉新，网名古谷，1952年生，大专文化。1969年下乡忠县当知青，1972年病退回城，从事过多种职业。退休后致力于纪实文学写作，任中华知青作家学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