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思想 现实主义创作
肖旭
杜甫(7 1 2—7 7 0)，字子美，生于河南巩县，出身于世代为官的家庭。但在杜甫的一生中，社会矛盾的巨流却把他卷入生活的底层，使他接触到动乱的现实和苦难的人民，终于把他磨练成我国封建社会中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的诗歌全面而生动地反映了时代和社会现实矛盾，又具有积极的精神和伟大的气魄。他是盛唐最后一位诗人，同时也为中唐现实主义诗歌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在诗歌史上占据着划时代的地位。
要全面了解杜甫的现实主义精神，先必须对其生平和创作道路有所了解。杜甫一生可分为四个时期：1、三十五岁以前为读书与壮游时期；2、三十五——四十四岁为困守长安时期；3、四十四——四十八岁为陷贼与为官时期；4、四十八——五十九岁为漂泊西南时期。杜甫三十五岁以前，正当开元盛世，他的经济状况也较好，他从小好学，童年大部分在洛阳这一文化古都度过，接受了祖国丰厚的文化艺术遗产的熏陶。在诗歌的创作上他也受到了盛唐积极浪漫主义的影响，高唱自己的理想。从二十岁起，杜甫开始了为时十年以上的“壮游”，先南游吴越，后北游齐赵，接触到更加丰富的文化遗产和祖国的壮丽河山，同时也充实了生活，扩大了视野。《望岳》一诗，大约就写于此时。全诗写景精细而有气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尤其表达了一个青年诗人对前途的乐观和信心。但漫游时期的生活主要还是登山临水，走马射猎，结交朋友，饮酒赋诗。这种生活方式不可能接近人民，深入生活现实，只能成为他的诗歌创作的某些方面的准备。杜甫三十五岁到长安求官，得到的不是显要的官职，而是对于现实的深刻认识。这时正是安史之乱的酝酿时期，朝廷上下一片黑暗，杜甫处处受到当权者的冷遇，而自己生活日益穷困潦倒，痛苦的个人生活迫使他正视现实，这现实是腐朽黑暗的，统治压榨是残酷的，人民生活是苦难深重的。正是他对人民痛苦产生了共鸣，驱使诗人写出了《兵车行》等现实主义杰作，标志着诗人由追求个人发展而走上了忧国忧民的思想道路。杜甫为求官在长安苦苦等了十年，作了最大努力才得到一卑小职位。之后，杜甫即往奉先县探望家小。回家后就写了《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首诗标志着杜甫思想的转变和成熟，是杜甫思想和创作的一大飞跃。从此他进入了创作的成熟期。天宝十四年(7 5 5年1 1月)安史之乱爆发，杜甫携家避难，把家眷寄居在鄜州羌村，自己只身投奔唐肃宗，途中被敌军俘虏押回长安。杜甫在长安困居了大半年，写出了《春望》等优秀诗篇，感叹国破家亡的现实。后来他又逃出长安，到了唐肃宗的所在地凤翔，任左拾遗官职，但不久就因为营救房琯罢相，而触怒了肃宗，被放还鄜州省亲。回家后，杜甫写下了《羌村三首》和《北征》。《北征》是继《五百字》之后的又一首长篇巨制，带有很强的政治性。两京收复后，杜甫回到长安，仍任左拾遗，一度安于现状，诗歌创作的题材比前一时期狭小了。但一年后就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他最终离开了长安，这使他又有机会进入广阔的生活天地。他先到洛阳，不久又由洛阳重返华州，根据途中亲见的人民悲剧，写成了“三吏”、“三别”，标志着他在进步的现实主义道路上重新向前迈进了。唐肃宗乾元二年七月(公元7 5 9年，斯年杜甫4 8岁)，他因目睹政治黑暗和个人前途无望，毅然弃官去职，由华州到了四川成都，他在四川漂泊了八、九年，后来又在湖北、湖南漂泊了两三年，至代宗大历五年(公元7 7 0年，杜甫5 9岁)冬，死在由长沙到岳阳的一条破船上。在漂泊的十一年间，杜甫没忘记国家和人民，他写了一千多首诗，其中包括《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复河南河北》、《咏怀古迹》五首，《秋兴》八首等优秀诗篇。这一时期的诗在艺术上也达到了高度成熟完善的地步。
从杜甫一生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基本思想是属于儒家一派的，他始终奉守着“仁政爱民”、“匡时济世”等儒家思想中的进步成份，但他常把爱国和忠君等同起来，又表现了一定的历史局限性。杜甫之所以能取得很高的诗歌创作成就，除天才和勤奋学习之外，更主要是因为他深刻地接受了人民的影响。杜甫是在时代和人民的培育下，在现实的政治斗争中走上现实主义高峰的。杜甫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主要作品都是贯穿现实主义精神，主要表现在以下的三个方面：
一、面对现实，讽渝谕时事。杜甫的创作活动，主要是在安史之乱前后，不管现实多么黑暗，政治多么腐朽，他都敢面对现实，大胆揭露矛盾，讽谕时事，表明自己态度，指出解决途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表现了他面对现实的精神和勇气，也抒发了自己多年来忧国忧民的深沉怀抱。在这首诗里，杜甫突破了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不管穷、达都要面对现实，投身政治，兼济天下。这是他高出其他诗人的地方。《兵车行》是杜甫写作因意命题的新乐府，及时反映重大政治事件的发轫之作，包含着杜甫现实主义主要特点的萌芽。天宝年间，唐玄宗对外发动掠夺性战争，接连遭到失败，人民担负着过度的赋税和徭役。天宝十一载，杜甫写了《兵车行》为人民呼吁，反对统治者不顾农业生产，不顾人民死活而发动掠夺性战争。《丽人行》写在天宝十二载。天宝十一载十一月杨国忠任右丞相，次年春天杜甫写这首诗，用华美的词藻来形容杨氏姐妹的装束、神态和宴会的热闹，看似赞赏，实际上讽刺了杨氏兄妹骄纵荒淫的生活，揭露了统治者的丑恶本质，表现了对权贵的厌恶，同时也曲折地反映了君王的昏庸和时政的腐败。“三吏”、“三别”写在唐肃宗乾元二年春。当时围邺城的九节度使溃败，郭子仪退守洛阳，局势十分紧张，唐王朝为了补充兵力，便在洛阳以西至潼关一带强行抓人当兵，人民苦不堪言。当时杜甫正由洛阳经潼关回华州住所，把沿途所见写成“三吏”、“三别”。这组诗深刻地反映了封建国家、安史叛军和人民群众三者之间的复杂矛盾关系。杜甫支持平定叛乱力量取得胜利，但他看到的并非如此，于是他愤愤地指责政府残暴无能，对人民表示同情。这组诗深刻地揭示了这场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祸害，特别是精神上的痛苦，揭露了封建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利害冲突，不愧为一组辉煌的现实主义诗歌。
二、反映人民的生活和痛苦。杜甫笔下的人民是勤劳、勇敢和善良的。如《水会渡》的船夫形象十分气派，“大江动我前，汹若溟渤宽。篙师暗理楫，歌笑轻波澜。”杜甫很喜爱人民的淳朴和率直。如《遭田父泥，美严中丞》“叫妇开大瓶，盆中为吾取。”从中可见杜甫与人民群众的亲密关系。杜甫对人民的态度一贯是亲切、体贴的，总想去为他们帮一点忙，尽一份力。如《又呈吴郎》写在大历二年。杜甫借劝吴郎请他允许一个穷苦寡妇扑枣这样一件小事，联想到整个国家的大局。“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两句借寡妇的诉苦指出官吏们的征求是广大人民穷困的根源。而安史之乱以来持续十多年的战乱则是使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又一社会根源。这首诗表现了杜甫对劳动人民的体贴，反映了他与人民的亲密关系。杜甫不断探索造成人民贫困的原因，他认为一方面是由于开边的战争和军阀混战破坏了生产，造成人民的死亡；另一方面他认为主要是由于统治者的横征暴敛。如《枯棕》： “伤时苦军乏，一物官尽收”。《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是说朝廷里皇帝给群臣们的布帛，是穷苦人家、贫寒女子，一丝一缕辛辛苦苦织出来的，是官府用横征暴敛的手段抢夺来的，然后才进贡到城里的。无情地揭露了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之残酷。杜甫不仅深刻地揭露出贫富的对立，而且也指出不论丰收歉收，农民都得不到好处。当然，杜甫仍有他的阶级局限，他是封建阶级的知识分子，他不可能同情农民起义，也不能把社会进步的希望寄托在人民身上，给予人民的也只能是怜悯、哀叹而已。
三、热爱生活，描写日常生活。杜甫一方面注视着生活的阴暗面，并且毫不粉饰地揭露出来；另一方面又最善于发现生活中光明的、美好的、善良的事物，即使它们非常微弱，哪怕只是一丝憧憬、一线希望、一个萌芽，杜甫也不会漏过，而且用他那蘸满热情的诗笔将它们描绘出来。他以诗人的敏感和热情去待人接物，看起来非常普通的日常生活，一经他点化之后，无不诗意盎然。
1、杜甫对大自然具有特殊的敏感和热爱。他和春雨、秋花、细麦、娇莺都建立了亲切的朋友般的关系。如《春夜喜雨》、《舟前小鹅儿》等等。
2、杜甫的生活热情很高，他很善于安排自己的生活。如《堂成》、《江村》等。
3、杜甫对妻子、儿女的感情很深沉也很执着。在战乱中这种感情变得更加强烈。如《月夜》、《春望》、《北征》。
4、杜甫常常写到邻人。如《羌村三首》。
热爱生活是热爱祖国和热爱人民的思想的一个方面。只有热爱生活的人，具有对生活热情的人，才会对祖国、对人民有着执着的感情。杜甫正是一个热爱生活、希望自己有一个幸福家庭，也希望广大人民都得到这种幸福的人。他热爱生活中美好的事物，憎恶丑恶的东西，对政治弊端、对残害人民的军阀、官吏、乃至皇帝都敢于揭露抨击。
文/肖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