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逻辑的奴隶

我发现，人的社会性就是一种整体一致性，只不过因为缺乏可终极自圆其说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指导，通常很难在日常生活中被始终如一地正视，比如面对全球一体化的资源结构，理想化的分配模式是平均分配，但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具体操作通常过多强调现实性苟且，结果理想化的自由便荡然无存。

相对于现代化的焦虑，现在的部落文明则相对极尽恬淡自然于物质的按需分配，相对于发达文明的无度欲望，这些部落文明堪称无欲无求，再延及远古时代，很容易发现，随着文明进步，与语言文字相关的思辨水平的提高并不同比提升人的幸福指数，其逻辑内因在于，人的认知体系和作为认知对象的逻辑先在都有未被常识化厘清的整体一致性。

考虑到哲学与人生同质化的知行合一性，语言运用技术一旦成熟到让每个人都能终极自圆其说于无困于心，这种与资源分配相关的文明局限将以理想与现实之间差距得到终极调和而自然消失。

这样再结合常识化转向视角再看中西方文明之间的文化差异，既然中国传统文化因为具有朦胧的整体一致性而人化水平相对最高，那么在充分认清西方的逻辑认知与中国传统理认知具有异名同出的一致性情况下，中国传统道命题既然能统率理命题偶然实现个体性无困于心，那么高屋建瓴地统率一下西方哲学的逻辑命题，让西方人也史无前例以实现一下个体性无困于心，这其中的可能性显然就是对逻辑先在的一个正常解析而已。

我的哲学常识化转向理论就是这样利用中国传统道认知整体一致性的宏观优势与西方逻辑认知的精确性优势相互译而来，实际实现的，就是让人类集体实现无困于心的境界具有全部可行性。这既是我长期思考可知论终将战胜不可知论的努力结果，又是我常识化互译中西方思想精华的关键诱因。

狭义而言，如果基于创新认知演绎判定“诱因”是个方法论命题，诱变诱因的“内因”是个本体论命题，那么归纳诱因与内因之间与“形而上学”相关的诸多一致性之后，可得诸多有内在一致性关联的形而上的广义兼狭义的认识论命题，常识化发现这些认识论命题既内涵本体论认知，又包括方法论认知，也即任何认识论命题都由本体论和方法论同构而来之后，自然容易理解，这还是一个以自我意识为起点在持续泛化的终极认识论命题，终极思想自由于终极自圆其说和终极物理自由于物种永生，是因此可洞见的两个阶段性终点。

对于充满危机的生存环境而言，人的文明是否必然经历上述两个阶段性终点其实很不确定，比如人类提前灭亡的危机一直存在，其中就包括由人际互害伦理关系诱变的国与国之间的敌对状态，就是与资源分配关系相关的非终极理性行为——核大国一旦丧心病狂，便在理论上存在灭亡人类十几次的能量。

面对上述偶然性的确定性存在，人类要想展现自己的终极理性，便亟待哲学常识化转向于终极自圆其说于终极自律能力的常识化实现，这其实是一种终极知行合一追求，与语言文字运用能力的终极泛化相关，具体就是以主客观一致性的终极本体论为新的认知起点，把整体一致性的终极认识论追求知行合一地落在有因果一致性的终极方法论上面，实现了，人的与终极理性相关的完满主体性就实现了，人人都思想平等了，自然就不会再有奴隶式的病态快感存世。

由此可见，任何认识论命题都由本体论和方法论命题同构而来，而且这种同构属性的显化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建构在语言文字的形符与声符之上，因此差异化的形符与声符的表义机理对常识化解析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之间的一致性至关重要。

如果认为我这样解析哲学太专业，距离普通人的人生甚远，那就错了，因为哲学与人生一样，具有知行合一的一致性，所以人生不能以专业和非专业划分，哲学就不应该有专业与非专业区分，至少在超越了文明局限的终极理想化层面一定是这样的，不然人的文明就没有必要追求进步，混吃等死就好了。

因此请务必记住，知行合一地体味和建构由终极哲学指导的个体人生，是每个人的文明进步义务，只有每个人都积极履行好这个义务，再不会再有政治和宗教的愚民空间。

综上，作为社会性的整体一致性存在，任何人都没有当奴隶的义务，但真正取缔人的奴隶身份的，最终却只能是每个人终极自圆其说能力的自我实现努力，哲学在理论创新层面一旦常识化转向成功，将提供全部的现实可行性。